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縱式社會」和儒學道德

  為什麼儒學的倫理觀在現代日本社會中依然具有重大影響力呢？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與精神文化的「滯後」現象有關。一般說來，物質文化可以急速變化，但精神文化，特別是社會倫理觀和民族心理，不會與物質文化並行，在一朝一夕間發生變化。社會的倫理觀和民族心理，雖然會因為社會環境的變化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它的變化要比物質文化和社會環境變化滯後。沒有被革命改造過的社會或是歷史悠久的社會，這種「滯後」現象更為顯著。戰後的日本，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社會生產和日本人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消費水準等，都可與歐美先進各國相比肩。而且在建立大眾社會與大眾文化方面，日本與歐美先進各國相比，也毫不遜色。但是以儒學道德為其部分內容的日本人的倫理觀和民族心理的變化則相對滯後，仍作為潛流存在於日本社會中。二是因為儒學道德的部分內容仍適用於現代日本獨特的社會構造。關於日本的社會構造，川島武宜在《日本社會的家族式構成》（1947年）一書中曾指出，日本社會是由家族以及家族結合而組成的。在戰前的日本社會中，除儒教家庭和民眾家庭外，很多家族關係都被打造成與真正的親子關係幾乎相同的虛擬親子關係。例如，地主與佃農之間被稱為「親方子方」的再版親子關係。

  圖144《日本社會的家族式構成》（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家裡「奉公」人和商店「奉公」人與「主家」之間的封建親子關係，其現代版「企業一家」的工廠勞動關係，在公司、官廳、學校中親分子分的派系集團，議會這種近代制度下的親分子分政黨，最後，由作為「子」的臣民和持有「親心」來「指導」臣民的政府一起成立為家父長制國家，即是如此。在上述家族關係中，家庭生活的種種原理被擴大規模體現。其主要內容是：（1）「權威」的統治以及對權威的無條件服從；（2）個人自主行為缺失以及由此而來的個人責任感的缺失；（3）社會規範不允許進行任何自主的批判與反省；（4）團體內的親子式家庭氛圍和對團體外成員的敵對意識。這種家族、家族式關係或家族式原理都是與民主主義相對立的，如不「否定」它們，日本就無法實現民主化。[42]19世紀50年代，川島武宜關於日本社會構造的觀點得到日本人的廣泛贊同，家族性質的團體主義成為批判的對象，被視為前近代的殘留，但是，由於6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的高速成長，被近代主義批判的家族式團體主義重新恢復自信。以此為背景，中根千枝於1964年發表了《縱式社會的人際關係》一書。

  中根千枝在《縱式社會的人際關係》中，對日本社會獨特結構的現象描述，與川島武宜和其他學者並無顯著不同。中根千枝與川島武宜一樣，也認為家族主義及其虛擬是日本社會結構的特色，她說：「日本社會集團構成的原理集中地表現為『家』，在日本的所有人口（至少在江戶時代中期以後的農村中）中都可以看到『家』的存在，這種集團構成可以視為日本社會構造的特色。」[43]「以『親分』『子分』為象徵的人際關係，不僅存在於政治家和黑社會中，實際上還存在於自己認為也被他人認為具有進步思想的文化人、講授西歐經濟與社會的大學教授或在最先進的大企業中工作的人們中間。」[44]

  

  中根千枝與川島武宜的不同之處在於她對日本社會的家族式構成的解釋和評價。中根千枝是以社會人類學的「場」和「資格」的理論來分析日本社會構造的。她認為日本是強調「場」的社會，如日本人對外（向他人）介紹自己的社會位置時，相比「資格」（自己的姓氏、出身、學歷、地位、職業等）更喜歡先講「場」（自己所屬的職場、公司、機關、學校等）。因此，在日本社會中「縱式」的人際關係（親分子分關係、異質者因異質性結合而成的關係）發達，而「橫式」的人際關係（理論上的種姓、階級關係）並不發達。中根千枝雖然承認「縱式」團體成員間的「不平等性」和「序列意識」，但更加強調上下之間縱式關係的情的聯繫和「人間平等主義」（根據會田雄次的《日本人的意識構造》，前者是表面的縱式關係，後者是內在的縱式關係）。

