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資產階級政黨的發展

  自由民權運動雖遭受挫折，但為運動的再度興起創造了條件。1884年，政府為了確保克服通貨膨脹以及擴張軍備的財政資金，頒布了《地稅條例》。這項條例廢除了在地稅改革時規定將3%的地稅率（1877年減為2.5%）減輕至1%的條款，還廢除了第6年將修改地價（第6年即1880年，屆期又後延5年）的條款，使地稅率永遠固定為現行地價的2.5%。許多在通貨緊縮過程中因負債而喪失土地的豪農和自耕農強烈要求減輕地稅，準備發動新的運動。城市中的學生則形成了一個新的知識階層。要求減輕地稅的農民和感覺敏銳的學生，寄希望於1890年即將開設的國會，開始發揮新的活力。

  自由黨解散後，其系統內部成員於1886年10月召開了全國有志者懇談會，會上各派擯棄前嫌，以「求大同存小異」為宗旨，號召各派聯合起來，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統一的反政府運動，其目的在於重建已遭挫折的自由民權體制，把政府即將開設的國會轉變為自由民權的國會。1887年在全國範圍開展了以「言論自由」「減輕地稅」「刷新外交」等三件大事為中心的建議運動，使自由民權運動大有復興之勢。

  1887年5月，民權派在大阪召開全國志士懇親大會，與會者203人，板垣退助也從高知前來參加會議。同年10月，原自由黨領袖後藤象二郎組織了「丁亥俱樂部」，號召舊自由黨和改進党進行「大同團結」，逐漸成為運動的領導者。對此，明治政府於1887年12月26日公布了《保安條例》，以「陰謀內亂」「妨礙治安」等罪名，把片岡健吉、中江兆民等570名民間政治活動家逐出東京，片岡健吉等15人被判刑。與此同時，政府對自由民權運動採取了分化政策。首相伊藤博文給原自由黨總理板垣退助、副總理後藤象二郎和原改進黨總理大隈重信敘伯爵，讓他們加入華族。他們三人先後同意受爵。翌年2月，大隈重信入閣出任外相，大同團結運動逐漸分裂。不久，後藤象二郎也加入黑田清隆內閣（1888.4.30—1889.10.25）。後藤象二郎入閣後，日本政黨完全陷入小黨分立狀態。大同團結運動分裂為大同俱樂部和大同協和會，前者集中於關東，後者分散於全國各地。明治初年以來的民主運動由此轉入低潮。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2月11日，日本政府頒布了明治憲法。頒布憲法的敕語聲稱：「帝國議會以明治二十三年（即1890年）召集之。」但是，一手制定憲法的政府卻對議會採取所謂的「超然主義」。憲法公布後的第二天，即1889年2月12日，黑田清隆首相在地方官會議上發表演說時稱：「政府必須常取一定之方向，超然於政黨之外，立足於至公至正之道。」[12]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也同意這種說法，認為依靠「操縱政黨」來維持超然主義是可能的。

  1890年1月3日，板垣退助發表宗旨書，呼籲組織當年標誌自由民權運動興起的愛國公黨。原自由黨左派的大同協和會迅速於1月21日成立自由黨。4月，立憲改進黨召開大會，九州同志會倡議召開了九州同志聯合會。5月，大同俱樂部舉行愛國公黨成立大會，大同、愛國、自由三派決定了大聯合的方針。7月1日，首次舉行眾議院議員大選，反政府派獲得勝利。反政府的大同團結派（大同俱樂部、愛國公黨、自由黨）、立憲改進黨、九州同志會在300個議席中獲得174席，超過了半數。

  但是，這種多黨林立的狀況無助於政黨政治的健全發展，因此，大同俱樂部、愛國公黨和自由黨三派拉攏九州同志會，於1890年9月15日成立了立憲自由黨。帝國議會開幕時，眾議院共有300個議席，其中立憲自由黨擁有議員130人（占43%），立憲改進黨擁有議員40人（占13%），兩黨占據了多數席位。[13]這是戰前明治中期日本政黨再生的開端。

  當時的首相山縣有朋看到自由、改進兩個民黨[14]取得了占議席半數以上的勝利後深感不安，他迅速修改了前首相黑田清隆首倡的「超然主義」，提出「三分鼎立之策」。所謂三分鼎立之策就是不讓一個政黨掌握絕對多數，力圖使兩個政黨相互對立而又保持平衡，同時在平衡的兩大政黨中間介入御用政黨，用以操縱議會。於是他授意無所屬議員於1890年9月成立「大成會」（政府派），大成會擁有79名議員（占26%），與自由黨和改進黨形成三黨鼎立之勢。從此以後，日本國內政爭迭起，政府多次解散眾議院，企圖消滅民黨勢力。後因中日甲午戰起，國內政爭暫息。

