（三）啟蒙運動

  大正時期的政治思潮異常活躍，其內容大體可分為六類：國家主義和皇室中心主義思潮、民本主義思潮、極端國家主義思潮、無政府主義思潮、理想主義思潮、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思潮。

  （1）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思潮

  

  1906年1月初，桂太郎軍閥內閣辭職，第一屆西園寺內閣標榜「自由主義」，允許政黨結社自由。在這種策略影響下，早期社會主義者中合法主義幻想滋長。西川光次郎、堺利彥等分別組織「日本平民黨」和「日本社會黨」。不久，兩者合併為「日本社會黨」，1907年1月創辦《平民新聞》（日刊）。當時，日本社會黨正式成員雖只有200餘人，但「社會主義者」全國約有25000人。1906年3月，日本社會黨在東京領導了反對電車費漲價的群眾運動。此後社會黨威望大大提高，幾個月內黨員增加10倍，各地成立了15個支部。1907年2月的足尾銅礦大罷工在社會黨內部引起「策略論爭」。一派堅持合法主義，另一派以幸德秋水為代表，受無政府主義影響，主張「直接行動」（總罷工、暴動等）。

  工人運動和早期社會主義運動的激化使日本統治者愈加恐懼，西園寺內閣迅速丟掉「自由主義」的假面具。1907年2月22日，日本社會黨遭禁。4月14日，《平民新聞》亦勒令停刊，日本政府日益加強了警察統治。

  此後，日本政府對社會主義者的迫害逐漸加強。1908年6月22日，東京社會主義者集會歡迎在反對東京電車加價鬥爭中被捕的山口義三等人出獄。會後，群眾高舉紅旗，唱著革命歌曲走向街頭。50多名警察立即衝擊群眾，搶走紅旗，逮捕堺利彥、大杉榮等40人，這就是「赤旗事件」。

  事件發生後，軍閥勢力攻擊西園寺內閣軟弱。1908年7月，西園寺內閣辭職，桂太郎第二次組閣。1910年5月，日本政府又以捏造的所謂「陰謀暗殺天皇」的「大逆罪」，大肆逮捕幸德秋水等數百名社會主義者。次年1月18日，判處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次日又改判12名死刑、12名無期徒刑），另2名無期徒刑。24日，幸德秋水等就義。這就是「大逆事件」或稱「幸德事件」。此事件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美、英、法等國社會主義者及民主主義者都召開了大會，通電抗議，日本政府置之不理，悍然行刑。

  幸德秋水是日本早期社會主義的先驅者，少年時代參加自由民權運動，宣傳自由民權思想，因翻譯出版《共產黨宣言》被捕入獄，出獄後流亡美國。出獄後的幸德秋水接受了無政府主義思想。他的思想雖未發展到馬克思主義，但對日本統治階級堅持進行了揭露和鬥爭，對日本人民革命是有貢獻的。

  大逆事件以後，白色恐怖籠罩了日本，甚至連《昆蟲社會》這本書也因有「社會」二字而被抄沒。以殘暴著稱、專門監視進步人士、鎮壓日本人民革命運動的「特別高等警察」（「特高」）在「大逆事件」後的第二年（1911年）建立。

  大逆事件後比較活躍的社會主義者，是因「赤旗事件」等被判刑而躲過大逆事件之難的堺利彥、山川均、大杉榮和荒畑寒村等。但他們在出獄後，一般對形勢都持悲觀態度，無所作為。已達不惑之年的堺利彥於1910年9月出獄後，為了得到生活來源，辦起了以「代寫文章」為業的「賣文社」。賣文社為東京的社會主義者提供了聚會的場所，但他自己卻認為：「新的運動已不易掀起，剩下的少數同志莫如僅憑弔過去以謀求感情上的滿足。」大杉榮也說：「大逆事件以後，在最黑暗的反動恐怖中，運動已被完全鎮壓下去，不能不使人感到同盟已經消失或成為枯骨。」[12]

  1911年以後，形勢還是有所變化。1912年10月，大杉榮和荒畑寒村創辦了文藝思想雜誌《近代思想》。隨後的1913年至1914年，護憲運動出現高潮。大杉和荒畑從中受到很大鼓舞。1914年，大杉與荒畑決定《近代思想》停刊，改出「工人運動的機關報」月刊《平民新聞》。堺利彥也一方面繼續經營賣文社，一方面於1914年1月開始出版作為「賣文之機關刊物」的月刊《絲瓜花》。