  中根千枝對日本的獨特社會構造的評價，雖然承認這種「縱式」人際關係壓抑了個性或自我的發展，還會造成同類團體的過當競爭，但又認為它不是用「封建的」可以簡單概括的人際關係，而是日本文化的特殊性，是日本人的人際關係中難以變化的部分。她說：「日本式的團體構造，不能用封建的或前近代的簡單概括，其原理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具有現代性的，是非常有效的組織方法。」「實際上，日本人能成功地實現令人矚目的現代化的原因之一，即在於百分百地靈活運用了這一『縱式』聯繫的結構。」[45]

  日本社會構造中的家族主義特色到底是「封建殘餘」，還是具有延續性的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其功罪如何？關於這一問題的正確答案，或許需要未來的歷史學家去做。但在這裡可以指出的是，中根千枝對日本社會構造的分析，對於說明日本社會的現狀是頗具說服力的。日本式的「家」制度確實如川島武宜所指出的那樣，在戰後被否定，但是，這種家族式的團體主義即使其表現形態與戰前不盡相同，但仍繼續存在於日本社會的每個角落，特別是存在於企業中（當然，隨著機械化和合理化的進展，企業中的共同體氣氛必然會發生變化）。而這種繼續存在於現代日本社會中的獨特的社會構造，正是儒學道德依然存在的主要原因。

  在優先考慮個人與個人之間關係的「縱式」社會中，日本人的價值觀不置於以絕對性為前提的宗教，而是置於作為社會強制性規範的道德。反過來說，這種「縱式」社會需要道德的正當性予以維持。為「縱式」社會提供道德支柱的，不可能是歐美的個人主義倫理觀，而只能是適應「縱式社會」需要的、以儒學道德為主要內容的傳統倫理觀。總之，儒學雖是以中國的社會構造和人際關係為基盤而成立的思想，但由於中國是一個橫豎關係平衡的社會，儒學道德中既有適應「資格」的人際關係內容（例如「悌」「信」等），又有適應「場」的人際關係內容（例如「孝」「忠」「恩」「和」等）。並且，一部分儒學道德觀念，為適應日本的「縱式」社會而被改造（就像川島武宜指出的那樣，日本現代儒學中的「孝」與中國古典儒學中的「孝」不同，其中包含著在給予「恩」的條件下的特殊的倫理性心理構造）。這些適應「縱式社會」（根據「場」形成的人際關係）的儒學道德，作為「縱式社會」的道德支撐而持續存在。

  在通過「場」將不同性質的人組成團體的「縱式」社會裡，為強化團體，增強它的機能，必須加強團體成員的一體感。在這種場合，儒學「和為貴」的道德觀念便發揮了巨大作用。對日本人來說，「和」是至上的美德，日本團體領導人的主要任務就是維持「和」。為維持團體成員的一體感，日本人想盡一切辦法避免公開對抗。例如，做出重大決定時，不是僅由領導個人提出，而要經過團體成員的討論確定。討論時，為避免公開對抗，人們謹言慎行，儘可能用委婉的語言表達意見。但是，日本人的倫理觀，具有相對主義的特色。這種「和」的道德僅適用於本團體成員（自己人），不是普遍適用的。因此，同類團體之間便互相視為敵手，彼此進行過當的競爭。表現在國際社會中，日本人的「和」和對他人的同情並不涉及其他民族或其他國家，甚至將其他民族或其他國家視為現在的或將來的敵手。現在，日本被國際社會稱為利己主義國家的原因即在於此。

  在「縱式」人際關係構成的團體中，每個人都處在一定的上下關係位置上，但是，這種上下關係不僅僅是下級對上級的忠誠和服從，它們之間還有「縱式」的情的聯繫，即保護由依存予以報答，溫情將得到忠誠的回報。個人與團體的關係也是如此。中根千枝認為這種「縱式」的情的聯繫，不是等價交換，而是從「縱式」的人際關係中理所當然產生的。但是筆者認為這種「縱式」的情的聯繫，包含有居上位者為維持上下關係的穩定，有意識地予以利用的因素。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暫且不論，但在現代日本的「縱式」社會中，確確實實存在上下的情的聯繫。這種上下關係中的情的要素，正是「恩」「誠」（「忠」）等道德觀念能夠繼續存在的土壤。例如，日本的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大都實行終身僱傭制，就像「全包」所說的那樣，企業對雇員的關心甚至涉及雇員的私生活（提供住宅、結婚、生育等）。同時，企業致力於培養雇員的忠誠感情和愛社精神，而雇員則被要求盡全力於企業的運營和發展。這樣，企業與雇員之間形成「恩」和「誠」的關係。日本人希望上司與部下之間存在從個人忠誠心出發的溫情主義。例如，自1953年以來，日本統計數理研究所曾進行多次調查，調查的題目是，在「遵守規則不讓加班，但在工作之外也不給予照顧」的科長和「有時不遵守規則讓部下加班，但在工作之外善於關懷人」的科長之間，你選擇誰做領導？歷年的答案都是八成以上選擇後者，1978年，選擇後者的高達87%。