  初期議會時代，民間的各黨派與藩閥政府鬥爭，時而遭政府鎮壓，時而與政府妥協。儘管如此，政府仍不得不正視其存在，並終於確定了政黨內閣制。尤其是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進入所謂明治三十年代時，各政黨再度重組，成為不容政府忽視的政治力量。

  1896年3月，大隈重信把立憲改進黨與許多小政黨合併，組成進步黨，並自任黨首。1897年12月，自由、進步兩黨聯合其他黨派，反對第二屆松方正義內閣（1896.9.18—1898.1.12）提出的增征地稅方案，並迫使松方內閣辭職。

  

  松方內閣之後，伊藤博文組成第三屆內閣（1898.1.12—1898.6.30）。為成立「舉國一致」內閣，伊藤同自由、進步兩黨談判，但因兩黨要求過高沒有達成協議，於是組成所謂「超然內閣」。在1898年3月15日的第五次大選中，拒絕與伊藤博文內閣合作的自由、進步兩黨，在300個議席中取得了189個議席（自由黨98席、進步黨91席），取得壓倒性勝利，並且在6月1日，自由、進步兩黨以247票對27票的絕對多數否決了《增征地稅案》。政黨的這一行動，給伊藤內閣以極大衝擊。伊藤內閣雖解散了議會，但並沒有在大選中獲勝的希望，伊藤認識到，如果沒有自己的政黨就不可能與議會的在野黨相對抗，於是他下決心組織政黨。伊藤的組黨計劃雖得到藏相井上馨和財界要人澀澤榮一等人的支持，但遭到山縣有朋等人的極力反對。在6月24日的元老會議上，伊藤和山縣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伊藤：既然自由、進步兩黨聯合起來，形同一大敵國出現在我們面前，政府亦只有組建一大政黨與之對抗，以便在今後運營議會政治。因此，我想在這個時候親自聯合有識之士和實業家建立一個政黨，並率這個黨在議會政壇上同反對黨堂堂正正地戰鬥。我想聽聽諸位的意見。

  山縣：議院制度伴以政黨，是任何人都不反對的，但身居首相的現職而去聯合同志建立一個政黨，則不可。這將進一步激起官民的攻擊，決不能說是上策。又，政府對任何一個政黨均應以公平為本義，而如有首相直接參加的友黨，則不能在政黨之間保持光明正大的態度。首相自身組建政黨一事，無論從道理來講，還是從政策來看，都是不可以的。故我不能同意。

  伊藤：我的決心已定。如果在現職上組建政黨不可，我甘願辭去首相之職。

  山縣：即使辭掉現職去組黨，我也不能保持沉默。要知道閣下處於元老的地位，而元老不是負有經常向陛下就重要的國務進諫的責任嗎！一位元老主持自己的政黨，他就要立即失去不偏不倚的地位。

  伊藤（有點厲聲厲色）：首相不行，辭去現職也不行，這就是絕對不準我組黨。我萬不得已，只有拜辭一切官職和勳爵，以一個在野的伊藤博文的身份去組黨。以一個在野的人士行動，就不必去參加元老會議了。

  山縣：閣下的政黨組織將要啟政黨內閣之端。但政黨內閣制不是違反我國的國體，有悖欽定憲法的精神，墮入民主政治嗎！閣下，你為什麼要與黨徒鼠輩為伍，作出這種奇怪的反常舉動呢？

  伊藤：議論政黨內閣的可否，只是枝葉末節，重要的是要看是否有助於皇國的發展前途。蓋山縣君與我對於憲政的根本看法有所不同，又何談其他！我只能遵這個信念前進而講求報答君國之道。（再換句話說）我已經決心辭職，請大家討論後繼內閣問題吧。依我之見，奏請聖上命令在議會中擁有大多數議員的新黨的領袖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組閣，是符合憲政的本義的。[15]

  伊藤因組建新黨受阻而辭職，元老中又沒有人肯出來組閣，所以推薦大隈重信和板垣退助出來組閣。對這一從天而降的政權，大隈驚喜不已，表示「領會尊意」。而板垣則說：「我真感到意外，而且深知自己不是這種材料。」[16]大隈和板垣向伊藤表示願意接受大命。而山縣有朋則表示：「本朝政海發生一大變動，明治政府終於被人攻陷了。……敗軍之將沒有必要再談兵了，我只有引退，別無他途。」[17]

  1898年6月23日，自由、進步兩黨合併組成憲政黨。30日，憲政黨「隈板內閣」（1898.6.30—1898.10.31）成立，進步黨的大隈重信任首相，原自由黨的板垣退助任內務相。憲政黨在日本組成了首次政黨內閣，它比1920年代的政黨內閣還更加清一色。在8月的大選中，憲政黨在眾議院獲得260個議席（占87%）。

