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儒學 第一節 儒學思想的復活、變容和《教育敕語》

  啟蒙學者和自由民權思想家的儒學批判

  明治維新後，新建立的明治政權所面臨的課題是：在國內，亟需發展資本主義；在國際上，擺脫由歐美列強施加的半殖民地化危機，並使日本成為獨立的近代化國家。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明治政府「自上而下」推進「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政策，作為「富國強兵」的手段，施行了「文明開化」政策。所謂「文明開化」，就是吸收西洋諸國的經濟、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批判佛教、神道、儒學等封建文化。這表明明治政權具有一定程度的開明性。新政府首先推進神佛分離和廢佛毀釋政策，以致各地佛像、佛具和佛堂被大量燒毀和破壞。明治三年（1870）正月，新政權下達大教宣布詔令，意圖推進神道國教化政策，但因開明派官僚和民眾的抵制，教部省於1877年被解散，神道國教化政策宣告失敗。新政府批判封建教學的儒學，1872年學制發布的《太政官布告》批判以前的學問教育為「趨於詞章記誦之末，陷於空理虛談之途」。學制發布的結果是，普通私塾和寺子屋大多被關閉，以前的藩校或則停辦或則被令關閉。漢學很快瀕臨廢絕。就連東京大學漢文科的學生也十分稀少。

  圖132、133 《勸學篇》和福澤諭吉

  在明治初期的文明開化時期，以「明六社」為中心的啟蒙學者們積極吸取西洋思想，大膽批判儒學等傳統思想。他們引進法國思想家孔德的實證主義，提倡「實學」，批判儒學是「虛學」。他們引進英國哲學家穆勒的功利主義，提倡功利主義的人生觀和對情慾的尊重，批判儒學的禁欲主義。他們引進「天賦人權說」和「社會契約論」，提倡「自由平等」和「獨立自尊」，批判儒學的名分思想和服從道德。在啟蒙學者中，對儒學展開最尖銳而有系統的批判的是福澤諭吉。福澤在《勸學篇》中說：「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1]他批判古代以來「上下貴賤」的名分論和忠義道德，說它們「歸根到底是讓他人之魂占據我身」，[2]他不無諷刺地說世間所謂的「忠臣義士」不過是「他人之魄止宿的旅舍」的可憐之人。[3]另外，福澤認為，「自古以來中日勸人行孝的故事……愚蠢而又可笑」。[4]他認為，「政府職能在於牧民」是「極其失禮的說法」。[5]還說：「主張正上下貴賤名分，乃源於欲行專制之權，其毒害在於使人間流行欺詐術策。」[6] 福澤在《文明論概略》中進一步批判儒學是「一半是有關政治的學問」，而且是「幫助政府本來性質中的專治元素發生並為其潤色的一種存在」，是與「人民同權」存在敵對關係的學問。

  文明開化時期的啟蒙學者們吸取西洋思想，批判傳統思想，在培養日本人科學自然觀和政治主體意識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政治主體意識的成長，對自由民權思想起到了啟蒙作用。

  自由民權運動時期，自由民權思想家們在提倡徹底解放人格與人權的民主主義和人文主義的同時，批判儒學。例如，植木枝盛對儒學的批判，主要針對作為儒學社會基礎的父家長制家族制度。植木在《兄弟論》中說，自古以來重視長幼秩序的思想「可謂專制思想的分派」。[7]在《男女及夫婦論》中，考慮男尊女卑陋習的由來，主張男女同權、夫婦平等，譴責儒學的傳統的道德觀助長了這種陋習，大聲疾呼「婦女們，拋棄儒學，撕毀四書五經及小學之類，它們都是你們的仇敵」。[8]

  日本的啟蒙學者們大多富於漢學教養。因此，他們一邊批判儒學，一邊以儒學概念為依據，理解和接受西洋近代思想。例如，啟蒙學者經常使用的「實學」概念，朱熹在有名的《中庸章句》的序言部分就使用過。日本近世的儒學者中江藤樹和荻生徂徠也使用過「實學」概念。據源了圓研究，日本近世「實學」的內容是「追求人生真諦的學問，道德實踐的學問，以政治實踐為宗旨的實用的學問，被實理證實的實用的經世濟民的學問等等，包含有多種意思」。[9]當然，啟蒙學者所說的「實學」，並非指以上內容，其包含的內容已經變化了。福澤諭吉常常將其與「科學」作為同等意思使用。津田真道認為儒學是「虛學」，西洋的近代科學和哲學才是「實學」，說：「蓋學問大別有兩種。夫論高遠空理之虛無寂滅，若五行性理、或良知良能之說，虛學也；征之實象，專說確實之理，如近今西洋之天文、格物、化學、醫學、經濟、希哲學等，實學也。」[10] 除「實學」之外，「理學」「格物學」「窮理學」「修身學」等古語也被賦予了新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