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日本軍國主義和對儒學的惡用

  軍人精神和儒學道德

  從明治維新到19世紀末，明治政府致力於「改正條約」事業，爭取修改歐美諸國強加而來的不平等條約。但是，明治政府在力求擺脫被壓迫民族地位的同時，還採取了侵略亞洲各國的錯誤方針。明治十七年（1874），日本政府為了向外轉移國內武士階層的不滿，出兵中國台灣。1875年，日本政府又策動「江華島事件」，利用軍事力量逼迫朝鮮簽訂《日朝修好條規》這一不平等條約，使朝鮮開國。日本政府對內鎮壓人們爭取生存、自由和權力的鬥爭，對外為了不斷尋求侵略和擴張領土的機會，採取了一系列軍國主義政策。1872年頒布了「國民皆兵」徵兵令。1878年，將參謀本部和監軍本部設置為直屬天皇而獨立於政府權限之外的部門，統帥和軍令也從一般政治中獨立出來。另外，關於國家政治，參謀本部可以通過天皇對政府施加壓力。於是，形成了使軍部專製成為可能的機構。這樣，日本在國內國外的政策方面，都踏上了軍國主義路線。日本軍國主義引發了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並最終導致日本全面敗北。

  在日本軍國主義膨脹的過程中，儒學遭到惡用。這主要表現在國內，以儒家德目為基本內容的「武士道」精神，首先以「軍人精神」的嶄新形式復活，進而作為「國民道德」被宣揚；在國外，以建設「王道樂土」為口號，成為侵略中國乃至亞洲各國的宣傳工具。

  1878年，日本以陸軍卿山縣有朋的名義，發布了《軍人訓誡》。《軍人訓誡》規定「忠實」「勇敢」「服從」是軍人精神的根本。《軍人訓誡》還說：「幕府時代的武士位於三民之上，以忠勇為宗旨，侍奉君上，以名譽廉恥為主。明治維新後，任何人都可以名列軍籍，對三民來說是值得慶幸的事。因而，毫無疑問也應以忠勇為宗旨。」[25]這不僅表明以「忠勇」為宗旨的武士道以軍人精神的形式得以再生，而且明治政府還企圖將其與國民圖140《尋常小學修身書》（1910年）道德相結合。近代的軍人精神與封建時代的武士道不同的是，忠節的對象從主君變為天皇。緊接著在1882年1月，以天皇的名義發表了《軍人敕諭》。《軍人敕諭》說：「朕乃汝等軍人之大元帥」，並將軍人精神總結為五條綱領，即「軍人以盡忠節為本分」「正禮儀」「尚武勇」「重信義」和「以質樸為宗」。[26]《軍人敕諭》所列舉的德目與武士道基本一致，也是儒學的德目。《軍人敕諭》所體現的軍人精神是封建時代武士道的繼承與發展。由於日本當時實行所謂的「國民皆兵」制度，因而軍人精神與國民道德是相通的。這一點從前述《教育敕語》所列舉的德目與《軍人敕諭》所列舉的德目基本一致也能看出。當時有學者直接將《教育敕語》與《軍人敕諭》聯繫在一起。例如，內藤恥叟的《敕語訓義》和重野安繹的《敕語衍義》都在注釋《教育敕語》中「義勇奉公」時，全文引用《軍人敕諭》，認為不僅僅是現役軍人，所有與軍籍相連的國民都應該銘記於心，宣揚武士道和軍人精神、國民道德的一致性。

  日本在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戰爭和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後，對軍人精神的鼓吹更是甚囂塵上。青年將校櫻井忠溫參加了日俄戰爭中的旅順攻擊戰，並身負重傷，據此發表了實戰記錄——《肉彈》。明治天皇讀後大加讚賞，《肉彈》因此被多次印刷。對軍人精神的鼓吹，在國民教育中尤為嚴重。例如，當時小學修身教科書的第二卷中，記述了海軍中佐廣瀨武夫的事跡。廣瀨武夫在參加由閉塞船福井丸沉沒而閉塞旅順港的戰爭中戰死，被尊稱為「軍神」。1907年到1941年，國定教科書前後共修訂了5次。觀察其中出現的人物數量，在修身教科書中，日本的武人、軍人的數量占10.3%，居第三位。國語教科書中，占33.9%，居第一位。通過這種宣傳，以忠節為中心的軍人精神被敬為「大和魂」的精華和國民道德的模範，滲透到日本全體國民的心中。正如反戰論者幸德秋水在《帝國主義》中所揭露的那樣：「他們平常在其家庭、學校、兵營里，只受到為天皇獻身的教訓，而不知有其他。」[27]新渡戶稻造曾留學美國、德國，是一位娶西洋婦人為妻的基督教和平主義者。他在1899年用英文寫成了《武士道》一書，向西洋人介紹武士道的淵源、特點和影響。《武士道》中寫道：「就嚴格意義的道德教義來說，孔子的教訓是武士道最豐富的淵源。」[28] 新渡戶稻造讚揚日本的武士道，說：「作為封建制度產物的武士道光芒在其基底制度消失之後依然存留，如今仍照亮我們的道德之路。」[29]「有人說日本在最近和中國的戰爭中取勝靠的是村田式步槍和克虜伯大炮的力量，這只不過說出了真理的一半……最進步的步槍也不能自己發射，最近代的教育制度也不能使膽小鬼變成勇士。我們在鴨綠江、朝鮮和滿洲取勝，靠的是躍動於我們心中的祖宗的威靈。這些威靈是我們勇武的祖先不死的魂魄，有眼力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哪怕是思想最先進的日本人，只要揭開他的外衣，就會發現他是一個武士。」[30]關於武士道的前途，他認為與禁欲主義思想一樣，武士道「作為體系是消滅了，但作為道德依然存續。」[31] 還說：「武士道作為一個獨立的倫理規定或許消失了，但其力量於地上無窮盡。其武勇和文德的教訓作為體系或許已經被毀滅，但其光明、其光榮將永存。」[32] 即便是當時「思想最先進的日本人」——新渡戶稻造，也讚譽這種武士道與軍人精神，可見，作為時代錯誤價值意識的軍人精神，是以怎樣的廣度和深度毒害著日本國民的心靈。

  圖141 《武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