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普選、護憲運動

  日俄戰爭以後，日本開始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與其他帝國主義相比，日本是一個既具軍事性、又具封建性的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國家。

  隨著日本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軍部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在政治領域，軍隊占有特殊的地位，軍事部門自成體系，直屬天皇；軍隊的有關作戰、軍令事項，行政部門不得干涉；陸、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軍官充任並有「帷幄上奏」權，還可以操縱內閣，左右國政。因此，日本的國家機器必然在軍部的把持下對人民實行軍國主義的統治。

  一方面，日本政府通過各種途徑對國民進行所謂「愛國主義」教育，用武士道精神「武裝」國民的頭腦；另一方面，用暴力手段對人民實行法西斯統治。對內從政治上和思想上壓制民眾的覺醒，對外鎮壓殖民地的民族運動，朝著強化反動體制的方向越走越遠。

  與此同時，和藩閥官僚、特權資產階級及軍部對立的中間勢力也在成長。日俄戰爭後日本政府推行的以增稅和擴軍為中心的財政經濟政策，迎合了特權資產階級的利益，但違背了一般資產階級和中間階層的利益。對此，非特權資產階級與中間階層開始提出自己的要求加以抵抗。

  明治末期，日本小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分子建立了普選聯合會，提出《普選請願書》。代表地方非財閥資本利益的「商業會議所聯合會」曾領導過全國性的反對增稅運動。隨後出現了反對紡織品消費稅運動和反對營業稅運動。這些運動都反映了非特權資產階級的經濟要求。

  資產階級為了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在政治上亟需實現普選，知識分子和市民也有如此要求。1910年以商業會議所為基礎選出的議員，和三菱系統的憲政本黨聯合成立立憲國民黨，掀起了反政府運動。與此同時，國會議員連續3年向眾議院提出《男子選舉法》，這一議案也集中反映了非特權資產階級和城市中間階層，即知識分子以及普通市民參加選舉的政治要求。該議案受到政黨內新生政治勢力議員的支持，並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但眾議院通過的這一「普選法」在貴族院被否決。這說明在政黨內，與藩閥官僚和壟斷資產階級相勾結的一派與代表非特權資產階級以及中間階層的新生政治勢力之間存在著尖銳對立。

  

  第三屆桂太郎內閣的成立，成為大規模「護憲運動」的契機。早在桂內閣成立之前，政友、國民兩黨的中堅、少壯派議員和新聞記者就成立了以「打破閥族，擁護憲政」為目的的憲政擁護會。此後，「打破閥族，擁護憲政」的運動迅速向全國擴展開來，形成了空前的政治風潮。

  在這種形勢下，桂太郎企圖組織自己的政黨以維持政權。他依靠三菱財閥的援助，收買一部分國民黨成員，成立了一個由90餘人組成的立憲同志會。在1913年2月的國會上，政友會、國民黨兩個政黨連續兩次聯合提出了內閣不信任案。桂太郎試圖解散眾議院，輿論譁然，數萬群眾包圍國會。憤怒的群眾與警察、憲兵發生衝突，襲擊官方報館26家，放火燒毀警察派出所48處，破壞38處，形成了大規模的政治暴動，並波及到大阪、神戶、廣島等地。[6]在任僅53天的第三屆桂內閣被迫宣布總辭職。這就是第一次護憲運動。

  表1.1 第一次擁護憲政運動年表[7]

  第一次護憲運動是「大正德謨克拉西」運動初期，人民群眾第一次提出既定政治目標而行動，並最終打倒內閣的最重大歷史事件，在日本政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這次運動提出了「打破藩閥、擁護憲政」的口號，是一次以打倒絕對主義專制政治，建立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為目標的民主運動。具體內容雖然只局限於反對軍閥專權（廢除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反對詔敕政策），即批判無視議會的絕對專制，但是基本上還是屬於資產階級改革。

  護憲運動的主體，尤其是參加示威遊行的群眾，是沒有組織的城市下層民眾，而不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所以一般採取比較過激的暴動形態，但也並非肆意而為的無組織行為。新聞雜誌等輿論界、政黨的院外團體以及基層組織是這次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由進步的新聞工作者和政黨的非主流自由主義政治家組成的「憲政擁護會」發揮了一定的統一領導作用。

  此後，普選運動從未間斷，但其範圍只局限在中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自由主義者中間，尚未形成群眾運動。「米騷動」之後，普選運動才形成了以工人為首的有廣泛群眾參加的運動。

  1919年2月11日，為紀念憲法頒布30周年，全國學生同盟2000餘人在東京舉行「普選遊行」，3月1日，在日比谷公園召開促進普選國民大會，與會民眾達5萬餘人，1萬人到國會議事堂遊行，宣告「民本主義是時代的潮流，君民共治必須真正徹底」，出現普選運動的第一次高漲。《東洋經濟新報》在《日本最早的大示威運動》的社論中指出「這次一般群眾的政治示威」，「在我國政治運動抑或一般社會運動中開闢了一個新紀元」。[8]

