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澤正志齋

  會澤正志齋（1782—1863）10歲時，成為幽谷最早的門人。18歲時經幽谷推薦進入彰考館，從事《大日本史》的編修工作。文政七年（1824），英國船員強行登陸水戶領內的大津浜，時任「筆談役」的正志齋與英人交涉，看到他們有侵略日本的野心，感受到外患的威脅。受對外危機意識的刺激，正志齋於第二年開 始執筆寫作《新論》。

  圖126 會澤正志齋畫像

  請記住𝒷𝒶𝓃𝓍𝒾𝒶𝒷𝒶.𝒸ℴ𝓂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新論》中，正志齋以「國體」論為紐帶將「尊王」與「攘夷」結合起來。依照《新論》的理論構造，維護「國體」既是「攘夷」的目的，也是其根本方策。另外，「國體」的核心在於天皇之尊嚴，即「尊王」是維持「國體」的關鍵。為了「尊王」，「攘夷」才有意義，通過「攘夷」才能實現「尊王」。

  關於「國體」的內容，《新論》中雖未明確定義，但從其論說來看，首先是天皇統治的永久性，即「天胤君臨四海，一姓歷歷，未嘗有一人敢覬覦天位，以至於今日。」[23]天皇統治永久性的根據在於「天日之嗣，世御宸極，終古不易」。《新論》在強調這一國粹神話的同時，[24]又以「神聖以忠孝建國」[25] 的普遍道德理念為保證。另外，祭政一致、政教一致的政治體制和「以武建國」也被視為「國體」的內容。

  正志齋的「國體」論所闡述的國家組織原則，是以天皇為君主的統一國家，看似與現存的幕藩體制原理不同，但實際上並不否定現存的幕藩體制。按照《新論》的說法，日本的國家統一，並不是天皇的政治統一，不必廢除分權性質的幕藩領主制，僅由天皇向日本各地神社統一班給幣帛，則「群神百祀有所統一」。[26]政治上依然是「幕府及邦君之治統」一。[27]正志齋的主張並不包含否定現實的幕藩體制，實現天皇親政的意圖。把幕府說成是輔佐天皇的中央政府，把大名比做朝廷的地方官。這樣，現實的幕藩體制就與正志齋的「國體」秩序等同。可以說正志齋的「國體」論重新確認了幕藩體制的合理性。因此說：「今共邦君之令，奉幕府之法，戴天朝以報天祖。」[28]（《新論》）還說：「為臣民者，各從其邦君之命，即從幕府政令之理，仰天朝報天祖之道也。」[29]（《迪彝篇》）看來，正志齋的尊王論以敬幕為實質內容。不過，正志齋的尊王論具有將幕府的絕對權威相對化的意義，孕育著發展國家主義思想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直到幕末開國乃至明治以後，才轉化為現實。

  《新論》是在受到對外危機意識的刺激後，以1825年幕府發布的異國船驅逐令為契機而作成的。正志齋提出「國體」論，不僅是為了應付內憂，還為了抵禦外患。《新論》中說：「奸民橫行而莫之禁，戎狄伺邊而莫之御……國體其何以維持」，[30]「用海內全力，以興膺懲之師，以醜虜屏跡竄形不敢近邊，庶幾不忝國體矣。」[31]即「攘夷」本身不是目的，維護「國體」才是終極目標。為了實現攘夷，正志齋還提出了「修內政」「飭軍令」「富邦國」「頒守備」等「富國強兵」策，他認為「攘夷」之「大經」[32] 在於「明夏夷之邪正」「明國體」。因此正志齋一邊認識到西洋諸國軍事、政治力量的強大，一邊輕蔑其為夷狄，支持幕府的異國船驅逐令。可見，正志齋的攘夷論是以鎖國為實質內容的。

  正志齋的《新論》廣為流傳，對幕末人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當時的志士中，一般認為若未讀過《新論》便不具備做志士的資格。例如，吉田松陰嘉永六年（1853）直接會見會澤正志齋，並自稱為「信水府之學者」。[33]松陰不僅對《新論》所表達的民族危機感產生共鳴，而且直至1856年，仍對後期水戶學以敬幕鎖國為內容的尊王攘夷論堅信不疑，說：「對幕府之忠節即對天朝的忠節。」[34]但是，安政五年（1858），幕府不顧孝明天皇的敕令，簽約《日美友好通商條約》，從此，吉田松陰等尊王攘夷志士們明確脫離了之前熱衷的後期水戶學。口號依然是「尊王攘夷」，但松陰等的尊王攘夷論是以討幕開國為內容的。1858年7月，松陰攻擊幕府說：「傲然自得，以諂事墨夷為天下之至計，不思國忠，不顧國辱，而不奉天敕，是征夷[35]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憤，准此大義，討滅誅謬，然後可也，不可少宥。」[36]於當年所作的《對策一道》中說：「以國家大計言之，欲振雄略驅四夷，非航海通市何以為……鎖國故苟偷之計，末世之弊政也。」[37] 如上所述，正志齋的尊王攘夷論與松陰等尊攘志士們的尊王攘夷論不可等同視之。明治維新運動中，前者與公武合體運動相連接，後者則是尊王攘夷運動甚至是討幕運動的指導理念。

  晚年的正志齋繼續堅持自己的主張，與討幕的尊攘志士相對立。1858年8月，不滿幕府草率簽約的孝明天皇直接向水戶藩下達譴責幕府的密令，並讓水戶藩向其他各藩轉達這一敕命。當時，尊攘派寄希望於此敕命，並力求迅速傳達，而正志齋反對傳達敕命，為迴避水戶藩和幕府的對立，主張恭順幕府。他批判朝廷敕命說：「京師勃勃為天下可畏，視諸公意見，皆浮躁輕薄，無與虜戰輕易取勝之見識深謀遠慮，可推知，如此之人妄動，敗事必然，徒成天下之禍。」[38]1860年，水戶浪士在櫻田門外殺死大老井伊直弼，天下尊攘志士無不拍手稱快，而正志齋則指責說：「對國家揮白刃者，狂悖之所為。」[39]1861年5月，水戶浪士襲擊東禪寺的英國公使館，對此，正志齋說：「若捕獲東禪賊[40]，首先應向幕府道歉。」[41]他將1862年在坂下門襲擊安藤信正的一伙人稱為「十五日賊」。[42] 上述這些行為對在《新論》中提出敬幕即尊王論理的正志齋來說，可以說是很自然的。同時這些行為也表明了正志齋尊王攘夷論的歷史意義。

  圖127 櫻田門外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