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再評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學界基本上對程朱和陸王兩大儒家流派持批判態度。不管是陽明學說，還是朱熹學說，都被認為是維護封建制度的學說。雖然也有人對王陽明思想中的若干合理性內容進行過積極評價，但大體而言，否定傾向依然是主流。在文革時期，曾興起運用所謂「儒法鬥爭史」觀念批判儒學的風潮，因此，以儒學為有害的觀點被允許，而以儒學為有益的觀點則遭到禁止。王陽明的學說與其他儒家學說同樣，被全部否定。「四人幫」粉碎後，自由討論在中國學術界得以展開，關於王陽明思想的新見解和新評價開始不斷湧現。

  中國學術界關於王陽明政治立場的認識並無二致。王陽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這兩句明言，揭示出其學術思想與政治立場是一致的，即均擁護明代封建統治。如上所述，王陽明一生的事跡在於鎮壓了兩次中國南方的農民暴動以及平定了明朝皇族朱宸濠發動的叛亂。不過，中國學術界也有人指出，王陽明在政治領域還提出過改革的主張，目的是為了緩和地主與農民的矛盾。例如，他主張命令豪紳、官吏把在戰爭中攫取的土地歸還原主，提案免除南贛地區的糧食稅以減輕農民負擔。這些都說明他和一般的腐敗官吏不同。因此，不可將作為歷史人物的王陽明一棍棒殺。

  評價王陽明思想是一個超乎想像的複雜問題。中國學術界多把王陽明哲學歸入主觀唯心論。王陽明批判朱熹的「析心與理為二」，主張「合心與理為一」，視「良知」為宇宙的本體，認為「良知」先驗地存在於人「心」之中，因此他是把「心」作為天地萬物的根源，以主觀唯心論替代朱熹的客觀唯心論。王陽明的主觀唯心論，繼承了孟子以來的主觀唯心論傳統，且比傳統更典型、更徹底，具有較高的思辨水平。而且，其內容豐富，體系嚴密，具備儒家思想之集大成的特徵。但是，到現在還有人認為，王陽明的哲學並不是主觀唯心論，而是唯心論的泛神論。[6]其根據是，王陽明把心提升至絕對性的地位，同時以心與物、良知與氣為同一物，天地萬物若離開良知就無所謂天地萬物，良知離開天地萬物也無所謂良知，心外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等等。

  中國學術界關於「致良知」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王陽明所述的良知是封建主義道德倫理觀念。不過，關於王陽明的「良知」說是否存在「個性解放」的意義，學者之間意見不一。侯外廬認為，王陽明的「良知」決不是封建時代末期啟蒙思想家所說的「理性」，而是封建主義的道德律。[7]例如，王陽明認為孝弟（悌）、忠、信皆出於人之「良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悌）。王陽明的「致良知」以克服和排除反封建的邪惡想法為目的，當然不包含啟蒙思想家所主張的「個性解放」的含義。

  但是，最近也有學者提出新的見解。[8]他們認為，到明代中期，作為正統思想的程朱理學日益沒落，不再能夠有效發揮維繫人的精神的作用。當時，王陽明揭露此弊端、強調「心」的作用、以「良知」為判斷是非的基準，本身就是一種反對舊權威、舊教條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思想解放」的含義。如果發展到任己所欲的程度，就有可能衝破禮教的規範而轉化為異端。一旦革命思想家或激進的人物出現，他們就能夠借用主觀的「良知」來對抗他們所要反抗的權威。陽明學雖風靡一世，卻沒有獲得政府承認的統治性地位，是其自身含有上述離經叛道的要素的緣故。

  關於「知行合一」，侯外廬指出，王陽明的知行觀為唯心論。因為「知」和「行」這兩個範疇，在王陽明的哲學語言中只是觀念上的順序區別，二者均統一於一心（觀念）之中，「行」決不是客觀的實踐。[9]正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所批判的那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銷行以歸知」。不過，最近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以下新見解：王陽明明確提出「知行合一」，是中國古代知行學說的一大發展。[10]王陽明以知與行不可拆分，明確了知行問題的辯證法思想，使這個命題向合理方向轉化。王陽明既重視知，又重視行。他在把「行」向主觀的領域發展的時候，認為「行」不過是思考的同義詞；在把「行」體現於實際活動領域的時候，「行」又被賦予了實踐的含義。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在歷史上也為進步思想家所吸收，被賦予特定解釋，並被運用為激勵人們勇敢戰鬥的精神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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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部分學者主張必須從認識發展史的視點出發，對王陽明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作出應有的評價。那麼，在評價思想家思想價值的時候，必須探明其到底起過什麼樣的作用。[11]社會作用自然是評價的一個方面，認識上的作用也是重要的一個方面。就王陽明的思想而言，像他的「心外無物」的命題，包含有認識僅來源於感覺的意思。其「心外無理」的命題，具有以理性思維和主觀概念來把握事物之理進而指導人的行動的意義。其「意之所在便是物」的命題，承認人的意識、思想在創造世界時的巨大能動作用。

  總之，現在的中國學術界正沿著科學的、歷史主義的軌道，對王陽明思想進行全面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