  新聞界人士站在了運動的前列。早在西園寺內閣末期，《東洋經濟新報》《東京經濟雜誌》等進步經濟報刊就展開了「反對增師、批判藩閥」的論壇。桂內閣成立後，除部分官方媒體外，幾乎所有的報刊都登載批判藩閥的新聞報導。1913年1月17日，全國同志記者大會在東京召開，並通過了措詞激烈的「批判藩閥、擁護憲政」的決議。報刊輿論的大力宣傳，使民眾得到啟蒙，政黨受到監督，對運動的組織和動員發揮了重要作用。

  （2）民本主義思潮

  民本主義思潮是「大正德謨克拉西」的主要指導思想。它是大正時期民主運動的主流思潮，在整個運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民本主義」一詞的使用始於明治末期。大正初期，茅原華山、井上哲次郎、上杉慎吉和大山郁夫等人，將其作為專門性的政治用語，分別做出了不同的解釋。茅原華山認為，「民本主義」是與「貴族主義、官僚主義、軍人政治」等對立的政治思想，「民本主義以民為主體，以理與軍（理念與軍隊）為客體。軍為民而設，非民服務於軍」。[13]他主張推行自由貿易政策來實現民本主義。可以說，茅原華山是首倡民本主義，並以先行者的姿態活躍於政治舞台的。1913年，井上哲次郎在《東亞之光》雜誌上發表了題為《國民思想的矛盾》一文，針對民本主義是否危害憲法及君權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自古以來就有「民為邦本，固本寧邦」之說。他將增進民眾的福利、以人民為本的政治精神稱作「民本主義」，民本主義可以調和君主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矛盾。由此可見，井上哲次郎在君權與民主的對峙中，將民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對策或調和矛盾的手段。與此相反，上杉慎吉是站在主權論和國家主義的立場來論及民本主義的。他在《民本主義和民主主義》一文中認為，「君主道德的根本意義」就在於民本主義，日本歷代天皇都注重民本主義。既然君主之道在於「民本」，所以不必將國家組織的形式以民主形式固定下來。大山郁夫在反對寺內正毅內閣所標榜的「舉國一致」論時提倡民本主義。他認為，「真正的舉國一致，是從國民利害的迫切意識中產生的，其意識又是通過普及國民的參政權以及使之承擔管理國家的共同責任之後才得以形成的」。[14]其民本主義論的核心內容包括批判寺內正毅內閣的非立憲政策，提倡擴大民眾的參政權，主張實現議會政治。上杉慎吉則竭力將民本主義與天皇主權說相融通。

  雖然對民本主義的理解有上述多種，但是，賦予民本主義以體現時代精神的解釋，並對「民本主義」系統地進行理論闡述的人，卻是吉野作造。

  「民本主義」這一用語並非自吉野作造始，在此之前，在與貴族主義、官僚主義、軍人政治對抗時也經常被人使用。但是，吉野所說的「民本主義」，在與「天皇機關說」相輔相成方面，作為日本型「德謨克拉西」的實踐思想，有其特定的含義。[15]

  吉野作造是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大正民主運動的著名理論家，早年留學歐洲。吉野在1914年3月號的《中央公論》發表了《論民眾的示威運動》，根據在歐美各國的見聞，評價了民眾的勢力，論斷了在日本實行「民眾政治」的可能性。這時正值第三次桂內閣因護憲運動而垮台不久，也是護憲運動因西門子事件[16]而再度高漲的前夜。

  1915年6月，吉野作造在《歐美現狀的發達及其現狀》一文中，首次將自己的思想概括為「民本主義」。他指出：「我主張近代政治的理想，在於保證最高最理想政治價值之最大限度的實現。因其中最顯著的特徵在於重視民眾的意向，所以我賦予其以民本主義之稱謂。」[17]

