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五年體制」的確立與自民黨「一黨優位制」

  鳩山內閣時期（1954—1956）在日本戰後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因為無論從經濟上講還是從政治上講，它都是一個承前啟後的時期。在經濟上，日本經過十年恢復，從此開始進入高速增長的起飛階段；外交上，實現了日蘇邦交正常化和加入聯合國，為日本走向國際社會邁出了第一步。「五五年體制」也始於鳩山內閣時期。

  社會黨是日本戰後成立最早的政黨。但由於其成分複雜，政見不一，1950年以後，左、右兩派決裂，成立了右派社會黨和左派社會黨，這種分裂狀態大約持續了4年之久。

  韓戰結束以後，日本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反民主路線和重新武裝政策。為此，左、右兩派社會黨意識到有必要聯合起來共同對付這股逆流。經過4年分裂之後，社會黨又最終實現了統一。

  保守黨的合併，原因是多方面的：社會黨特別是左派社會黨日益強大，兩派社會黨統一的動向加強，甚至有可能出現社會黨政權，日本財界對此深感不安，力促保守黨合併；在保守黨方面，很多人也在積極推進保守聯合。於是社會黨統一1個月後，自由、民主兩黨舉行自由民主黨成立大會，這樣，一個統一的保守新黨從此誕生。

  政治上，由於左右兩派社會黨的統一和自由、民主兩大保守黨合併為自民黨，日本形成長達30多年的「五五年體制」。從此，開始了長達38年的自民黨長期政權，確立了自民黨「一黨優位制」。1957年岸信介內閣的建立，意味著「五五年體制」從政治上所要達到的目標基本完成。

  岸信介內閣時期（1957—1960）確立了所謂「岸體制」，對革新政黨和人民群眾運動採取強硬姿態。岸信介強行修改《日美安保條約》，新《安保條約》增強了日美軍事同盟的危險性，所以導致日本人民如火如荼的反安保鬥爭。

  反安保鬥爭作為日本「戰後」型反體制鬥爭，是最大的一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以後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人民生活的迅速提高，再沒有出現過如此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自民黨在安保鬥爭中的最大經驗教訓，就是避免重新突出政治主義，而走經濟優先的道路。這一政策的具體體現者就是取岸信介而代之的首相池田勇人。池田內閣採取「低姿態」政策，提出「寬容與忍耐」的口號，使政府以「中庸」面孔示人。池田的經濟優先政策主要體現為對內實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對外實行進口貿易自由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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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代至1970年代連續執政7年8個月的佐藤政權，基本上繼承了池田內閣經濟高速增長的政策，是自民黨政權的黃金時代，1968年日本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佐藤之所以能長期執政，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時代的恩惠與機遇。

  1970年代初至1980年代初的10餘年間，是自民黨政權動盪的10年，其間，田中內閣因「金權政治」敗露而下台，出現了有名的大平正芳和福田赳夫之間的「大福之爭」。大平內閣時期經歷了驚心動魄的「四十天抗爭」，大平正芳心力交瘁死於任上。大平之死，使自民黨在眾參兩院同時選舉中取得了出乎預料的勝利。

  在「保革伯仲」的有利形勢下，各在野黨開始探討成立聯合政權的可能性。但圍繞聯合政權構想，在野黨意見不一，各行其是，不但幫助自民黨得以維持政權，而且將原來共同努力建立起來的「革新自治體」推向了解體。

  1980年代長期執政的中曾根內閣的內外政策既代表了上層壟斷資本的階級利益，也反映了下層民眾不斷滋長的「大國意識」，順應了日本社會發展的潮流，其「1986年體制」論，是一種設想自民黨作為優勢政黨連續執政的體制。

  中曾根康弘是個典型的保守主義政治家，一貫主張修改憲法。中曾根內閣所推行的「戰後政治總決算」，在國內政策方面，主要包括實行行政、財政、教育三大改革，並大幅度調整防衛政策，增加防衛經費。在對外關係方面，追求其政治大國的發展目標，拓寬亞太外交、協調南北關係。中曾根內閣提出的「戰後政治總決算」口號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做政治大國。中曾根長期政權不僅確立了「政治大國」的發展目標、實現了政治轉折，而且國內政局發展較為平穩、內閣支持率較高，是自民黨「一黨優位制」演變歷程中的又一個「黃金期」。

  1989年是日本政壇動盪之年。昭和天皇裕仁「駕崩」，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號為「平成」。宇野宗佑繼任自民黨總裁，在「緋聞事件」和參議院選舉失敗的壓力下引咎辭職，成為僅存在67天的「超短命」內閣。

  繼任的海部內閣力主「政治改革」，以求打破「金權政治」體制，所以海部內閣支持率較高。但他也正因為其推行政治改革的「新政」形象而被迫下台。

  其後上台的宮澤內閣的主要政績，是在公明、社民兩黨的支持下通過了《協助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法案》（簡稱PKO法案），從此揭開了自衛隊向海外派兵的序幕。但宮澤內閣一直為金丸事件等「金權政治」醜聞所困擾，由此產生的政治改革壓力不僅促使自民黨局部分裂，而且導致執政長達38年之久的自民黨政權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