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日本的古學 第一節 古學三巨頭

  山鹿素行的士道論

  一般認為，山鹿素行、伊藤仁齋和荻生徂徠是日本古學派的三大代表人物。三者之間並無明確的師承關係，思想上既有共通之處，亦存在不少差異。「古學派」之名是後來才出現的，並不是當時已經存在以這三人為代表的「學派」。當然，相比他們的異處，他們的共通之處更存在本質上的關聯。他們的共通點是都提倡復古，與以朱子學為代表的後世儒學相抗，把朱子學和陽明學看作類似佛老、陽儒陰佛的學問，主張聖教之實必須從中國儒學古典中直接體認。他們之所以被稱為「古學派」，是因為他們都要求回顧古典。不過，他們的復古要求決不是簡單地回歸中國傳統的孔孟之學（原始儒學），而是借古典否定朱子學以求得思想自由，並企圖從古典中探求對當時社會起作用的，作為實踐倫理的生活智慧。中國學者朱謙之在自著《日本的古學及陽明學》中指出，日本古學派的復古主張，實際上是要回歸經世之學與實用之學。[1]

  山鹿素行（1622—1685）是日本古學的先驅。據記載，他6歲時就學於離家很近的私塾，8歲時已經大致記住四書五經和一些詩文書，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神童。9歲時進入湯島林家學塾，直接接受羅山的教導。15歲時便可講解《大學》。此外，素行並不滿足於僅僅學習儒學，還投身於兵學、神道、佛教、老莊等幾乎所有類型的學問，非常有天分。但是，他在經歷了如此長時期的精神惡戰之後，終於認識到之前的努力方向是錯誤的。他在自傳《配所殘筆》中，曾這樣回顧自己的思想歷程：「余自幼年至壯年，專攻程子、朱子之學理。……中年好老子、莊子，以玄玄虛無之說為本。此時尤貴佛法，會五山之名僧，樂參學悟道，迄相看隱元禪師。然或因余之不敏，修程朱之學則陷持敬靜坐之工夫，覺人品趨於沉默。較之朱子學，老莊禪之作略豁達自由，……然於今日日用事物之上，則不得要領，……神道雖本朝之道，而舊記不分明，事之端底不全」。他找到的出路是「讀漢唐宋明學者之書不得要領，則直覽周公、孔子之書，以為規範，或可正學問之道」。寬文二年（1662）山鹿素行41歲時，從朱子學者轉為古學者。現在日本對山鹿素行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的評價大約可歸納為三點：（1）山鹿素行與仁齋、徂徠同樣，是古學的創立者；（2）尊奉日本為中朝，力圖論證日本古代就有聖教這一事實，是日本主義的鼓吹者；（3）採取儒學的士君子之道論說士道，是武士道的提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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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1），山鹿素行說，「唯宜詳文字訓詁，虛心平氣，直以聖人之言體窮日用之間」，[2]提出以文獻學方法，以古典為根據，樹立新儒學思想的古學方向。而且，與朱子學把世界的本體當作永久不動的「理」相對，山鹿素行沒有把世界的本體設想為觀念的東西，而是認為世界的本源是「天地」，世界本質上是運動的，其本性在於生生無息之「誠」。他否定「理」的形上學性格，認為「理」是「天地萬物」的「生生無息」之「條理」，即「有條理之謂理」。[3]他還批判朱子的「復性」說。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素行與仁齋、徂徠是在同一軌道上的。但是，正如田原嗣郎在《德川思想史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從素行思想的構成來看，「素行的朱子學批判，是沒有真正理解朱子學且立足於己見的一種所謂超越性的批判」，因此，在很多方面，素行思想的歸著點仍然與朱子學近似。[4]此外，素行的文獻學方法是不成熟的，沒有能夠樹立可佐證其朱子學批判的文獻學，因此，在訓詁方面又不得不以朱熹為據。正如相良亨所言，山鹿素行是在「朱子學的地盤上與朱子鬥爭」。[5]作為古學者的山鹿素行，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是無法與仁齋和徂徠相比的，不過是提出古學方向的先驅者。

  關於（3），與作為古學思想之先驅相比，作為儒學的武士道提倡者的山鹿素行具有更大的歷史意義。江戶時代以前的武士以戰士的身份發揮社會功能，武士道理論的核心是對主君獻身，而且，還強調從容赴死的死之覺悟。由於禪宗中存在與武士生活方式相符合的教義，所以禪宗對武士道理論影響很大。據禪宗思想，坐禪是克服自身而發現絕對境地的方法。所謂絕對境地，既非死亦非生，而是趕赴戰場與敵人對峙時所最需要的一種狀態。也就是說，在想起死的時候，人就會被恐懼困擾，而想起生的時候，又會產生卑怯的行為。當時，武士通過佛教尋求精神歸所。「死生一如」「常在戰場」這些話語，在武士間的日常生活中常被使用。一些學者認為，這種武士道是「死之覺悟」的武士道。進入江戶時代後，隨著兵農分離的實現、幕藩制的整備以及和平社會的到來，武士的社會功能和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雖然有的武士成為了政治家或行政官僚，但是大多數的武士並沒有職務。武士們大都離開知行地，聚集在城下町，作為非生產者而生活。在這種狀態下，「死的覺悟」的武士道，就不可能原封不動地成為江戶時代武士的指導理論。一些人試圖利用儒學為這種武士的新生活方式建立道義上的理論基礎。德川家康、中江藤樹、熊澤蕃山等都為建構新武士道付出過努力。山鹿素行為新武士道的形成投入心力最多。一些學者稱這種新武士道為「道之自覺」的武士道，認為山鹿素行是完成從「死的覺悟」的武士道向「道的自覺」的武士道轉變的思想家。[6]

  圖80 聖堂講釋圖 江戶聖堂

  《山鹿語類·士道篇》中，先論說有「知己職分」。什麼是士的「職分」呢？他說：「凡雲士之職，在於顧其身，得主人而盡奉公之忠，交朋輩厚信，身慎獨專義。而己身有父子、兄弟、夫婦等不得已之交接，是亦天下萬民悉不可無人倫。而農工商以其職而無暇，不得常相從以盡其道。士則棄置農工商而專勤斯道。三民之間苟有亂人倫之輩者，速加懲罰，以待正人倫於天下」。於此，山鹿素行認為武士有兩大職分：一是像往昔那樣為主君盡忠節，一是作為模範或指導者自覺和實踐「人倫之道」，並向世間普及，假如有敗壞「人倫之道」的事情發生，須進行糾正。簡言之，武士的天職就是實現道。由於被授予這樣的天職，武士就必須嚴格遵守「立本」「明心術」「練德全才」「自省」「詳威儀」「慎日用」六個節目。「立本」「明心術」和「自省」三個節目屬於內在問題。由於素行把日用事物應接之行為當作修養的應用之義來看待，所以他的士道論就特別重視「詳威儀」和「慎日用」。他結合武士的日常，詳細論述了坐作進退等細目的規則。

  在江戶時代，雖然存在像鼓吹以往戰國武士道的《葉隱》這樣的武士道理論，但經山鹿素行而儒學化的士道則對江戶時代武士產生了更為重要的影響。文武並重成為當時武士的理想形象。山鹿素行39歲時，在江戶教授兵學和儒學，從學者超過二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