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戰前的日本政治體制 一 戰前日本政黨的興起 （一）日本政黨的起源

  戰後日本的多數政黨，追根溯源，大都發端於戰前。

  1868年，明治政府推翻德川幕府封建統治之後，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此後，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資產階級改革，這就是「明治維新」。但是明治政府的改革很不徹底，保留了諸多封建和半封建因素。其中，大資產階級、大寄生地主階級與農民群眾和中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對立成為當時的主要矛盾。自由民權運動就是在這種社會矛盾背景下產生的。

  自由民權運動的產生與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也有著密切的關係。明治政府在發展資本主義的同時，大量吸收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這些西方文明，既有英國的功利主義，也有法國的天賦人權論等自由民主思想。在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下，以板垣退助等人為代表，在日本興起了一場以天賦人權思想為依據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自由民權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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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政黨的發端，肇始於自由民權運動。1874年（明治七年）1月12日，由因倡議征韓論失敗而下野的四參議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島種臣，以及從歐洲考察議院制度回國的小室信夫和古澤滋等組織了「愛國公黨」，這是日本最先成立的政黨。[1]

  板垣退助等人之所以採用「公黨」一詞，是當時的士族自負以天下政治為己任，標榜與此前以爭奪政權為目的的「私黨」或「朋黨」有所區別。嚴格說來，從當時的黨員構成來看，因多屬士族，所以愛國公黨還不能算是「現代政黨」，而屬「名望家政黨」的性質。正如歐美的政黨是從「名望家政黨」轉化為「現代政黨」那樣，日本政黨的最初形態也是一種「名望家」士族階層，是為了對抗掌握政權的政府而組織的一種政治性俱樂部，後來才發展為現代政黨的形式。

  愛國公黨在宣告成立的《本誓》中發表了關於權利的宣言，強調說：「天之生斯民也，即賦以不可移易之通義權理。此通義權理，乃天所均賜人民者，不可以人力移奪者也。」指出「我國數百年以來，封建武斷之制，以其民為奴隸之餘弊，尚未全部消除」，「苟不由此改正，則欲揚我國威，富我國民，焉能得哉？」[2]愛國公黨打算以「通義權理」為跳板，引導「奴隸」之「民」走向「愛君愛國之道」，成為「自主自由、獨立不受壓制之人民」。利用這樣產生出來的國民力量，實現「揚我國威，富我國人」的富國強兵。

  1月18日，愛國公黨以8人的名義向左院提出《建議設立民選議院建白書》。建白書的宗旨是「鼓舞天下士氣」，引導「馴服」的人民走向「維持、振興天下之道」；要求設立「民選議院」作為人民參政的場所；制定「定律」（憲法），以確定以參政權為核心的「通義權理」，從而阻止「有司恣意橫行」。這裡所說的民選議院，「不外是整頓與完善原來由各藩推選議員的議院體制，試圖擴大解釋《五條誓文》的內容而已」，「既非由此建立新的議院，又非立即普及人民直接選舉代表的權利，而只是使士族與豪農、豪商暫時單享此項權利而已」。[3]

  愛國公黨的《建議設立民選議院建白書》，在日本啟蒙思想家中引起很大反響，他們對建白書紛紛提出了各自的見解。這些反響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以明六社成員加藤弘之所代表的尚早論；另一種是津田真道所代表的贊成論。加藤弘之認為，在「開化未全之我邦」設立民選議院為時尚早；津田真道則認為，設立民選議院，目的在於促進開化，振興「國家之元氣」，從而振作「國威」，這和愛國公黨建議設立民選議院以「鼓舞天下士氣」的意圖是一致的。

  在禁止結社的日本組織起來的愛國公黨，明確提出了由人民選舉的代表組成立法機構。儘管這裡所指的人民還只是「豪農、豪商和士族」，但仍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當《建議設立民選議院建白書》被政府拒絕時，自由民權運動這一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便以此為導火線發展起來。

  愛國公黨約歷時半年，便因政府的鎮壓而被迫解散。1874年2月，愛國公黨發起人之一江藤新平因「佐賀之亂」[4]被判處梟刑。同年4月，板垣退助等人回到故鄉高知縣創立了「立志社」，作為推動自由民權運動的主體。1875年2月，以立志社為核心，各地政治團體匯集於大阪，建立了「愛國社」。《愛國社協議書》稱：「今日召開此次會議，經過互相研究和磋商，欲以伸張各自的自主權利，盡人類應盡的義務，小則保全一身一家，大則維護天下國家之道，增進天皇陛下的尊榮與福祉，使我帝國與歐美列國並峙屹立。」[5]