  1916年1月，吉野在《中央公論》上發表了論文《論憲政之本義及其完成至善至美之途徑》，在這篇文章中，吉野集中地論述了「憲政」及作為憲政精神基礎的民本主義及議會政治等問題。可以說，這篇論文是大正「德謨克拉西」的經典之作，也是吉野作造的有關民本主義理念之集大成。在這篇文章中，吉野所說的民本主義，就是要重視「法理上的主權在憲法中是屬於天皇的」這一日本的特殊性，要通過人民在政治上實現「德謨克拉西」來完成國家主權活動的基本目標。所以，按照吉野的見解，「德謨克拉西」的含義與主權在法理上屬於人民的民主主義是一樣的，即政策取決於「一般民眾的意向」，政治的目的是「為一般民眾謀福利」。[18]此外，他還不斷地發表文章，闡述自己對時局的看法。一戰後，面對國內激烈的階級鬥爭形勢，吉野作造對自己的「民本主義」理論體系也做過策略上的調整，使其更加注重實際內容。

  吉野在1919年2月號的《中央公論》雜誌上，發表了長篇論文《擴大選舉權問題》，為普選運動提供了理論，並於4月修訂出版了《普選論》一書。學生和工人根據吉野的理論展開了普選運動，使1919至1920年出現了民本主義時期。

  吉野作造所主張的民本主義思想中的民主有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一是「國家在法理上屬於人民」；其二是「國家主權活動的基本目標在政治上屬於人民」。吉野將第一種含義命名為民主主義。吉野認為這種民主主義在日本是難以通行的，而民本主義則可通行。在稱謂上，二者雖然很相近，但由於民本主義迴避了民主主義與君主主義在法理上的衝突，所以客觀上緩和了兩種政治派別的對立，為改革專制主義提供了可能性。

  吉野認為，平民主義主張平民與貴族對立，民主主義主張主權在民，都不適用於君主國日本，而只有他所主張的民本主義才適合日本的國情。所謂民本主義，吉野認為就是「政治上行使主權的基本目標在於人民」，即國家活動的目標在於為人民群眾謀福利，以及決定政策的依據是民眾的意向。在不否定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張憲法應具有保障人民權利、三權分立、民選議院等內容。指出在由封建特權階層掌權的國度里，雖為世界形勢所迫公布了憲法，但未能實行憲法應有的基本原則，也不能用立憲思想來解釋憲法。因此，吉野主張改善議會政治，由人民監督議員，由議會監督政府，在明治憲法體制的框架內，建立政黨內閣和實行普選制。吉野的民本主義屬於合理的改良類型，反映了中小資產階級的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專制統治，延續了護憲運動的傳統，受到中小資產階級和中間階層市民的廣泛支持。

  吉野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尊重一般民眾之利益與意向」的「民本主義」，而作為實現這一理想的政治形態，則要求由「兩大政黨對立」而形成「政黨內閣制」。吉野的主張以「一般民眾之利益」作為政治理念的中心，得到了平民百姓特別是學生的共鳴，也得到了以「政黨內閣制」為理想的政治形態的政黨的支持。吉野從正面向官僚軍閥的政治統治挑戰的政論，在日本政治史上具有開拓性的劃時代意義。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思潮，在大正時期整體政治思潮中居於主流地位。他的「民本主義」思想，很快成為大正民主運動的指導思想。由於他的思想代表了廣大中小資產階級及廣大民眾的利益，所以「民本主義」思想能夠團結民眾。由於「民本主義」巧妙地迴避了「國家主權所在」的問題，因而能避免與天皇制及明治憲法的正面衝突，其主張能夠得到統治者的認可，所以「民本主義」獲取了最大的政治實效。就「民本主義思潮」在大正時期政治思潮中的地位及作用而言，在戰前日本社會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可以說，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的要求也為二戰後日本民主改革奠定了戰前基礎。

  吉野作造以基督教博愛主義及人道主義精神來觀察社會問題，以「民本主義」儒學概念來嫁接西方民主原理與現行政治體制。他始終站在體制之外，以自己的思想言論指導大正民主運動，保持著人格的獨立性與同一性。他以輿論參政和輿論干政的方式關注政體改革，從而引導國家向良好的方向發展。吉野作造通過報刊、雜誌及「演說會」向廣大民眾宣傳自己的思想。他創辦或直接參與的思想團體有黎明會（1918年2月）、東大新人會（1918年12月5日）及全國學生促進普選同盟（1919年2月11日）等。在一定意義上講，他所領導的大正民主運動既是自由民權運動的繼續，又超越了自由民權運動。因為大正民主運動是推動歐美政體模式在日本真正實踐的歷史過程，並取得了一定的實效。吉野作造始終以大學教授的身份與政界保持著距離。他以「民本」理念引進西方民主思想，並認為「民本主義」與君主制可以兩立。他的參與意識、對信念的執著、觀察問題的敏銳及其獨立性，構成了其獨立人格的外在表現。