  但是，由於「隈板內閣」內部權力分配不均而很快引起內訌，於1898年10月31日倒台，僅僅維持了124天。憲政黨亦分裂為憲政本黨（舊進步黨派）和（新）憲政黨（舊自由黨派）。

  1898年11月8日，繼憲政黨內閣之後成立了以山縣有朋為首的第二次山縣內閣（1898.11.8—1900.10.19）。山縣一向極力反對政黨政治，上台後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和分化瓦解政黨及政黨背後正在興起的工人農民運動的對策。例如，對原屬改進黨一派的憲政本黨（1898年11月3日成立）和原屬自由黨一派的（新）憲政黨（1898年10月29日成立）採取「中間突破之策」，以使二者分離，然後對「憲政黨加以扶植，使之成為我將來使用之利器」。但必須注意，「此類事情既不能口吐片言隻語，亦不可互通消息，只可暗中彼向我送秋波，我亦報彼以青睞」。[18]山縣千方百計拉攏憲政黨以板垣為首的主要領導人，處處給他們高規格待遇，使他們感到「當議員的尊貴」。這一手確實見效，山縣內閣的內外政策很快得到了憲政黨的支持。11月30日，山縣首相設宴招待憲政黨議員，聲明與憲政党進行「肝膽相照」的合作。但是，為了防止憲政黨的「獵官」要求，山縣內閣又採取了一系列限制政黨勢力向官僚軍事機構滲透的立法措施。1898年3月，山縣內閣為阻止政黨獵官，修改了《文官任職令》，憲政黨對此大為不滿。

  政權雖暫時落入厭惡政黨的山縣有朋之手，但自從憲政黨內閣成立後，一般藩軍閥官僚就認識到單靠藩軍閥官僚勢力並非萬全之策，因此便群起從事政黨活動。其中最積極、並且最先組織政黨的便是伊藤博文。伊藤曾於1898年7月起考察了朝鮮和中國。是年11月回國後，為實現組織政黨的夙願，親赴各地遊說，宣傳政黨在立憲政治中的重要性。

  原敬當時是大阪每日新聞社社長，他從7月下旬開始同伊藤博文接觸，伊藤希望他出山，委託他辦理與組建新黨有關的一切事宜，並暗示將來請他入閣。

  伊藤的新政黨——政友會於1900年9月15日成立，政友會設總裁1人、總務委員若干人、幹事長1人和幹事若干人，實行總裁專制，伊藤自任總裁。新黨的核心成員是，伊藤周圍的官財界人士（非議會議員）和議員152人，原憲政黨黨員111人，原憲政本黨黨員9人，原其他小會派人士32人，可以說是一個政界大聯合政黨。

  為什麼起名「政友會」而不稱「黨」，伊藤博文的解釋是：「第一，改變以往的以黨為名，此次斷然取名為『政友會』，把中央組織改變為俱樂部，各地也設支部性的俱樂部。……廢除以黨為名，不外乎是避遭官界或實業界的厭惡，使人們易於加入的一種手段。」[19]

  伊藤組織政黨，並不是為了開闢走向政黨內閣和政黨政治的道路。所以，稱「會」而不稱「黨」，是伊藤想把政友會的組織原則與民黨嚴加區別，使它成為俱樂部組織而不是黨的組織，目的是「組織一個標榜天皇主義大義的大政黨，壓倒自由民權主義的黨派」。

  伊藤規定入黨對象為：1.無黨派現任議員；2.無黨派前任議員；3.市長、市長助理、市參議會會員以及市會議員（自由、進步兩黨黨員除外）；4.商業會議所會長、副會長；5.各大公司經理（資本金額在5萬日元以上者）；6.巨額納稅者（自由、進步兩黨黨員除外）；7.府縣議會議員（自由、進步兩黨除外）；8.律師；9.銀行行長（資本額在10萬日元以上者）；10.其他各府縣名流。總之，伊藤是要把民黨排除在外，以城市資產階級和農村地主鄉紳為支柱，建立起政友會。

  但是，在政友會成立之前的9月13日，憲政黨召開解散大會，決定併入政友會。由於憲政黨的併入，伊藤博文所設想的政友會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因為政友會內包含了民黨，不久便從「俱樂部」開始走向政黨化。加速這一步伐的則是政友會成立後立即入黨的原敬。原敬入黨後不久即擔任總務委員兼幹事長。