  日本政府對愛國社的成立及其活動有所畏懼，為瓦解自由民權運動，勸誘板垣退助再度入閣任參議。板垣入閣後不久，愛國社解散。1878年4月，自由民權派決定以立志社為核心重建愛國社。9月11日，在大阪召開了重建愛國社第一次代表大會，有數十人參加，他們大部分是舊愛國社的有關人員。《復興協議書》也與舊愛國社的「協議書」基本一樣，沒有要求開設國會和自由民權的字樣。1879年3月，在大阪召開了第二次大會，由來自18個縣21個社的80餘名代表參加，其中絕大多數是九州和四國的士族結社的代表。

  1879年9月，愛國社又在大阪召開了第三次全國大會，由19個社的代表參加。會議決定在第四次大會前擬出開設國會的請願書，要求開設國會的請願運動很快在全國範圍內展開。1880年3月15日至4月8日，愛國社在大阪召開第四次大會，全國2府22縣的114名代表參加了會議。與會代表決定這次大會改稱「國會期成同盟」第一次大會。大會向日本政府遞交了《開設國會請願書》，提出擴大資產階級民主、確立政治自由等要求。該請願書雖遭政府拒絕，但引起全國性請願活動的高漲。據統計，僅在1880年1年內，各地提交的建議書、請願書就有85件，全國34個縣的24.6萬人在上面簽了名。

  在這種形勢下，國會期成同盟和全國各地的政治團體有了很大發展。1880年11月10日，國會期成同盟在東京召開大會，加入同盟的人數達13萬餘人，大會決定以人民的實力爭取開設國會。可以說，這是日本真正意義上政黨的起源。[6]因為參加這次大會的不僅限於國會期成同盟的人，所以這次會議不叫同盟第二次大會，而稱為大日本有志公會。[7]在這次會議上，有人曾提議建立自由黨，但以幾票之差被否決。接著，在同一時期召開的愛國社會議上，代表們提議解散愛國社而成立新黨。進入12月，制定出《自由黨建立盟約》4條，可以認為這是自由黨的起步。但是，各派對立和競爭使黨首和組織都沒有確定下來。自由黨名副其實的正式建立，應該說是在1881年10月。

  隨著國會期成同盟等民權派開設國會的要求不斷高漲，引起政府內當權派的意見分裂。參議伊藤博文主張採取漸進方式，而參議大隈重信因受福澤諭吉的影響而主張立即開設，兩派對立日漸加深，結果1881年10月，以大隈重信為首的少數派被逐出政府，確立了以伊藤博文為中心的薩長藩閥政權。這次政局動盪及同一時期一系列人事更迭，被稱為「明治十四年政變」。

  這次政變後，政府立即發布詔書，允諾1890年開設國會，用以緩和輿論。為此，在野各團體立即著手組織政黨，以備將來參加立憲政治。1881年10月1日，到東京參加有志公會會議的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中島信行等人開會，決定成立自由黨，隨後著手起草組織條例。10月18日召開自由黨成立大會，會上通過了《自由黨盟約》和《自由黨章程》。自由黨的成立，在日本近代政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可以說，從自由黨成立起，日本才有近於完備的正式政黨。[8]

  在當時農民占八成的日本社會，報紙是擴大政黨勢力的主要武器。自由黨黨報《自由新聞》創刊於1882年6月，每年度發行量超過100萬份，作為一個政黨的報紙，這樣的發行量在當時還是相當可觀的，當時最大的報紙《讀賣新聞》也不過500萬份左右。

  自由黨成立不久，就遭到日本政府的鎮壓。1882年2月，福島縣令三島通庸到任伊始便對其心腹說：「我是從政府秉承三項密令來赴任的，撲滅自由黨為其一，援助帝政黨為其二，修築道路為其三。」[9]

  1882年6月，日本政府為鎮壓自由民權運動和自由黨，對《集會條例》作了修改，加重了懲罰的條款，規定集會不得「公開議論政治」，並下令解散政黨社團。1883年4月修改的《新聞報紙條例》，命令報紙發行人交納保證金；因報刊的報導而犯罪時，報刊員工及負責人均按共犯處理。

