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儒學者西洋文明觀的轉變

  蘭學的傳播

  16世紀後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傳教士與商人來日，帶來了稱作「南蠻」文化的西洋文明。但是，由於江戶時代初期實行「鎖國」政策，西洋文明的傳播陷入了停滯狀態。然而在享保五年（1720），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下令緩和漢譯洋書的輸入限制。1740年，又命青木昆陽和野呂元丈學習荷蘭語。在這些政策的帶動下，西洋文明的傳播形勢逐漸高漲，以長崎為窗口，通過荷蘭人或者荷蘭語書籍對西洋文明的研究盛行起來。當時，此學問被稱為「蘭學」，其主要內容是醫學、動植物學、天文學、地理學等。但是，西洋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在當時幾乎不為人知。一般認為，1774年由前野良澤和杉田玄白翻譯出版《解體新書》為日本蘭學的出發點。自那之後，猶如《蘭學事始》中所說：「一滴油滴入池水，迅即布滿全池」，蘭學從18世紀末期到19世紀前半期在日本各地廣泛傳播，成為學界一股可觀勢力。

  圖109、110 鳴瀧塾和西博爾德放血手術圖 文政六年（1823），作為荷蘭商館醫師赴任的西博爾德，在長崎的鳴瀧興辦了診療所和學塾，一邊進行診療一邊向日本人傳授西洋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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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蘭學的傳播，蘭學者或者是與蘭學相關的學者的西洋文明觀開始發生變化。在此之前，人們的西洋文明觀由於深受儒學中「華夷」思想的影響，普遍使用中華—夷狄的固定模式，將西洋諸國視為倫理上、文化上處於劣勢的存在。只有新井白石稱讚西洋科學技術的優越性，但是就連他也說：「彼方之學只精於形和器，即所謂只知形而下，未聞形而上」（《西洋紀聞》）。但是，蘭學者的西洋文明觀逐漸發生了變化。例如，杉田玄白說：「真正醫理在西洋荷蘭。」前野良澤基於蘭學的自然知識，批判作為儒學自然觀基礎的五行說，他說：「僅中國一地之私言，與四元渾天渾地之公言相異。」[18]前野良澤和司馬江漢從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西洋社會的合理性，對日本封建制的基本原理抱有疑問。前野良澤指出在世界各種宗教中，佛教所影響的範圍僅僅是亞洲的十分之二，儒教只不過十分之一而已，而天主教的影響卻遍及各大洲，另外通過指出在歐洲以教化之主的法王為首，諸國王位或官職均由選舉產生之事，暗地批判日本封建的世襲制度。司馬江漢主張人類平等，說在西洋社會「貴稱天子、諸侯，卑為農夫、商工。然若由天定之，同為人也，而非禽獸、魚蟲也」（《和蘭天說》）。之後的渡邊華山說西洋諸國「藝術[19]之精博，教政之羽翼鼓舞，似為唐山[20]所不及」（《慎機論》）。他們的西洋觀雖然還處於朦朧中，但已經開始承認西洋諸國科學技術和社會制度的優越性。當然，此種認識在當時的日本人中尚屬少數。儒學者中還未出現此種認識。遺憾的是，經歷「寬政異學之禁」（1790）、「西博爾德事件」（1828）、「蠻社之獄」（1839），蘭學遭到彈壓，日本人西洋文明觀的轉變被迫中斷。[21]

  圖111、112 杉田玄白畫像和《解體新書》 畫像由石川大浪書，是玄白80歲時的肖像

  儒學者西洋文明觀的轉變，是在鴉片戰爭（1840）之後。鴉片戰爭中中國的敗北，給日本人以極大的衝擊。以此為契機，一部分儒學者不得不承認西洋科學技術的優越性，並開始主張吸收西洋科學技術。特別是佩里來航後，不僅是「蘭學」，英、法、德等國的學問和思想也湧入日本。這些知識被總稱為「洋學」。當時的「洋學」，不僅包括醫學和自然科學知識，政治學、經濟學、法學也包含在內。隨著洋學的傳入，一部分儒學者開始承認西洋社會、政治制度的優越性，這些儒學者通過重新解釋儒學的概念和理論，試圖調和儒學和西洋文明。其代表人物是佐久間象山和橫井小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