  但是，吉田作造的民本主義，即使在他的《論憲政之本義及其完成至善至美之途徑》一文中，也沒有回答在法理上主權屬於誰的問題。也就是說，他迴避了作為主權論最大課題的「主權是屬於人民還是君主」這一問題。正如上杉慎吉所指出的那樣，「他的這篇論文，是想通過君主親政來完成民本主義」。[19]

  在吉田作造首倡的民本主義思想的影響下，大杉榮和荒畑寒村等社會主義者，在1915年10月再次出版了《近代思想》，堺利彥也於1915年9月創刊了作為「社會主義運動的機關報」的《新社會》。

  但是，1916年1月，山川均打破了6年的沉默來到東京，加入賣文社，參與編輯《新社會》。他在1917年3月號的《新社會》上發表了題為《建於沙灘上的民主（評大山郁夫的民本主義）》的論文，此後至1919年共發表論文十餘篇，對以吉野作造為中心的民主論展開了批判。山川均指出，吉野所主張的民本主義是「以現行憲法為永久既定之事實，並由此出發的」。山川均認為：「不承認人民是最後的主權者的所謂『來自人民並為了人民的政治』，雖然有可能是君主恩賜給人民的善政，但絕不可能是人民的主張。」[20]

  「大正德謨克拉西」在第一次護憲運動發生前後，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美濃部達吉發表了《憲法講話》一文，用「國家法人說」的理論對《明治憲法》做出了新的解釋。他反對當時通行的穗積八束、上杉慎吉等人的「天皇主權論」觀點，認為一國主權屬於國家，而不屬於天皇，天皇只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機關行使統治權，其權力的行使須依據內閣的意見，內閣則須對議會負責，議會是直接以憲法為根據的國民代表機關。美濃部達吉在這裡是用資產階級君主立憲說，解釋專制主義憲法，旨在肯定、擴大議會的權能，提高立憲政治的地位。結果，美濃部的這種「天皇機關說」取代了「天皇主權說」，風行一時。1920年代天皇機關說得到公認，美濃部「君民共治」的主張，得到廣泛共鳴，成為大正民主運動及政黨政治的理論根據。

  大正時期，作為知識分子與民眾相接觸的手段之一，更多地依賴大學和報刊、雜誌等宣傳媒體來完成啟發民眾的任務。如自1918年起，日本的出版業迅速發展，到1920年左右出現高潮。1920年初，長谷川如是閒、大山郁夫等人創辦《我們》《改造》《解放》等雜誌，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也在此前發行了個人雜誌《社會問題研究》。這些雜誌與歷史悠久的《中央公論》《東洋經濟新報》等雜誌一起，在廣大知識分子中間發揮了啟蒙作用。《改造》《解放》等左派雜誌在20多歲的青年、學生中間影響最大，而具有自由主義性質的《中央公論》則受三四十歲的人青睞。

  據內務省1922年5月調查的有關《最近出版物的傾向與取締狀況》記載，每月出版4次以上的報紙與每月出版3次以下的雜誌的增加狀況，報紙為1915年600種，1917年666種，1918年798種，1920年840種，1922年908種；雜誌為1915年1040種，1918年1442種，1919年1751種，1920年1862種，1922年2236種；（主要論及思想及勞動問題的）單行本為1917年21種，1918年49種，1919年190種，1920年220種。[21]這既反映了大正時期文化思想的活躍，也是政治民主化成果的一個標誌。

  長谷川如是閒、三浦一銕太郎、石橋湛山等為代表的一批進步知識分子通過報刊、雜誌展開了反對專制主義統治和軍國主義的活動，特別是石橋湛山，長期堅持反對軍國主義和反對侵略中國的立場，發表了許多文章。石橋湛山所主持的《東洋經濟新報》，就日本的內外政策發表過一系列主張：諸如政治上實行普選制、經濟上實行自由開放、國防上實行小軍備主義、教育上廢除官學特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