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現代日本政治的兩面性

  如上所述，縱觀近現代日本政治史，歷經100多年，經過若干曲折和坎坷，日本終於從一個封建社會轉化為具有現代文明的法制社會和民主國家。要而言之，作為主線，近現代日本政治史，就是一部政治民主化與現代化的歷史。但是，毋庸置疑，在100多年的政治民主化和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作為副線，又始終凸顯著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新國家主義的思潮和行動。近現代日本政治史明顯地具有這樣的兩面性。

  作為主線，近現代日本政治史上，歷次重大政治變革和制度革新都是對政治民主化和現代化的極大促進。在這一過程中，自由民權運動、「大正德謨克拉西」[1]和二戰後新憲法下的政治改革這三次政治民主化高潮就是其突出表現。

  自由民權運動是明治前期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它反對專制政府，要求參政權、開設國會、實施自由民主、制訂憲法、減輕地稅和修改條約。自由民權運動由上而下在全國範圍內發展，推動了立憲體制的最終確立，在日本的近代化進程中具有積極意義。

  自由民權運動的興起，在日本國內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當時，日本國內新興的中小資產階級、地主、一般工商業者等社會階層為了確保自身的生存與發展，迫切要求擁有政治發言權，以便自身的經濟利益得到保障。即使包括農民在內的下層民眾，也要求徹底廢除封建制度，實行一些新的改革，以便擺脫貧困和不安。他們構成了自由民權運動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同時，自明治初期以來，歐美各國的憲政主義、自由主義、國家主義等思想相繼傳入日本，產生影響，並逐漸演變為一種反政府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明治政府也在探討如何學習歐美各國的近代國家制度，以便取得「君民共治」的成果，最終實現確保民族獨立的國家目標。因此，對日本而言，自由民權運動順應了民族、民主的時代潮流。

  大正時期（1912—1926）是一個社會激烈動盪、價值觀多元化、多種政治思潮競存、重新探索國家發展方向的重要歷史時期。「大正德謨克拉西」是繼自由民權運動之後，日本政治史上第二次民主化高潮。

  如果說明治初期「文明開化」思潮是推動日本現代化的精神動力，那麼，「民本主義」思潮作為「大正德謨克拉西」的靈魂，則進一步推動了日本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德謨克拉西」在近代成為資產階級主張「尊重人權」和「自由、平等、博愛」，號召從貴族壓迫中求解放的標語口號，19世紀以後則成為無產階級主張從資產階級的壓迫中求解放的標語口號。而且，在19世紀後期，「德謨克拉西」不局限於政治，甚至在經濟上、產業上、教育上和精神上等社會所有方面都有了相應的主張。

  

  在大正時期，日本國內發生了「米騷動」[2]，出現了普選運動的高潮，興起以打破官僚勢力為宗旨的護憲運動和政黨政治，同時也出現了社會主義思潮以及無政府主義。

  大正初期的「德謨克拉西」思想和運動，是以民本主義為中心而展開的，「德謨克拉西論爭」也是圍繞民本主義進行的。所謂民本主義，就是說，不管從法理層面上講主權屬於誰，在行使這一主權時，在主權的運用上，必須把重心放在普通民眾的利益、幸福及其意向方面。這一定義顯然包含兩方面的內容：第一是政權運用的目的在於普通民眾的利益；第二是在運用政權、決定方針政策時，必須遵從普通民眾的意願。換言之，第一是「為人民的政治」，第二是「由人民決定的政治」。這就是民本主義所要求的兩大綱領。

  大正時期的政治思潮異常活躍，其內容大體可分為六類：國家主義和皇室中心主義思潮、民本主義思潮、極端國家主義思潮、無政府主義思潮、理想主義思潮、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思潮。民本主義思潮是「大正德謨克拉西」的主要指導思潮，是大正時期民主運動的主流思潮，在整個運動中發揮著主導作用。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思想，在大正時期整體政治思潮中居於主流地位，很快成為大正民主運動的指導思想。由於他的思想代表了廣大中小資產階級及廣大民眾的利益，所以「民本主義」思想能夠團結民眾。由於「民本主義」巧妙地迴避了「國家主權所在」的問題，因而能避免與天皇制及《明治憲法》的正面衝突，其主張能夠得到統治者的認可，所以「民本主義」獲取了最大的政治實效。就「民本主義思潮」在大正時期政治思潮中的地位及作用而言，在戰前日本社會中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可以說，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的要求也為二戰後日本民主改革奠定了戰前基礎。

