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田永孚的儒學至上主義

  文明開化時期，明治政權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開明性，但隨著其基礎大致完成，出現了放棄開明、企圖復辟的現象。明治八年（1875），明治政府制定了新聞紙條例和誹謗律，開始全面鎮壓輿論。因擔心會員觸碰到政府的忌諱而被革職，明六社自行解散。隨著階級對立的尖銳化和自由民權運動的發展，明治政府的反擊逐漸激烈。隨著1878年演說取締令、1879年集會條例、1887年屋外集會條例等的先後發布，明治政府鎮壓了言論、出版、集會自由。作為應對自由民權思想的對策，明治政府的御用學者們，首先引進社會進化論，以此來否定天賦人權的人間觀。通過把原先適用於動植物界的進化法則機械地用到人類社會發展史，將作為現在「優者」的專制統治正當化。加藤弘之說：「以有關物理學科之進化主義駁擊天賦人權主義。」[11] 另外，明治政府還想復活、引用儒學思想，特別是其中的倫理思想。

  圖134 元田永孚

  在儒學思想的復活和變化過程中，元田永孚（1819—1891）和西村茂樹（1828—1902）起了最為重要的作用。元田永孚始終堅持儒學至上主義，西村茂樹則主要致力於將儒學舊物翻新，使其適用於新時代。

  元田永孚出生於九州熊本藩士之家，曾就學於藩校時習館。1871年出仕宮內省，被命為侍講，向天皇、皇后講授儒學。他利用這種側近地位，不斷地進行政治活動。1879年，元田永孚策動明治天皇向內務卿伊藤博文和文部卿寺島宗則頒布了《教學大旨》，其內容由元田起草。其中認為，文明開化風潮帶來了如下結果，即「其流弊在於後仁義忠孝，徒洋風是競，將來之所恐，終至不知君臣父子之大義，亦不可測」，命令「自今往後，基祖宗之訓典，專明仁義、忠孝，道德之學當以孔子為主」。[12] 針對《教學大旨》，伊藤博文上奏《教育議》，提出反駁。伊藤博文認為，風俗之弊是伴隨維新變革的必然產物，未必是學制發布以來教育之緣故，由於漢學學生是政談之徒的種子，因此，他主張比起漢學更應學習工藝技術百科。針對《教育議》，元田又起草了《教育議複議》反駁伊藤，力主「以四書五經為主」的修身教育。圍繞德育方針，保守派元田永孚和歐化派伊藤博文的論爭，實際上是明治政府的官僚們爭奪文教政策主導權的鬥爭。在反對自由民權運動方面，他們卻是一致的。論爭的結果是伊藤保持沉默，元田取得勝利。這是因為元田處在天皇「侍講」這一有力的地位上，此外，還因為自由民權運動日益高漲，伊藤等開明派也需要利用天皇的權威。明治十四年（1881）政變之後，明治政府的開明政策更加趨向保守，復活儒學的氣勢越發高漲。1880年6月，一些朝野名流設立了斯文學會，1881年7月，推舉有栖川宮熾仁親王為會長，展開了以儒學思想為基調的道德運動，與自由民權運動和開明派的歐化主義相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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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35 《幼學綱要》（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1883年11月，宮內省向全國各學校和一般民眾頒布了元田永孚編寫的《幼學綱要》。其中，最為明確地體現了元田永孚的儒學至上主義。《幼學綱要》等政策的頒布，確立了儒學倫理思想在學校教育制度和基本方針中的穩固地位。《幼學綱要》的體例，從「孝行」說起，至「勉職」止，共20條，每條都先引用《孝經》和四書五經的語句，然後再敘述中國和日本的道德事例，還附有插圖，據說是以朱熹的《小學》體例為範本，或者至少是作為重要參考編寫而成。1884年，元田永孚又發表了《國教論》，主張以儒學為國教。《國教論》中寫道：「以天祖之誠心立，君臣之大義明也，父子之至親敦也。擴充之，以孔子之道德；補益之，以歐學之格物。用此為國教。」[13] 從《教學大旨》《幼學綱要》《國教論》可以看出，元田永孚的儒學至上主義是原封不動的復活儒學，沒有創新之處。因此，在文明開化既已經過的時期，作為應對高揚的自由民權鬥爭是不充分而且無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