  總之，戰後的日本雖然沒有了作為國民教化根本方針的儒學，但儒學的價值觀和倫理觀仍然存在於日本人的心中。那麼，儒學的價值觀和倫理觀會不會在日本永存不衰呢？關於這一點，還是不做推測為好。但是，做出如下判斷似無大礙，即只要前述的「縱式」社會在日本繼續存在，儒學的影響便不會全部消失。

  注釋

  [1]福澤諭吉：『學問のすすめ』，旺文社，1971年，第13頁。

  [2]同上，第100頁。

  [3]同上，第100頁。

  [4]同上，第106頁。

  [5]同上，第130頁。

  [6]福澤諭吉：『學問のすすめ』，旺文社，1971年，第133頁。

  [7]家永三郎：『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56年，第120頁。

  [8]同上，第120頁。

  [9]源了圓：『実學思想の系譜』，講談社，1986年，第42頁。

  [10]遠山茂樹等：『近代日本思想史』（巻一），青木書店，1956年，第227頁。

  [11]同上，第168頁。

  [12]宇野精一等：『講座東洋思想10東洋思想の日本的展開』，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年，第334頁。

  [13]岩井忠雄：『明治國家主義思想史研究』，青木書店，1972年，第64頁。

  [14]西村茂樹：『日本道徳論』，岩波書店，1969年，第12頁。

  [15]同上，第9頁。

  [16]同上，第24頁。

  [17]同上，第24頁。

  [18]同上，第27頁。

  [19]西村茂樹：『日本道徳論』，岩波書店，1969年，第28頁。

  [20]同上，第28頁。

  [21]同上，第28頁。

  [22]同上，第29、30頁。

  [23]同上，第24頁。

  [24]宇野精一等：『講座東洋思想10東洋思想の日本的展開』，東京大學出版會，1972年，第358頁。

  [25]藤直幹：『日本の武士道』，創元社，1956年，第147頁。

  [26]宮島真一：『東洋哲學史綱要』，文進堂，1943年，第299—301頁。

  [27]藤直幹：『日本の武士道』，創元社，1956年，第165頁。

  [28]新渡戸稲造：『武士道』，岩波書店，1969年，第32頁。

  [29]新渡戸稲造：『武士道』，岩波書店，1969年，第23頁。

  [30]同上，第137頁。

  [31]同上，第140頁。

  [32]同上，第140頁。

  [33]戸坂潤：『日本イデオロギー論』，岩波書店，1982年，第420頁。

  [34]高階順治：『日本精神の哲學的解釈』，第一書房，1937年，第372頁。

  [35]古川哲史、石田一良編：『日本思想史講座7近代思想2』，雄山閣，1976年，第223頁。

  [36]長嶺秀雄：『日本軍人の死生観』，原書房，1982年，第154、155頁。

  [37]金源：《從戰爭狂人到朋友》，群眾出版社，1986年，第32頁。

  [38]賴肖爾著、國弘正雄訳：「日本人」，文芸春秋，1981年，第22頁。

  [39]沃格爾著、谷英等譯：《日本名列第一》（中譯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第18頁。

  [40]程偉禮：《日本經濟發達的文化溯源》，《人民日報》，1986年1月11日。

  [41]《天下雜誌》，台灣，1986年3月。

  [42]川島武宜：『日本社會の家族的構成』，日本評論社，1950年，第18—22頁。

  [43]中根千枝：『タテ社會の人間関係』，講談社，1967年，第36頁。

  [44]同上，第164頁。

  [45]中根千枝：『タテ社會の人間関係』，講談社，1967年，第1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