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村茂樹的《日本道德論》

  政府分裂、彈壓自由民權運動的工作奏效之後，榮升為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為了修改條約繼續推行歐化主義。明治十八年（1885），文部大臣森有禮跟隨伊藤的方針，主張「在現代提倡孔孟之教是迂腐的」。當然，伊藤博文、森有禮等開明派官僚的歐化主義，和保守派的儒學至上主義一樣，都是以強化富國強兵政策和天皇制政權為目的的，但伊藤博文等人認為，在當時的情勢下，儒學至上主義是不合時宜的。1886年，西村茂樹針對歐化主義發表了《日本道德論》，主張調和儒學和歐洲哲學，把作為傳統價值的儒學加以改造，使之滿足新階段天皇制統治的需要。

  圖136 西村茂樹

  圖137、138 西村茂樹選錄《小學修身訓·下》（1880年）和《日本道德論》（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明治初期，西村茂樹曾作為啟蒙學者，介紹過西洋的哲學、倫理學、歷史學。但是，西村茂樹逐漸回歸到儒學主義。西村的《日本道德論》，首先指出道德是國家的根本問題，並說：「今日之勢，不可不以合全國民力而保本國之獨立，並耀國威於他國為必須至急之務。若問何以可達如此希望？余答之，除提高國民之智德勇即道德外，別無他法。」[14]西村茂樹認為道德說「一種叫作世教，一種叫作世外教」。[15]中國儒學和西洋哲學是「世教」，以道理為主。印度佛教和西洋耶穌教是「世外教」，以信仰為主。「現今本邦立道德之教，與捨棄世外教，宜用世教恰當類似。」[16]那是因為「今日世外教只能取得下層社會人民的信仰，而無法獲得上層社會的信仰。」[17]世教中，西洋哲學雖然「學理的微妙已達到無與倫比」，[18]但還是存在很多缺點。其中重要的是，理論上偏重知識，尚古思想淡薄，實踐上缺乏安定人心之術，具有功利主義和利己主義傾向，特別有輕視君主、父母的缺點。而儒學則「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等五倫為中心，從致知格物起，直至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關於現世的事物，儒道可謂網羅一切天下的教法」。[19]因此，「今日以儒道為本邦道德之基礎，勝於哲學。」[20]但是，西村茂樹的主張與元田永孚的儒學至上主義不同。他說：「在今日，亦不能專以儒道立本邦道德之基礎。」[21]那是因為儒學有六個不足之處。第一，儒學在理論的精密度上不如西學；第二，儒學「有安於退守，乏於進取的弊端」；第三，「儒道對尊屬者有利，對卑屬者不利」；第四，「儒道男尊女卑的說教多」；第五，「儒道是古非今，每事追求效仿唐虞三代之治」；第六，儒學不是「以理為師」，而是「以人為師」等。[22]所以西村茂樹主張「一定的主義即採取二教（儒學、哲學）精華而棄其糟粕」，由而「合成」「天地的真理」，以為「日本道德之基礎」。[23] 像這樣，儒學思想在西村茂樹的《日本道德論》中，經過改變而得以重生。

  圖139 《教育敕語》

  1889年，日本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確定天皇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和國政的總攬者，同時在近代日本國家體制定型後，1890年10月公布了《教育敕語》。《教育敕語》由侍講元田永孚和法制局長官井上毅合作寫成，由山縣有朋首相和芳川顯正文相審議。按照芳川顯正所言，《教育敕語》是為了「立道德大本統一民心」而頒布的。《教育敕語》的根本內容是：「孝父母，友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職能，成就德器，廣進公益，開拓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有緩急，則應義勇奉公，以輔翼天壤無窮之皇運。」[24]《教育敕語》的頒布，確立了以儒學道德為主要內容的教育方針及國民道德方針。它不僅影響著日本的近代教育，而且還廣泛、持久地制約著日本近代的思想。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戰敗為止，《教育敕語》都發揮著作為日本教育乃至國家主義意識最基本的經典的作用。

  總之，明治維新後，儒學自然觀的影響已基本消失，但儒學道德觀卻與日本的國家主義意識相結合而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