  1900年8月，政友會創立委員會成立後，山縣首相便要提出辭職，推薦伊藤繼任。當時伊藤還不想立即組閣，但黨內原敬等人希望早日組閣，認為掌握政權有利於擴大黨勢。於是，10月19日，伊藤博文成立了第四屆伊藤內閣（1900.10.19—1901.5.10），即第一屆政友會內閣，這也是日本政治史上的第二次政黨內閣。從此，政黨在日本國內引起了大家的重視，播下了日後大正時代日本政黨政治的種子。

  政友會成立之後，日本政黨勢力雖然日益壯大，但尚不能打倒藩閥勢力，於是出現藩閥和政黨相互妥協、輪流執政的局面。1901年5月2日，伊藤政友會內閣因內部意見分歧而辭職。6月，由長州軍閥桂太郎組閣，成立第一屆桂內閣（1901.6.2—1906.1.7）。但因政友會在眾議院擁有多數議席，仍可左右內閣。在1902年8月的大選中，政友會在376個議席中獲得191席，憲政本黨獲得95席，帝國黨獲得17席。在1903年3月1日的大選中，政友會得175席（占47%），憲政本黨得85席（占23%），帝國黨得17席（占5%）。[20]政友會在議會的席位過半數或將近過半數，如再加上憲政本黨，則在野黨已占壓倒多數。因此，作為藩閥官僚的桂太郎也不得不與昔日之敵的政友會合作。

  但是，作為在野黨的政友會，在黨的運作上處於兩難境地。因為伊藤當初成立政友會的目的是為了製造一個能使國政運作順利的「模範政府黨」，而如今下野後的政友會，為了重新獲得政權，必須時時尋找倒閣的機會。為此，政友會內出現主張倒閣的強硬派和支持政府的溫和派之爭，總裁伊藤屬於後者。1903年4月中旬，政友會內部發生了反對總裁專制的「大阪造反」。在3月大選中當選的數十名議員，為出席大阪的國內博覽會開幕式匯集於京都、大阪、神戶時，以政友會有志者總代表的名義提出了改革黨制的建議。建議的主要內容是：「一、黨務工作人員全部公選；二、總務委員人數減為3人；三、重要問題均應眾議決定。」

  此後，政友會出現分裂跡象，從中央到地方，在6、7兩個月內退會者達一千餘人。其中地方上的有權有勢者幾乎全部退會，各地支部紛紛解散或名存實亡。在這種情況下，伊藤辭去政友會總裁之職，改任樞密院議長。隨後，西園寺公望接任政友會總裁。伊藤自己本來不想辭去總裁職務，而且打算接替下屆政權。政友會幹部雖對伊藤不滿，但也無意把他趕走。伊藤被迫辭去總裁之職，是桂太郎、山縣有朋和伊東巳代治共同策劃的。

  伊藤下台後，政友會的首腦是西園寺公望、松田正久和原敬三人，被稱為「三位一體」。他們三人在閱歷和性格方面均有極大差異：西園寺出身名門，但對政權和榮爵淡泊，也不關心黨務；松田原是佐賀藩士，是自由民權運動九州派的領袖，老奸巨猾，辦事圓通，善於協調；原敬是南部藩士，是反藩閥的官僚，為人冷酷，辦事幹練。政友會的「三位一體」雖有傾軋，但能各自發揮作用，維持內部的統一。領導體制的這種安定，是同桂內閣維持合作關係的前提條件，而只有維持與桂的合作關係，才能使黨內的領導體制穩定。[21]

  政友會與桂內閣的合作，是以政友會與山縣、官僚派的激烈對立為前提的。以這一對立為前提的政友會與桂內閣的合作史稱「桂園提攜」。「桂園提攜」是通過政友會壓制黨內強硬派，支持桂內閣；而桂則在山縣、貴族院（官僚派地盤）、官僚、陸軍與政友會內閣之間進行斡旋，才得以成立和持續下去的。

  1906年1月，桂太郎將政權交給政友會總裁西園寺公望，第一屆西園寺內閣（1906.1.7—1908.7.14）成立，這是政友會組織的第二次內閣。1908年，西園寺內閣瓦解，桂太郎再次組閣（1908.7.14—1911.8.30），歷時3年有餘，於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8月垮台，再由西園寺公望第二次組閣（1911.8.30—1912.12.21），1912年（大正元年），又由第三屆桂內閣（1912.12.21—1913.2.20）取而代之。這樣，政黨內閣與官僚內閣輪流執政，長達10餘年之久，歷史上稱作「桂園時代」。

