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學派的分化

  王陽明死後，陽明學派開始分化，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分裂為左派和右派。不過，對於陽明學者誰屬於哪一派的問題，中國和日本學界至今還沒有達成一致。

  在中國學術界，一般把以王畿（龍溪，1498—1583）、錢德洪（緒山，1496—1574）為代表的學者視為浙中王學，把以鄒守益（東廓，1491—1562）為代表的學者視為江右王學。後者近於王陽明之正宗。對此，學者間的意見還算一致，沒有特別的論爭。論爭比較多的是以王艮（心齋，1483—1540）為代表的泰州學派。侯外廬、呂振羽、楊榮國等以王艮當屬於陽明學左派。侯外廬認為，王艮所言「良知」就是百姓的「日用現在」（即人民的一切日常事務，如吃飯、穿衣等），王陽明的良知說到了王艮手裡，就從封建教條悄悄變成了人民的欲望。[1]呂振羽也持相同認識，他認為，王艮的思想方法從日常的現實生活出發，擺脫了「玄之又玄」的良知說，以「真理」不在天而存在於現實生活中。據呂氏見解，王艮的思想當屬於唯物論體系，而且，當時不少泰州學派學者均出身於下層人民，他們文化水平並不高，如王艮是鹽場灶丁，朱恕是樵夫，夏廷美是農夫，韓貞是陶匠，所以他們不拘泥於文章字句而重視體認，更容易助長自由的意志，能夠脫離禮法的拘束。所以到後來的顏山農、何心隱（1517—1579）一派時，便明確開闢出了封建正統思想批判的道路。顏山農以80歲高齡遭明政府收監，何心隱更是被明政府冠以「妖逆」之罪名慘遭殺害。這些都是泰州學派為陽明學左派的證據。[2]

  不過，還有一些學者，如任繼愈、張岱年、楊天佑等，否認泰州學派是陽明學左派，認為泰州學派把王陽明的學說又向右推進了一步。任繼愈指出，王艮所宣揚的百姓日用，正是「明德」「親民」「止至善」這一套封建倫理的教條。王艮不是把聖人降低到百姓的水平，而是把百姓教導到能夠心悅誠服地接收封建道德規範的水平。有人說，這讓老百姓與聖人平等，其實是捆上百姓的手腳，送給「聖人」作奴隸。[3]其他人也指出，王艮所謂「百姓日用即道也」，是為了讓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如穿衣、吃飯之際，非常自然地保護自己的良知，即不過是為了讓百姓按照封建道德觀念行事，不能說他具有「人民性」。[4]

  對於泰州學派的最後代表人物李贄（卓吾，1527—1602），中國學者有以下認識：雖然李贄推崇王陽明的學說，但他已不屬於陽明學系，是具有市民民主啟蒙色彩的思想家；李贄提出「童心」說，以「絕假純真」之心為哲學的最高原則，把主觀唯心主義思想作為其民主啟蒙思想的哲學基礎；他還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批判封建傳統觀念，反映了市民階層反封建以及民主的訴求。

  關於中國陽明學者所屬，日本學者與中國學者的認識存在不同之處。有學者認為，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自不待言，王畿和李贄也屬於陽明左派系統。如島田虔次在自著《朱子學和陽明學》中說，陽明學的「右派可以說是正統的士大夫派、名教捍衛派……右派自覺或不自覺地越發接近朱子學，比如陽明視為畫蛇添足的『敬』，也積極主張提攜」。照島田虔次的認識，右派的代表人物是錢德洪（緒山），而與此對立的左派則是「理論上、實踐上的積極主義者（小人之無忌憚者）」。左派巨頭是並稱為「二王」的王畿和王艮。據說左右兩派對立的發端，是圍繞陽明「四言教」的爭論。所謂「四言教」，就是指「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一四句命題。錢德洪對此的解釋是「四有說」，即心體本無善惡，但因人有習心，因此意（心之發動是意）中明顯存在善惡。王畿的主張稱「四無說」，即若心體為無善無惡，意當然是無善無惡之意，知亦是無善無惡之知，物亦是無善無惡之物。陽明學左派諸學者還新展開了陽明學。如王畿把良知擴展為宇宙原理，以之為「動」之物。他還主張「現成良知」，甚至儒、佛、道三教一致。王艮思想的本質在於實踐主義。島田虔次認為，李贄依然是主觀唯心論者的「嫡派兒孫」，其「童心」說可謂王陽明「良知」的成年。[5]

  另一方面，岡田武彥在自著《王陽明和明末的儒學》中認為，陽明之後，陽明學派分化成了以左派王畿、王艮等為代表的歸寂派，以右派聶豹（雙江）、羅洪先（整庵）等為代表的歸寂派，以及以正統派鄒守益、歐陽德（南野）等為代表的修證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