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性格

  圖102 中井竹山手抄懷德堂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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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德堂學派思想的最大特徵是批判徂徠學的不可知論，重視「格物窮理」，通過對其的重新解釋，構築了接受西方自然科學的思想基石。徂徠學雖然割斷了自然與道德、道德與政治的連續性，使政治學具有近代色彩，但是，徂徠以「理無定準」（《辨名》）否定了合理認識世界的可能性。他說：「學問之道，以信聖人為先」（《辨名》），認為人智不過是「臆」，從而否定了人們合理認識世界的可能性。然而，如果沒有對於客觀世界規律性的認識和對於人的認識能力的確信，就不可能接受近代科學。如果說徂徠學的政治論和石田心學的經濟論帶有近代色彩的話，那麼也可以說懷德堂學派在認識論方面已表現出了近代性格。也就是說，在徂徠學認為不可能的領域，懷德堂學者多少提出了一些近代思想。針對徂徠學的不可知論，五井蘭洲主張人的「知新之功」（《非物篇》），他說：「雖古人已雲，先師已傳，我所始得亦以為新」（同上），把「我」即人自身視為認識的主體。作為「我」即主體認識客體的方法，他設定了「真知」「實見」概念，說：「窮理工夫乃真知實見天下之理，真實此二字，窮理之神明也」（《蘭洲茗話》），承認自然現象的規律性。在此前提下，蘭洲說：「紅毛人[15]一般所說之算用方法，以理目見，用器具實測，不言不用不確實之事」（《蘭洲茗話》）。承認自然現象有一定的規律性，並且認知是可能的，這便成為其接受西方自然科學的思想基礎。此後，中井履軒進一步強化了蘭洲「真知」「實見」的認識路線。履軒從有異於荻生徂徠的角度完全切斷了朱子學的思辨合理主義的自然與人類社會的連續觀。他說：「雲天地為我覆載，日月為我照臨，星辰為我參列，草木為我生殖，昆蟲為我動伏。故由日月之會食以至昆蟲草木之異，而自咎相責。豈不陋哉，謂之俗習」（《水哉子》）。他直接依據天文學知識，指出太陽比地球大很多，根本不可能與地球上每個人的言行相關，主張天與人的非連續性。以否定天人連續觀的見解為基礎，便自然會主張「物理」與道德的分離。履軒說：「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屬於物，而非屬於人」（《中庸逢原》）。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的概念，指其自體規律性的存在，與朱熹所說的「理」的內涵不同，可以認為它已具有近代意義。以此為前提，懷德堂學派的人們還曾脫離儒者之業，直接接觸西洋經驗科學的成果。[16]例如，中井竹山曾與蘭學者麻田剛立交流知識，在當時的解剖學方面寫下十分出色的作品。中井履軒的《越俎弄筆》則是在觀察麻田剛立解剖人體之後所寫的人體解剖學著作。他還參觀了從荷蘭傳入的顯微鏡，寫了《顯微鏡記》。這是日本最早的有關顯微鏡的文獻。

  圖103 中井履軒畫像

  圖104、105 聖賢扇正面是聖人的名字，內面寫著酒的名字。中井履軒選，中井柚園書

  如上所述，雖然懷德堂學派的思想具有近代的思想要素，但是還不能說他們的思想已是完全的近代思想。例如，中井履軒雖明確提出具有近代意義的規律性的概念，但沒有進一步發展這一概念。在社會觀方面，中井甃庵主張農本主義，中井竹山和履軒兄弟也提倡保護小農論。他們的道德說教中心依然在於強調「孝悌」和「誠」。這些顯然是維護幕藩體制的思想。

  在上述懷德堂學派所達到的基礎思想之上，出現了富永仲基、山片蟠桃、三浦梅園等獨特的思想家。但是，他們相比懷德堂學派更進一步脫離了儒學的框架，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們並不是儒者。（關於他們的詳細敘述在此省略。）

  圖106、107 三浦梅園畫像和三浦梅園舊宅（106三浦タヅ氏藏/107大分縣東國東郡安岐町）

  古學、折衷學、考證學、石田心學、懷德堂學派的相繼出現，表現了儒學的衰退和變質，以及朱子學權威性的失去。為了恢復朱子學的權威，幕府和朱子學者們於寬政二年（1790）斷然實行了「寬政異學之禁」。主持「異學之禁」的有力人物是籌劃寬政改革的幕府老中松平定信。定信首先起用關西的朱子學者柴野栗山，後起用岡田寒泉、西山拙齋，向當時的大學頭林信敬下令：「朱子學之儀，乃慶長以來代代信用之事。已命其方代代維持學風。無疏而正學相勵，門人可共取立。然近來世有種種新規之說，異學流行，風俗敗壞，皆正學衰微之故哉。甚不可置之不理。時間門人之中亦有學術不純者，當如何。此番嚴命聖堂加以取締，並令柴野彥、岡田清助，申明此旨，定當禁止門人異學，另，不拘自門他門，相約講究正學、取立人才。」[17]1795年，取代定信的幕府老中松平信明又下令各藩禁止任用異學者。異學之徒被禁止錄用為官吏意味著異學本身被鎮壓。由「寬政異學之禁」而湧現出寬政三博士、林述齋等有名的朱子學者，但他們僅位於所謂的道學者之列，在儒學學說的發展上，並沒有做出什麼貢獻。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儒學已經衰退到其中學派如何不能成為問題的地步。

  圖108 《夢之代》山片蟠桃隨筆集

  在此應予以注意的是，類似日本「寬政異學之禁」的思想鎮壓，在中國也曾發生過，而且比日本要早得多。在中國清代初期，朝廷通過「文字獄」和驅逐傳教士，鎮壓了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為代表的「經世致用」思想和由西方傳教士在明末清初帶來的科學思想，剝奪了其發展的可能性，因此，中國近代思想的產生比日本晚。與之不同，在日本「寬政異學之禁」以前，各個學派即已得到較為自由的發展，因此，比中國更易形成近代思想。中日異學之禁的這一時間差異，對中日兩國儒學的發展史具有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