  隨著日本進入帝國主義階段，軍部地位進一步提高。與此同時，和藩閥官僚、特權資產階級及軍部對立的中間勢力也在成長。日俄戰爭後日本政府推行的以增稅和擴張軍備為中心的財政經濟政策，雖迎合了特權資產階級的利益，但違背了一般產業資產階級和中間階層的利益。產業資產階級為了達到發展經濟的目的，在政治上急需實現普選，知識分子和市民階層也有同樣要求。於是，1910年3月，以商業會議所為基礎選出的議員和三菱系統的憲政本黨聯合組織了立憲國民黨，掀起了反政府運動。1909年至1911年，一些議員連續3年向國會提出了普選案，第三次在眾議院通過，但在貴族院被否決。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去逝，大正天皇繼位，日本歷史進入大正時代。12月5日，第二屆西園寺內閣在軍部逼迫下總辭職，第三屆桂太郎內閣於12月21日成立。桂內閣一成立，即遭到各界強烈反對，「打破閥族，擁護憲政」的呼聲響遍全國，形成空前的政治風潮。這一運動得到了產業資產階級、中間階層，特別是工人、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等的支持。在這種形勢下，桂太郎企圖組織自己的政黨以維護政權。1月20日，桂太郎以預算案的印製延誤為理由，令議會在1月21日至2月4日休會，並趁機發表了建立新黨的備忘錄。他說：「我的歷次內閣已不知前後有多少次試圖與既有政黨磋商，以使國務的實施無阻，憲政的運作圓滑。但今洞察當前的時局，覺得決不能再重複這樣做了。」[22]於是，他依靠三菱財團的援助，收買了一部分國民黨黨員，成立了「無所屬團」，不久改稱為「立憲同志會」（1913年2月7日成立），桂太郎自任委員長。

  建立新黨是桂太郎的夙願，但同志會是在沒有準備的條件下建立的，其結果反而招致政友會的反擊和護憲運動的強化。由於政友、國民兩黨對桂內閣提出不信任案，在任僅53天的第三屆桂內閣便在群眾運動的壓力下於2月11日宣布總辭職。從第二屆西園寺內閣垮台到第三屆桂內閣崩潰，這一時期日本政治上出現劇烈動盪，是為第一次護憲運動，又稱「大正政變」。

  通過護憲運動推翻第三次桂內閣的大正政變，是日本政治史上的空前大亂。護憲運動由部分政治家、實業家和新聞界掀起，輿論界對桂內閣的批判，使全國性群眾運動迅速高漲。在「桂園提攜」的破裂、同志會的建立、政友會領導體制的動搖和內閣總辭職等連續發生的事件中，以憲政擁護會為中心的群眾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護憲運動結束，政權雖未落到政黨手裡，而由薩摩派海軍元老山本權兵衛組閣，但第一屆山本內閣（1913.2.20—1914.4.16）為穩定內閣基礎只好拉攏政友會支持。山本內閣於1913年2月20日成立，政友會成為山本內閣的友黨，並有3人入閣。但山本內閣遭到以山縣有朋為中心的陸軍派反對，加之同志會和國民黨等黨派在國會上對山本內閣提出不信任案，終于于1914年（大正三年）3月24日總辭職。

  山本內閣倒台後，遴選首相一事一再擱淺，大山岩、松方正義、西園寺公望等元老級人物均稱病不肯出面組閣。於是，山縣有朋力薦大隈重信組閣。大隈重信以立憲同志會為基礎，於1914年4月16日組成第二次大隈內閣（1914.4.16—1916.10.9）。因內閣實權由三菱財團的快婿立憲同志會總裁加藤高明外相所掌握，因此第二次大隈內閣又被稱為「三菱內閣」。

  大隈內閣任期中，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次大戰對日本來說可謂「天佑」。元老井上馨在寫給山縣和大隈的信中寫道：

  此次歐洲的大禍亂，是對大正時代發展日本國運的天佑，日本國必須立即以舉國一致的團結來享受這個天佑。……大正新政的發展，將為日本參與此次世界大禍亂的解決，與歐美列強並行提攜，世界問題不能將日本置之度外奠定基礎，從而必定從根本上一掃歐美近年來動輒欲使日本孤立的趨勢。[23]

  大隈內閣為實現其獨霸中國的野心，除了向德國宣戰並占領德國在華的租借地膠州灣外，更乘袁世凱欲行帝制的機會，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這種明目張胆的對外侵略行徑，竟發生在素以政黨政治為務的第二次大隈內閣時代。可見當時的所謂政黨內閣，實際上不過是藩軍閥乃至財閥的傀儡工具而已。

  大隈內閣於1915年10月4日在貴族院和在野黨的迫使下垮台。大隈力薦加藤高明出任首相，遭到山縣有朋的極力反對。在山縣的舉薦下，10月9日成立了以長州軍閥嫡系寺內正毅為首相的「超然內閣」（1916.10.9—1918.9.29）——沒有政黨成員入閣，但實際上政友會色彩很濃厚。內閣成立翌日，立憲同志會拉攏中正會和公友俱樂部的部分成員組成了以加藤高明為總裁的憲政會，形成了擁有議員197名的政黨。

