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東湖和德川齊昭

2024-10-13 10:02:43 作者: 吳廷璆

  圖128 藤田東湖座像

  藤田東湖(1806—1855)是藤田幽谷的次子,生於水戶。文政九年(1826),幽谷去世,第二年東湖繼任家督,參與彰考館的編修工作。1829年,東湖帶頭策劃了擁立齊昭的運動。因此得到水戶藩第九代藩主德川齊昭(1800—1860)的信任,成為水戶藩的政治中心。天保八年(1837),齊昭命東湖為即將創建的藩校弘道館起草《弘道館記》草案,闡明其理念。東湖很快完成並向齊昭提出了草案,1838年,以齊昭的名義公開發表了《弘道館記》。《弘道館記》被視為後期水戶學的完成之作,其中展現了東湖和齊昭二人的思想。東湖的代表作《弘道館記述義》是對《弘道館記》的解說,與《新論》一同作為後期水戶學的經典,在全國被廣泛閱讀。《弘道館記》和《弘道館記述義》僅僅沿襲了幽谷和正志齋的思想,內容上並無創新之處,但是,東湖的才能在政治方面,他是將後期水戶學理論帶入政治領域的實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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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29、130 《弘道館記述義》封面和正文

  《弘道館記》和正志齋的《新論》一樣,都從尊王攘夷的方面讚美了德川家康的事業,說:「我東照宮撥亂反正,尊王攘夷,允武允文,以開太平之基。」[43]東湖的尊王論,並沒有超越幽谷、正志齋,而是與他們一樣固守於尊王的封建階級秩序,不帶有反幕性質。東湖在《弘道館記述義》中有如下記載:「天下萬姓煦育之恩,本於天祖。二百餘年太平之化,源於東照宮……若慢其君父,欲直盡忠於朝廷與幕府,則犯分逾等之甚,適足以取僭亂之罪而已。」[44]德川齊昭的尊王論也是如此。在1834年十一月十七日給幕府老中大久保忠真的信件中,齊昭寫道:「鄙人認為,將軍敬京都之儀,天下自然大統,第一,應適其身份,士民尊敬其領主,領主尊敬將軍,將軍尊敬京都,若忘其身份應稱亂民。」[45] 總之,只有位於封建階級秩序頂點的將軍才能直接尊崇天皇,大名、藩士直接尊王不僅不合適,反而會被認為「犯分逾等」、「僭亂之罪」。這種尊王論絕對肯定現存的幕藩體制,以敬幕為實質內容。

  東湖從很早就抱有強烈的對外危機意識。在1828年十二月十四日的信件中,東湖說:「目前憂患種種,筆紙難盡,其內夷狄、盜賊、凶荒三條,其征既現,其禍既萌,決不可疏忽。」[46]但針對如何應對「外患」,東湖基於「華夷、內外天下之大閒」的華夷思想,主張鎖國的「攘夷論」。他視德川家康為「攘夷」模範,即「至東照宮,更大設憲令……於此外夷之防,妖教之禁,永為憲法第一義,其果決明斷,攘除夷狄,蓋亦如此。今恭觀其遺訓,於仁政武備之要,尤垂深戒。慮其內憂防其外患之所以者,不一而足。」[47]按照東湖的想法,必須靠振興「天地正大之氣」來克服危機。而且認為,只有靠「萬人的魂入替」才能振興「正氣」,即「磅礴正氣之所,富國強兵是大本,若國富兵強,外患何足擔憂。」[48] 即使到佩里來航之際,東湖的「外夷」對策也沒有改變。

  安政二年(1855),江戶大地震中,東湖為了救出母親而被壓死,沒有參與「開國」以後的尊王攘夷運動,齊昭作為幕政改革運動的指導者和幕末尊王攘夷論的象徵,活躍在幕末的政治舞台上。那麼,佩里來航後,齊昭的尊王攘夷論和《弘道館記》時期的尊王攘夷論之間是否有變化呢?

  《日美友好通商條約》簽訂後,齊昭始終對外採取強硬姿態,批判幕府的開國政策。齊昭擔心若將軍不採取對外強硬姿態,就會造成「失征夷之名目故,大名又輕蔑公家之義,終至背棄公家」的後果。[49] 另外,齊昭主張將軍家自身應作為模範帶頭向天下展示尊王,不給諸大名以下之人留下批判幕府的口實,摘除外樣大名和朝廷的勾結之芽。但是,齊昭也承認,在內憂外患面前,如果繼續遵循原先老中的政治方式,是不可能打破危機局面的。於是,為了使親藩大名和外樣大名共同分擔克服危機的任務,他主張進行幕政改革。齊昭將他們的力量匯聚起來是為了守住遭遇內憂外患危機的德川家族的天下。另外,齊昭之所以參加一橋派的幕政改革運動,是因為其內心期待自己的兒子慶喜成為將軍。但是,按照齊昭的想法,雖然將親藩、外樣大名的政策積極反映在國政上是必要的,但終究還是要對應親藩、譜代、外樣等傳統的身份。