  二戰後，《日本國憲法》的制定是日本戰後政治改革的最重要內容，重新制定的《日本國憲法》標誌著日本開始全面實行西方現代民主制。新憲法從國民主權主義、和平主義、尊重基本人權這三大原理出發，集中反映了資產階級思想理論體系，是一部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憲法，從而在日本首次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治體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憲法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徵：一是「象徵天皇制」；二是放棄戰爭和非軍事化。

  新憲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徵，是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徵，其地位以主權所在的全體國民的意志為依據。」憲法雖然也規定天皇有權公布憲法修正案、法律、政令及條約，召集和解散國會，公布舉行國會議員的選舉等，但這些權力的行使，必須「根據內閣的建議與承認」，「天皇只能行使本憲法所規定的有關國事行為，並無國政的權能」。這樣，天皇由戰前的「神聖不可侵犯」變為「日本國的象徵」，從明治憲法體制時的總攬國家大權的頂點地位降至新憲法體制中無任何實際權力的象徵性元首地位。這就是戰後的「象徵天皇制」，也有人稱其為「虛君國會內閣制」。

  新憲法的第二個特點是放棄戰爭和非軍事化。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這一非軍事化條款可以說是日本新憲法的最大特色。憲法第九條反映了當時反法西斯聯盟各國剷除日本軍國主義的要求與願望，同時也是日本政府和人民對從戰爭走向失敗這一慘痛道路反思的結果。

  吉田內閣根據《日本國憲法》的有關規定，制定了一系列與之相應的法律。其主要內容如下：改革議會制度，國會成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和唯一的立法機關，真正體現了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三權分立」的政治原則；改革內閣制度，內閣成為名副其實的議院內閣，一切行政事宜均由內閣處理，內閣權力大大加強；改革地方自治制度，使地方自治制度在較大程度上排除了中央集權官僚的束縛，強化了地方自治的權力。

  此外，新憲法體制下的政治改革還有：改革選舉制度（包括地方選舉制度的改革）；改革司法制度，制定了《法院法》和《檢查廳法》，規定一切司法權屬於最高法院及其下屬法院，使得最高法院成為與國會、內閣並列的獨立機構，排除了國會和內閣對司法的干涉，實現了三權分立；制定了《國家公務員法》，把戰前的官吏制度改稱為公務員制度，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現代化國家和地方公務員管理體制。

  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作為副線，在日本政治史的全過程中，又始終凸顯著極端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和新國家主義的思潮和行動，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民族主義是近代以來最強大的政治和社會力量之一。它的存在價值，首先在於能最大限度地聚合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能量，即具有無限的統合民眾的功能。因此，近代歷史上，它曾作為面臨外壓或被壓迫的民族的一種意識形態，在抵抗外來侵略而實現民族獨立方面，發揮了積極進步的作用。

  然而，民族主義永遠是一把「雙刃劍」，它的負面價值表現為極端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以犧牲個人權利和自由為前提，這種現象在近代日本尤為嚴重。明治政府從政治、法律、教育等各個方向，自上而下推行反動的官方民族主義，即樹立天皇及國家的絕對主義地位，倡導絕對的「忠」「孝」倫理，以此來統合國內的民眾。這便是日本近代天皇制極端民族主義誕生的歷史土壤。

  近代日本通過對外擴張，把民眾的能量引向亞洲國家。到甲午戰爭前後，日本便形成了整個國家規模的反動，其民族主義也發展為它的極端形態——天皇制軍國主義。甲午戰爭是極端民族主義確立起來的主要標誌，也是近代日本走向封建軍事帝國主義的開端。以甲午戰爭為標誌，日本近代極端民族主義規定了近代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方向，其破壞性能量最終以法西斯主義的形式在20世紀顯示出來，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無法抹去的痛苦記憶。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軍隊和民間都相繼建立了不少法西斯組織，發起國家改造運動，策劃一系列軍事政變事件。政府機構也逐漸法西斯化：對內實行法西斯專政，擴軍備戰，使國民經濟進一步軍事化；對外積極準備發動侵略戰爭。