  1916年12月末，第38屆議會開幕，1917年1月25日解散眾議院，4月舉行大選，結果是：政友會得159席（占42%），憲政會得120席（31%），國民黨得36席（9%），政府派（中立派）得54席（14%）。政友會在這次選舉中獲勝。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經濟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出口額1919年比1913年增加2.8倍，進口額同期增加2.1倍，對外貿易由出超變為入超，而且由債務國一躍而成為債權國。這一時期，第一產業人口減少，第二、三產業人口增加。從1910年到1920年，第一產業人口的比重由64.3%減至52.8%，實現了「農民占五成的社會」。1913年，1萬人以下的町村人口占總人口的74.2%，1920年減少到62%，而此間10萬人以上的城市人口的比重由12.5%增加到19.5%。[24]

  寺內內閣因1918年8月發生「米騷動」事件而垮台。寺內內閣下台後，於同年9月29日由政友會總裁原敬出面組閣。原敬內閣（1918.9.29—1921.11.4）是在「米騷動」群眾運動的有力衝擊以及「大正德謨克拉西」的影響下建立的。以政友會總裁原敬為首的內閣取代了以軍閥寺內正毅為首的內閣，內閣成員除陸海兩相外均起用政友會黨員，這是日本首次出現的「純政黨內閣」。

  原敬是一個沒有爵位的平民出身的政黨人士，有「平民宰相」之稱。但其內閣並不一定代表平民利益，只是採取了一些拉攏中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的措施：如振興實業；改善教育；改殖民地長官的武官專任制為文武官並用制；修改選舉法，降低財產資格限制等。這些措施得到了日本資產階級的支持，但招致了右翼勢力的嫉妒。1921年11月，原敬被一「國家主義」青年刺死，從而結束了3年有餘的原敬內閣政權。

  原敬死後，由藏相高橋是清出任政友會總裁和內閣首相，成立高橋內閣（1921.11.13—1922.6.12），全部閣僚留任。但由於高橋內閣聲譽不佳，政權又落到軍閥官僚手裡。1922年6月，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在政友會的支持下組成加藤內閣（1922.6.12—1923.8.24），1923年8月加藤死於任內。隨後，山本權兵衛第二次組閣（1923.9.2—1924.1.7）併兼任外相，山本內閣成立後，政友會和憲政會內都掀起了黨內改革運動，並一度醞釀兩黨合併或提攜，以便兩黨聯合組閣，但終因權力分配不均而未果。

  山本內閣上台伊始，正好趕上關東大地震，東京一帶遭受毀滅性破壞，死傷達20餘萬人。地震對日本經濟、政治及社會都帶來極大影響，加之不久又因發生虎門事件，[25]上台僅4個多月的山本內閣於1923年12月27日總辭職。12月30日，樞密院議長清浦奎吾受命組閣。1924年1月7日，清浦奎吾內閣（1924.1.7—1924.6.11）成立，但清浦內閣也是曇花一現，不到半年即偃旗息鼓。這些內閣的建立，標誌著軍閥官僚統治同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對抗，是對政黨政治的反動。

  從1918年9月原敬內閣建立到1932年（昭和七年）5月犬養毅內閣瓦解為止，共13屆內閣中，其間雖出現過加藤、山本、清浦等軍閥官僚政治，但在以實施普選、建立政黨內閣為目標的第二次護憲運動的推動下，也出現了日本式政黨內閣。1924年5月10日即清浦內閣期間，護憲三派（憲政會、政友會、革新俱樂部）在第15屆眾議院選舉中取得了284席（其中憲政會從103席增至154席，成為第一大黨），從而為清浦內閣下台，成立擁憲三派政黨內閣鋪平了道路。1924年6月11日，議會第一大黨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奉命成立護憲三派聯合內閣（1924.6.11—1925.8.2）。該內閣除陸、海、外三相外，各大臣都由政黨出身的人士擔任。這樣，政黨內閣取代了軍閥官僚內閣，直到1932年5月犬養毅內閣為止，一直由議會中的多數黨——政友會和民政黨（1927年6月1日由憲政會和政友本黨合併而成）輪流執政。這一時期，可以說是政黨政治較為健全的時期，至少政黨在日本國家政治中的發言權較具分量，所以歷史上把這一時期稱作政黨內閣時期或議會政治時期。這是日本政黨憑藉自己的力量，爭得國會內多數議席而獲取政權的最初紀錄，也是戰前日本政黨政治的黃金時代。