  圖131 舊弘道館(茨城縣水戶市)

  齊昭採取上述姿態在很大程度上與他作為御三家或者副將軍的意識有關。齊昭認為「唇亡齒寒,御三家譜代大名皆幕府之唇,實應有所作為」。[50]因此,幕府老中有不當行為時,「即使捨身也應上報」是「三家溜詰」理所當然的職責,也是維持德川體制所必要的。可以說,在幕政改革運動中,站在御三家的立場,堅持封建階級秩序的「尊王論」和對外強硬政策的齊昭與其他一橋派大名之間是有明顯差異的。「安政大獄」前後,隨著尊攘志士的反幕傾向逐漸增強,齊昭更是對尊攘志士的尊王攘夷運動採取了反對態度。櫻田門外之變中水戶藩浪士殺死井伊大老,齊昭說:「掃部頭[51]縱有不妥,仍是將軍家信任之宰相,殺害之,不妥之極,言語道斷之曲事也。」[52] 總之,齊昭直到最後都堅守「副將軍」姿態,想保住遭遇內憂外患的德川家族的天下。所以隨著尊王攘夷運動的推進,德川齊昭和後期水戶學的影響力逐漸削弱也就不難理解了。

  注釋

  [1][明]朱舜水:《朱舜水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171頁。

  [2]同上,第272頁。

  [3]卲念魯:《明遺民所知錄》。

  [4]陶希聖:《朱舜水》序說,收入於郭垣編:《朱舜水》,正中書局,1937年。蘇曼殊:《斷鴻零雁記》。

  [5]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書店,1985年,第83頁。侯外廬:《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59頁。王金林:《朱舜水的實理實學思想及對日本水戶學派的影響》,《延邊大學學報》,1983年,東方哲學研究專刊。

  [6][明]朱舜水:《朱舜水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402頁。

  [7]同上,第397頁。

  [8]同上,第171頁。

  [9]同上,第406頁。

  [10]同上,第769頁。

  [11][明]朱舜水:《朱舜水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786頁。

  [12]同上,第194頁。

  [13]尾藤正英編:『日本文化と中國』,大修館書店,1973年,第188—200頁。

  [14][明]朱舜水:《朱舜水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274頁。

  [15]遠山茂樹:『明治維新』,岩波書店,1951年。山口宗之:『改訂増補幕末政治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82年。

  [16]源了圓:『徳川思想小史』,中央公論社,1981年。尾藤正英:「水戸學の特質」,收入於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學』,岩波書店,1973年。鈴木暎一:「水戸藩尊攘派の思想と行動」,季刊日本思想史,13號。

  [17]吉田昌彥:「後期水戸學の論理」,季刊日本思想史,13號。

  [18]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學』,岩波書店,1973年,第10頁。

  [19]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學』,岩波書店,1973年,第11頁。

  [20]同上,第13頁。

  [21]同上,第31頁。

  [22]同上,第44頁。

  [23]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學』,岩波書店,1973年,第52頁。

  [24]同上,第50頁。

  [25]同上,第51頁。

  [26]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學』,岩波書店,1973年,第153頁。

  [27]同上,第153頁。

  [28]同上,第153頁。

  [29]高須芳次郎:『水戸學大系2會沢正志斎集』,井田書店,1943年,第359頁。

  [30]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學』,岩波書店,1973年,第63頁。

  [31]同上,第78頁。

  [32]譯者註:即根本方針。

  [33]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學』,岩波書店,1973年,第557頁。

  [34]市井三郎:『明治維新の哲學』,講談社,1975年,第130頁。

  [35]譯者註:指將軍。

  [36]『吉田松陰全集』(巻五),岩波書店,1940年,第192、193頁。

  [37]『日本の名著31吉田松陰』,中央公論社,1977年,第324頁。

  [38]山口宗之:『改訂増補 幕末政治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82年,第268頁。

  [39]同上,第270頁。

  [40]譯者註:指參與襲擊東禪寺的武士。

  [41]山口宗之:『改訂増補 幕末政治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82年,第271頁。

  [42]同上,第271頁。

  [43]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學』,岩波書店,1973年,第230頁。

  [44]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學』,岩波書店,1973年,第335頁。

  [45]『水戸藩史料別記上』,第210、211頁。

  [46]鈴木暎一:「藤田東湖の思想」,日本歴史,413號,第10頁。

  [47]今井宇三郎等:『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學』,岩波書店,1973年,第297頁。

  [48]鈴木暎一:「藤田東湖の思想」,日本歴史,413號,第14頁。

  [49]山口宗之:『改訂増補 幕末政治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82年,第291頁。

  [50]同上,第293頁。

  [51]譯者註:指井伊直弼。

  [52]山口宗之:『改訂増補幕末政治思想史研究』,ぺりかん社,1982年,第2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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