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學派

  海南學派，簡稱南學派，其活動中心是四國的土佐，開創者為南村梅軒。梅軒的生卒年、出生地及家系學統等均不詳，僅知他曾作大內氏的家臣，後於天文年間（約當16世紀30—50年代）來到土佐，成為守護大名吉良宣經的賓師。梅軒為宣經論儒學講政治，對宣經的國政貢獻很大，頗為宣經所尊敬。梅軒學風亦頗與桂庵同趣，半禪半儒、陽禪陰儒。他說：「三綱五常之道，足以維持天地。諸子百家弗能改變之。但明曉此心，莫若禪。」他承認儒學對政治的效用，但認為禪學才是安心立命之道。[18]梅軒極力推崇《四書》，主張真儒之學即道義之學，認為這在《四書》中已詳備無缺。吉良宣經死後，由於種種原因，梅軒不得不離開土佐。此後，「南學三叟」即忍性、如淵、天質成為海南學派的中心。天質門下谷時中成為江戶時代儒學勃興後的南學派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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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南學派和海南學派等地方儒學流派的興起，除有賴於禪僧們的活動外，還得益於偏僻地區的大名已經注重文教，相比禪學更傾向於儒學。大內氏、菊池氏與島津氏等不僅利用禪僧的文學知識和海外見聞，代他們起草外交文書，協助外交活動，還欲利用禪僧們的儒學教養為其政治統治服務。隨著領國的擴大和安定，大名們需要能為其穩定地實行政治統治即「治國平天下」提供理論依據的思想工具。這樣，力主武士「若能空一念，一切皆無惱，一切皆無怖」，驅使他們馳騁戰場「擊碎生死關頭」忘卻生死的禪學便不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較之貴族佛教和禪學，儒學尤其是宋學能夠更好地支持現世的政治規範。地方大名之所以渴求禪僧的儒學教養，正是基於這樣的政治需要。

  這些地方大名中的典型是大內義隆（1507—1551）。他是西國最大的大名，兼為周防、長門、安藝、石見、備後、豐前、筑前七國守護，並掌握著與明和朝鮮的貿易大權。他利用地理優勢，於天文三年（1534）遣使朝鮮，要求「四書」「五經」的注釋書，天文七年（1538），又致書朝鮮，要求「朱子新注五經」。天文十年（1541），使節從朝鮮送來了《詩經》和《尚書》二經的新注。隨著與明的交通貿易的頻繁，他不僅輸入書籍，還曾經將紙張運往明，委託明人印刷。天文十六年（1547），大內義隆制定《渡唐船法度條約》，說：「進貢意趣、公儀等事，對唐人等，不可及言語，同私筆談停止也。但到醫學儒學等練習者，非制限之事」，[19]禁止赴明的日本人與明人有公事上的交談或筆談，但修習儒、醫二學的人在學問上的談話或筆談則不在限制之列。要之，就是鼓勵學問交流。大內義隆還從京都招聘了很多經學博士派的名儒，並集合有名的五山禪僧，令他們講釋經書。前述的桂庵和梅軒都曾在大內氏的領國內講學和供職。大內氏等地方大名支持宋學，是江戶幕府尊崇儒學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