  自由黨成立之後，經過1年多的活動，加深了同下層農民和中小商品生產者的聯繫，得到顯著的發展。但政府懾於其激進的政策，採取了鎮壓和懷柔的兩手政策。在這一政策面前，自由黨領導人中開始出現動搖甚至脫黨現象。首先是自由黨領導人板垣退助和後藤象二郎。在伊藤博文和外相井上馨的勸誘下，板垣和後藤決定出國曆訪歐洲，從而引起黨內的堅決反對，導致黨內分裂，黨的機關報《自由新聞》編輯部長馬場辰豬等人為此憤然脫黨，板垣作為自由民權運動象徵的形象也大受影響。

  板垣的出國，是政府蓄謀分裂自由黨領導層的策略。板垣出國前留下的《漫遊歐洲宗旨書》強調「今日為農閒之時」，認定「我黨所謂國家多事之秋不在今日」，並預計「我國形勢愈益危急、愈益緊蹙之時，應在他日」。[10]但是，就在板垣出國的1882年11月10日，政府在福島縣襲擊了自由黨的基層組織，給自由黨的組織以致命的打擊。

  在政府軟硬兼施的政策下，自由黨內部發生對立與分裂。上層領導幹部改良主義色彩漸濃，下層黨員日益激進化，黨內分為左右兩派。與此同時，明治政府趁機挑撥自由黨和立憲改進黨的關係，激化兩黨的對立。

  1883年6月，板垣和後藤回國。但他們沒有針對政府的鎮壓行為採取相應措施，而是認為當時那樣搞民權運動的做法已落後於時代，主張在必然到來的立憲制下，要「上下合作」「官民協調」。這說明自由黨領導層的方向已經發生變化。如果說政府是朝著建立立憲制度每日每月都在前進，那麼自由黨則在逐日逐月地倒退。回國後的板垣，未能收拾黨內外的混亂局面，自由黨面臨分崩離析的危機，朝著解散的道路上走去。

  由於政府種種鎮壓和黨內紛爭，自由黨領導人決定解散自由黨。自由黨從正式成立起，到1884年10月29日解散止，正好存在了3年，黨的總理始終是阪垣退助，解散時黨員也不過2200餘人。[11]而且，自由黨成立的目的是為響應政府詔書的號召，為開設國會進行政黨活動，而不是想把自由民權運動進行下去。自由黨是由中小地主、富農、非特權工商業者和士族出身的激進知識分子、民權主義的代表、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組成的全國性政黨，其綱領是謀求擴大自由、保障權利、增進幸福、改善社會，為確立良好的立憲政體而努力。但由於自由黨內包括各個階級和階層的人物，所以黨內思想也是各種各樣的，既有人主張包括武裝起義在內的反體制運動，也有人主張通過武力侵略亞洲，還有人主張應參加到政權中去。

  1882年4月，自由民權人士中的漸進派推舉被逐出政府的大隈重信為總理，成立「立憲改進黨」。如其名所示，該黨不希望進行激進的變革，主張漸進的政治改良。其成員多半屬於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主要地盤在城市，包括城市工商業者、地方大地主、知識分子和三菱之類的大資產階級，提倡採取英國式的政治理論及制度，堅決反對自由黨主張的共和政體，要求實行限制選舉、兩院制和政黨內閣制。

  應該說，改進黨在反對藩閥政府的鬥爭中，與自由黨的目標是一致的。建黨初期，在有關日本對外關係問題上，自由黨和改進黨都主張實行和平中立政策，反對日本侵略中國和朝鮮，兩黨的立場也是基本一致的。

  自由黨和改進黨的建立，奠定了後來日本兩大政黨的基礎，標誌著戰前日本兩大資產階級政黨體系的形成。兩黨成立之初，為對抗自由黨和立憲改進黨，在伊藤博文等的授意下，由福地源一郎等人組成「立憲帝政黨」，參加者多為政府官員、舊士族和大地主等保守勢力，對自由黨和立憲改進党進行攻擊。該黨聲稱其主張和內閣方針完全一致，所以被稱為「御用政黨」。翌年，按照政府的旨意，立憲帝政黨宣布解散。

  1884年10月29日，自由黨在大阪召開了解散黨的大會。在建黨3周年的紀念日，自由黨結束了僅有3歲的歷史。自由黨解散後不久，改進黨亦因內部不統一，總理大隈重信和副總理河野敏鐮於1884年12月脫黨，至此，立憲改進黨實際上也處於解散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