  護憲三派內閣上台後，提出「整頓行政和財政」「嚴肅綱紀」「堅決實行普選」的三大政綱，以及「改革貴族院」的奮鬥目標，試圖進行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改革，其中首要任務是實行普選制。經過執政黨的多次協商，於11月6日確定了普選方案，但是該方案在樞密院、眾議院和貴族院審議時都遇到阻力，到3月底才獲得通過。

  應該指出，在政黨政治的背後，政黨的生存大都依賴於三井、三菱等大財閥的資金支持，因此，政府亦實行對大資產階級有利的政策。這一現象一直延續到戰後，政黨的生存大都依賴企業界的捐款，形成所謂權錢交易的「金權政治」。

  護憲三派聯合內閣由於政友會和憲政會在地稅政策問題上發生分歧而崩潰。1925年8月，以加藤高明為首相的憲政會內閣（1925.8.2—1926.1.28）成立（憲政會單獨組閣）。1926年1月28日，因加藤患病去世，改由若槻禮次郎任憲政會總裁，30日組成第一屆若槻內閣（1926.1.30—1927.4.20）。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日本進入昭和時代（1926—1989）。1927年1日20日，政友會與政友本黨聯合提出對內閣不信任案。4月17日，第一屆若槻內閣因金融危機而辭職。

  政友會方面，1925年4月，總裁高橋是清引退，由陸軍大將田中義一繼任總裁。5月，由犬養毅領導的革新俱樂部（1922年11月8日成立）與政友會合併，犬養毅引退。12月，政友本黨（1924年1月29日由政友會分裂出來）在是否同政友會聯合的問題上發生分裂，聯合論者脫黨，1926年1月，以鳩山一郎為中心的脫黨者組織了同交會，2月，同交會與政友會聯合。在政友會大聯合的促使下，憲政會與政友本黨於1927年6月1日合併成立了「立憲民政黨」，由濱口雄幸出任總裁。

  日本自明治初期產生政黨以來，由於民政黨的出現而形成勢力伯仲的兩大政黨，從而結束了以往的多黨混亂局面。從此以後到侵華戰爭為止，日本政壇展開了政友會和民政黨兩大勢力的相互角逐。

  第一屆若槻內閣下台後，1927年4月20日，由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組閣，成立田中內閣（1927.4.20—1929.7.2）。田中兼任外相，展開了與前任外相幣原喜重郎的「幣原外交」不同的「田中外交」，推行了明目張胆的對華侵略政策。由於對華政策的失敗，田中內閣於1929年7月2日倒台，民政黨總裁濱口雄幸組閣，成立濱口內閣（1929.7.2—1931.4.14）。9月29日，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去世。10月12日，犬養毅就任政友會總裁。

  民政黨為了取得議會多數，在1930年1月21日解散議會，2月舉行大選，結果是：民政黨得273席，政友會獲得174席，民政黨取得壓倒多數。濱口內閣實行緊縮財政、產業合理化等政策，並不顧軍部等專制勢力的反對，於1930年4月22日簽訂《倫敦海軍裁軍條約》。

  在野的政友會自犬養毅接任總裁後，一改田中義一內閣時代的保守政策，所以在輿論界的形象有所改善。它提出「產業立國」的政策，雖然批判民政黨的緊縮政策，但在為實現「產業立國」而需要進行「裁軍」這一點上與民政黨卻是一致的。因此，在《倫敦海軍裁軍條約》問題上支持民政黨政府的立場。

  1930年是二戰前日本政黨政治的頂峰，濱口民政黨內閣是最高程度上的政黨內閣，而《倫敦海軍裁軍條約》的締結是這屆內閣的最大功績。[26]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日本的國家主義團體以這一條約問題為轉機而迅速集結起來，並開始激化。這股濁流不久便成為恐怖事件和政變計劃的根源。狙擊濱口首相事件就是其最初的表現。

  1930年11月14日，濱口遭右派分子狙擊，身負重傷，幣原外相臨時代理首相，其間傷勢一度好轉，不久再次惡化。1931年4月13日，濱口辭職，不久死去，若槻就任民政黨總裁。14日，第二次若槻內閣（1931.4.14—1931.12.13）成立。12月11日，若槻內閣辭職，政友會總裁犬養毅取而代之，犬養內閣（1931.12.13—1932.5.16）成立。1932年1月21日，眾議院解散，2月20日舉行大選，政友會獲301席，民政黨獲146席。犬養首相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27]中遇刺身亡，鈴木喜三郎就任政友會總裁。犬養內閣的垮台象徵著戰前政黨政治的終結。

  綜上所述，從1924年6月11日第一屆加藤高明護憲三派聯合內閣成立時起，至1932年犬養內閣垮台，歷時近8年，其間，憲政會與民政黨內閣執政5年多，政友會內閣執政2年零9個月。這一時期，各政黨在總裁選舉的幕後充滿著權力鬥爭，選舉是黨的上層領導人勾心鬥角的結果。