  正因為如此，1919年12月12日，在東京召開了全國普選大會，會議口號是「獲得選舉權是社會改造的第一步」。翌年1月31日，以普選期成同盟會為首的42團體成立了「全國普選期成聯合會」。2月10日，全國勞動者團體聯盟主持召開普選演講會，11日，普選期成同盟會主持的普選促進大會和普選期成治警廢除關東勞動同盟主持召開爭取參政權民政大會，約3萬多人參加了示威遊行。新婦女協會也提出了婦女參政權要求。

  在這種形勢下召開的議會，把普選問題列為最重要的議事日程。在野的憲政會、國民黨、新政會以及無所屬團體「普選實行會」，都分別提交了選舉法修正案。這也是大正時期第一個普選法案。

  修正案要求廢除納稅資格規定，但是，執政的政友會反對這一普選修正案。因為政友會的地盤是農村的自耕農，而這些自耕農的大部分人符合上屆議會通過的「納稅3日元以上者」的條件，如果廢除了這一納稅資格規定，新增加的選民大都是作為憲政會基礎的城市市民，這顯然是對政友會不利而對憲政會有利。首相原敬出於對本黨利益的考慮，也反對這一方案，並以此為藉口解散議會。在1920年5月舉行的大選中，政友會以279議席的絕對多數獲勝。

  1921年11月4日，原敬首相遇刺身亡，日本政黨政治夭折。加藤友三郎組閣伊始，新聞記者便與在野黨聯合，召開擁護憲政大會，要求實行普選的呼聲日益高漲，在各地出現了普選團體，繼續向議會提出普選法案。加藤內閣被迫設置普選調查會，開始作實施普選的準備。

  1923年8月，加藤內閣總辭職。藩閥、海軍大將山本權兵衛組閣。山本內閣趁關東大地震之機，一方面公布了《維持治安懲罰條例》，推行進一步強化鎮壓體制的治安立法，一方面採取一些諸如實行普選、允許日本工會組織向國際勞工會議派代表等改良政策，其目的是防止階級鬥爭激化、孤立社會主義、調和藩閥官僚與政黨的對立，謀求建立新的統治體制。

  在這種形勢下，發生了以實施普選、建立政黨內閣為目標的第二次護憲運動。1924年1月2日，即天皇指令清浦組閣的那一天，東京、大阪的15家報社代表集會，宣告「我們希望組織立即實行普選的內閣」。[9]隨後，1月18日，政友會的高橋是清、憲政會的加藤高明和革新俱樂部的犬養毅這三個政黨領袖舉行會談，成立了護憲三派聯合陣線。20日，三派協議會制定行動綱領：「確立政黨內閣」「否認清浦內閣」「制止特權勢力的專橫」「採取統一行動」等。他們在東京、大阪等大城市召開了擁護憲政國民大會，提出「實施普選」「建立政黨內閣」「改革貴族院和樞密院」等口號。

  護憲三派聯合後，1924年1月末議會解散，展開了長達三個多月的選舉戰。選舉戰開始以後，各政黨之間互相攻擊的態勢愈演愈烈。憲政會於2月2日就解散議會問題發表聲明，指出「貴族院內閣違反憲法精神」，「將會引起可怕的階級鬥爭」。清浦首相在2月12日召開的地方官會議上說，政友會、憲政會和革新俱樂部形成的護憲三派的言行，是「煽動階級鬥爭，滋生社會糾紛」。[10]

  對大多數選民來說，是希望實行政黨內閣與普選。護憲三派的候選人採取「聯合作戰」的方式，與政府派和政友本黨形成針鋒相對的態勢，結果大獲全勝。5月10日，憲政會由解散時的103席激增至151席，成為第二大黨，政友會100席，革新俱樂部30席。護憲三派在第15屆眾議院選舉中獲得了464個議席中的282個議席，占據了議會的多數席位，而支持清浦內閣的政友本黨只占116席。[11]失敗了的清浦內閣6月7日總辭職，為護憲三派成立政黨內閣鋪平了道路。

  在這一新形勢下，元老西園寺公望把議會中的第一大黨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作為下屆內閣首相推薦給天皇。6月9日，第一大黨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受命組閣。11日，加藤首相成立了由護憲三派組成的護憲內閣。

  護憲三派內閣成立之前的打倒清浦內閣的運動，就是第二次護憲運動。與第一次護憲運動相比，這次運動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運動的要求進一步提高。第一次僅僅主張改革文官任用令和軍部大臣武官制，而這次運動明確提出了建立政黨內閣、實行普選、改革貴族院的要求。作為民主運動，這無疑是前進了一大步，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第二，運動領導者也有所變化。第一次運動是由自由主義記者和政黨人士組成的憲政擁護會掌握領導權，帶有一定的民眾自發性；這次則完全由護憲三派掌握領導權；第三，運動的形式發生了變化。第一次運動時，群眾包圍議會，甚至實行暴動，迫使內閣辭職。而在這次運動中，護憲三派儘量抑制群眾運動，甚至避開議會內鬥爭。結果群眾沒有單獨提出要求，完全被護憲三派所控制和利用。由於缺乏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使第二次護憲運動必然帶有較大的局限性。但是，第二次護憲運動的成效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主要體現在從此日本出現了日本式政黨內閣，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政黨內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