  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為了在國內建立戰爭體制，保證因擴大戰爭而急需的龐大兵力和軍需物資，近衛內閣開展了法西斯總動員運動，實行所謂國民精神總動員。近衛新體制是典型的日本式法西斯統治體制，新體制運動的出現，標誌著日本式的法西斯獨裁體制的確立。

  近衛新體制的主要內容如下：第一，取締一切政黨，由各資產階級政黨的右翼領導人聯合組成「促進新體制同志大會」，強調建立適應新體制需要的政治團體；第二，鼓吹一國一黨的法西斯新黨運動，提出「一君萬民」的國體精神，建立日本式的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天皇制體制；第三，建立大政翼贊會，通過這個組織系統去實現天皇製法西斯政治；第四，建立鎮壓和統治各界人民群眾的「報國會」，利用這種「報國會」對工人、農民、青年、婦女等團體強制實行法西斯專制統治；第五，把議會變成翼贊議會，成立「翼贊議員同盟」，控制議會的活動；第六，建立經濟新體制。

  東條內閣取代近衛內閣後，解散了一切政黨和工農團體，把部落會、町內會、鄰組等基層組織納入大政翼贊會，從而完成了統治體制的法西斯改組，以實現高度國防國家體制。在太平洋戰爭時期，日本法西斯統治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長達15年的侵略戰爭，最後以失敗而告終。

  日本的戰敗宣告了極端國家主義的徹底失敗。舊體制被摧毀，取而代之以全新的體制，但支撐那個舊體制的思想，卻不可能通過一場戰爭的勝負決定其去留。舊體制中的既得利益者糾合到一起，以各種復歸舊體制的形式來進行抵制。戰後這部分人對新體制的抵制，以及向戰前國家主義內容的部分復歸，可以視為戰後日本新國家主義的出發點。但時過境遷，完全復歸戰前是不可能的，所以這些人改頭換面，力求復活舊體制中他們認為至關重要的那部分內容。

  這種以部分改變內容形式但實際以復活戰前國家主義為顯著特徵的新國家主義在戰後一直都沒有停止過。然而，礙於國內外形勢，這股逆流從1960年代開始不得不變為一種蟄伏的潛流。這股逆流再次以新的面目登場始於1980年代的中曾根政權。

  中曾根政權的「戰後政治總決算」，宣告日本戰後政治發展已經告一段落，在面向未來，以樹立政治大國為目標的層面上，可以說代表了當時乃至其後日本人的某種期待和嚮往。中曾根政權的新國家主義主張，既有政治大國的新主張，也有宣傳天皇意識形態、參拜靖國神社等復活戰前國家主義意識的某些成分，因而受到國內外的強烈反對，使其所謂新國家主義政治大大受挫。

  新國家主義成為日本社會的主要思潮之一是從1990年代開始的。新國家主義思潮和改革思潮興起的直接原因是國際、國內冷戰結構的崩潰。隨著蘇聯的解體和東歐劇變，一直與自民黨對立的社會黨處境十分不利，被迫進行體制和基本政策的轉換。社會黨的這一舉動使其與自民黨的區別模糊不清，自身衰落下去，乃至更名為在國會中無足輕重的社民黨。民主黨在基本政策上與自民黨沒有明顯的區別。現在各政黨中，除日本共產黨外，其他各黨區別已經很不明顯。

  與各政黨的意識形態色彩淡化相輔相成，日本國民中也出現了總體保守化、非意識形態化的現象。最鮮明的標誌是龐大的無黨派階層的出現，無黨派階層占日本選民的一半以上。這說明，日本國民開始漸漸遠離意識形態意義上的政治。

  注釋

  [1]「大正德謨克拉西」是指大正時期民主運動和民主思想，始於第一次護憲運動（1912—1913），止於第二次護憲運動（1924—1925），其內容是要求實現資產階級立憲民主政治，反對專制主義統治和擴軍備戰的軍國主義統治。

  [2]米騷動，是日本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因米價上漲而引起的全國性人民暴動。這次運動歷時53天，波及1道3府38縣，參加人數達數百萬人，數萬人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