  在1920年代，日本各政黨黨章上雖然規定總裁實行公選原則，但由於政友會和同志會都是由藩閥領導人創立的，所以第一任總裁都是在選舉之前就確定了。爾後的繼承人，西園寺是由伊藤推舉、原敬是由西園寺推舉、加藤是由大隈推舉而當上總裁的。後來的田中、犬養、濱口、若槻雖都是由大會公選，但不是經過投票，而是委託大會主席提名，或作出推戴提案，然後鼓掌通過。即便如此，在這樣選舉出來的總裁中，也只有政友會的犬養毅具有名副其實的黨人經歷，其他人都是官僚或貴族出身。

  政黨內閣的閣僚，也大都是非政黨人士。從第一屆若槻內閣到犬養內閣的52名閣僚（陸海軍大臣除外）中，有16名是貴族院議員出身，21名是眾議院議員出身，23名是官僚財界出身。[28]外務、內務、大藏這樣的中樞閣僚，多數是官界出身的貴族院議員。黨人閣僚多數是律師和新聞界人士出身，在內閣中居於次要地位。

  在選舉方面，1924年通過的《男子普選法》（25歲以上，中選舉區制[29]，單記無記名投票）是從1928年（田中內閣時期）開始實施的。《普選法》規定，競選時不得串戶訪問，限制選舉運動人員的人數，限制開展口頭和書面宣傳的選舉戰。但是結果適得其反，司法省調查課在《選舉犯罪研究》中報告說：「腐敗已達到極點。……賄選組織如今變得像黨支部一樣到處活動……成立收買和組織候選人的後援會。……選舉掮客一旦進入選舉也大肆進行收買活動，各政黨的支部令人感到簡直就是賄選的參謀總部。現在說腐敗已達到極點，亦並非言過其實。」[30]

  各政黨的當選人數，普選前後變化較大。政友會與憲政會或民政黨（1924年含政友本黨）占據投票總數的大半數和議席的大部分，這些政黨普選前占80%，普選後增至90%。一般來說，城市選區的平均占有率比農村低。在六大城市，普選前是54%，普選後是75%。但比較而言，政友會和政友本黨的得票率，六大城市低於全國平均數，而憲政會或民政黨則六大城市高於全國平均數。[31]

  但是，從1928年「三·一五事件」對日本共產黨的鎮壓到1932年「五·一五事件」犬養毅首相被暗殺，從根本上宣告了日本政黨政治的終結。多少年來由政黨苦心經營的第一大黨執政的「憲政常道」至此崩潰，以後代之而起的是天皇製法西斯專制。

  1930年代初期的日本，隨著侵華戰爭的加緊和國內外階級矛盾的激化，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銳，軍隊內部表現尤甚。軍部勢力以不同財閥勢力為後台，分裂為「皇道派」和「統制派」。「皇道派」主張取消政黨政治，實行赤裸裸的軍事獨裁，因此對控制政府的「統制派」的「漸進」政策十分不滿，企圖排除統制派。

  「五·一五事件」後，成立了海軍大將齋藤實為首、由軍部指導的「舉國一致內閣」（1932.5.26—1934.7.8）。齋藤畢業於海軍兵學校，曾連任五屆內閣海軍大臣、兩次出任朝鮮總督，積極推行擴張海軍政策。

  齋藤內閣時期，政友會方面，高橋是清出任大藏大臣，鳩山一郎出任文部大臣，三土忠造出任鐵道大臣；民政黨方面，山本達雄出任內務大臣，永井柳太郎出任拓務大臣。民政黨雖然在1932年2月的大選（犬養內閣）中失敗，但從組閣的情況看還不錯；與此相反，獲得300多個席位的政友會雖然在犬養之後安排鈴木喜三郎擔任總裁，但卻沒有掌握政權。

  1933年秋，政友會反鈴木派與民政黨的一部分人開展了「政民聯合運動」，目標是要重建政黨內閣，也就是接替下屆政權，這一舉動雖未獲成功，但反鈴木派與民政黨聯手後開始在黨內占上風。

  1934年7月，在任兩年的齋藤內閣垮台，海軍大將岡田啟介繼之組閣，岡田內閣（1934.7.8—1936.3.9）成立。民政黨和政友會都有人入閣。但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為表示不與之合作的方針，將入閣的3名閣僚和其他十幾名在內閣任政務次官的黨員開除出黨。這時的政友會已分裂為「強硬派」（鈴木派）和「自重派」，而「自重派」占上風。「五·一五事件」後，日本恢復政黨內閣已不可能，政友會在議會中的300個議席也是徒有其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