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不關心形上學

  在中國，原始儒學以倫理、政治學說為中心，雖然不具有像佛教那樣縝密的思辨性理論體系，但關於世界的本源，已經形成了超越感覺與經驗的形上學的思維。例如，《易傳》的「一陰一陽之謂道」，就是思辨的、形上學的探究世界法則的哲學思想。漢代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體系中包含的陰陽五行思想也是形上學的思想。到了宋代，逐漸形成了包含豐富形上學思想的理學體系。

  與中國儒學相比，日本在江戶時代雖然接受了具有強烈思辨性質的宋明理學，但多數儒學者並沒有將重點放在其中形上學的內容上，而且，對其採取不關心的態度，還有一部分儒學者，如源了圓指出的那樣：「不知何時，將其變成了可稱作『經驗合理主義』的實學思想。」[1]當然，日本儒學者並非完全不把形上學作為問題，只是相比較來說不那麼重視。相良亨曾指出：「江戶時代的日本人以儒教為媒介所進行的思考留給日本人的精神遺產，雖說不是全部，但首先是或基本上是使他們自覺地認識到人們在現實社會中應遵循的倫理道德」，[2]但不是對世界本源和法則進行形上學思索的啟發。如前幾章所述，藤原惺窩基本不把「理氣關係」作為問題，即使談「理」，也是相比把「理」作為形上學的哲學概念，更多地把「理」解釋為具有道德性質的「道理」或「義理」。林羅山長時間側身於王陽明「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的理氣不可分論，無視「理」形上學的性質。即使是以嚴守朱熹學說自居的山崎闇齋，也不將性理問題視為形上學的問題或本體論的問題來對待，而是將其作為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倫理、修養問題或人生道路問題。貝原益軒更是將朱子學的形上學向經驗主義方向發展。古學派的素行、仁齋、徂徠三人，如田原嗣郎所言，「他們僅將自身的世界限定為人類的世界……而不著眼於在此之前的問題、世界的原因等」。[3]

  日本儒學者在接受中國儒學，特別是宋明理學時，對其中形上學內容的選擇和改變，與日本文化不喜好思辨的、形上學的思考，而傾向於事實、現象、經驗、實證等「即物主義」的特性有關。源了圓在《日本人的自然觀》[4]中，就作為日本人或日本文化性格之一的「即物主義」傾向做了詳細論述。源了圓說古代日本沒有像古代希臘、古代中國那樣的哲學反省。另外，古代日語中，表示山、川、草、木等自然物的詞彙很豐富，但是，沒有相當於漢語中的「自然」的詞彙。這就是說，對古代日本人來說，自然是一個個山、川，一根根草、木，但沒有形成超越它們的「自然」的概念。從古代末期到中世，通過佛教「無常觀」的印證，日本人形成了「美的自然觀」——「雪月花」的自然觀，但還未形成「超越自然」，統合「外自然」與「內自然」的哲學視點。到了近世，在上述文化背景下，知識分子受到「超越自然」，統合「外自然」與「內自然」的朱子學思想體系的強大衝擊，出現了很多或將其向經驗主義方向修正（貝原益軒），或全面否定它的學者（古學派）。另外，中村元在《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中也指出，日本人的思維方式有「非合理主義傾向」，其表現之一即是，日本人拙于思辨的、邏輯的思維，缺乏以抽象的普遍形式進行的空想性。[5] 日本儒學較不關心形上學內容的傾向，既是日本人或日本文化性格之一的「即物主義」這一特異性的產物，又是其表現之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