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向地方傳播

  薩南學派

  在鎌倉和室町時代，儒學主要流播於京都的公卿、博士和五山禪僧間，形成所謂京學博士派和京學五山禪僧派，即儒學主要在中央地帶傳播。此外，與京都五山相對，鎌倉也有五山，還有足利學校和金澤文庫，儒學在關東的一角也深深紮下了根。不過，在室町時代後期，尤其是「應仁·文明之亂」後，戰亂頻發。博士家學者和禪僧們為逃避戰亂帶來的不安與貧困，紛紛離開京都，去依附地方大名和武將，於是，儒學逐漸普及於地方。

  就博士家來說，在鎌倉時代就已出現流往地方的現象。不過，流往地方的人不是博士家的嫡傳，而是以那些即使留在京城也不能繼承博士官職的博士家庶流為主。「應仁·文明之亂」後，京都幾乎化為灰燼，太政官廳舊址成為農田，大學寮只剩下土壇，種了兩棵樹以代表孔廟。博士家在京都喪失謀生之路，於是不論嫡傳還是庶流，都不得不避難地方。如上節所述，明經博士清原家的嫡傳清原宣賢於享祿二年（1529）從京城前往能登，在能登守護大名畠山義總的府邸講解《蒙求》。講座從六月下旬開始，到八月初為止，共舉行24次。翌年，宣賢又到能登，講授《中庸章句》和《孟子趙注》。享祿五年（1532），清原貞賢到若狹小浜的棲雲寺講授《孟子》。享祿十四年（1545），71歲的宣賢去越前，並在一乘谷附近建私宅，為當地人講《古文孝經》和朱熹《大學章句》《中庸章句》等，並終老於此，享年76歲。由於宣賢離開了京城到了地方，便從博士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講解新注相當自由。如上節所述，宣賢的講說雖仍採取新、舊注折衷的態度，但已明顯傾向於新注，即傾向宋學。除宣賢外，文章博士菅原家的菅原章長和菅原長淳也分別到過越前和豐後。

  圖42 《古文孝經》（複製）

  「應仁·文明之亂」後，一些禪僧也離開五山，在地方建禪寺，講宋學，並以他們為中心，形成儒學的所謂「薩南學派」和「海南學派」。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𝒷𝒶𝓃𝓍𝒾𝒶𝒷𝒶.𝒸ℴ𝓂

  薩南學派的活動中心在九州的薩摩和肥後。其開創者是禪僧桂庵（1427—1508）。桂庵9歲時進京入南禪寺，除參禪外，還師事禪僧惟正、景召學習朱熹的《詩集傳》和《四書集注》。16歲剃度，後返回故里，住在長門赤間關（今山口縣下關市）的永福寺。應仁元年（1467），41歲的桂庵隨將軍義政的遣明使赴明。1468年在北京受到明憲宗接見。後在蘇杭一帶遊學7年左右。桂庵擅長漢詩文，並與蘇杭賢大夫過從甚密。桂庵受明儒宋學的薰陶，讀《尚書》用南宋蔡沈《尚書集傳》，講「四書」則用元代倪士毅的《四書輯釋》和曹端的《四書詳說》。文明五年（1473），桂庵返日。當時，正值「應仁·文明之亂」激戰方酣，細川氏與山名氏在京都爭雄，五山亦遭戰火。因此桂庵離開京都，先後在石見（今島根縣）和長門永福寺短暫停留，後來渡海到九州。文明九年（1477），桂庵受到守護大名菊池為邦和菊池重朝父子的歡迎，來到肥後。桂庵向菊池父子介紹游明的見聞，他借用當時明人中流行的一句話「不宗朱子元非學，看到匡廬始是山」，說「宋朝以來，儒學如果不以晦庵為根據，學問就是不對的。因此，兒童走卒都會背誦這句話。漢以來儒者雖然很多，但都以晦庵為宗，就像山雖然有很多，但匡廬山集眾山之美於一體」，[14]勸菊池父子學習宋學。

  文明十年（1478），薩摩守護大名島津忠昌慕名邀請桂庵，桂庵接受島津氏的聘請，辭別肥後來到薩摩。此後，桂庵便一直在薩摩授徒講學，直至1508年六月去世，享年82歲。桂庵最應稱道的功績是，經他的促進，薩摩的重臣伊地知重貞刊行了朱熹的《大學章句》。這是日本刻印宋學著作的嚆矢。在此之前，鎌倉幕府的將軍和執權也曾多次刊書，但多系佛經。京都五山的禪僧也曾刊書，被稱為「五山板」，亦皆是禪書，未及儒典。日本刊行儒典始於元亨二年（1322）三論宗僧侶悅堂素慶刊刻《古文尚書孔氏傳》，此後還有一個叫元澄的僧人在正中二年（1325）刊行《春秋經傳集解》。最有名的是正平十九年（1364）堺的居士道佑刻《論語集解》，也稱「正平板論語」。不過，它們都是古注書。伊地知重貞刊行的《大學章句》，又叫「文明板大學」。因需要者甚眾，這本書屢屢印刷，十年余後，刻板磨損而不可用。於是又於延德四年（1492）重新制板再印，稱「延德板大學」。以後，雖也有清原宣賢刊印的「天文板論語」和長州守護大名大內氏刊印的「大內板」，但都比薩摩的「文明板」和「延德板」遲40—50年。

  圖43 正平板《論語》

  桂庵雖是禪僧，但因是在偏遠的九州，便從五山學風中解放出來，極力鼓吹宋學新注。佐藤一齋曾這樣評價桂庵，說他「身披禪衣，心服闕里（孔子的住所）」。[15]這確實道破了桂庵陽禪陰儒的本質。桂庵在薩摩講學31年，其學徒除大名菊池氏、島津氏，及其重臣鳥取政秀、伊地知重貞、平山忠康外，還有很多禪僧，如月渚、舜田、郁芳、雲夢等。桂庵的門人又秉承師說而授徒，致使「國都頃興仲尼之道，移東魯之風」，儒學在九州一帶相當普及。[16]

  桂庵死後，文之成為薩南學派的中心人物。文之曾受當時到薩摩的明儒黃友賢的指導，學習周敦頤和二程的學說。文之的學問也是陽禪陰儒，據說：「公及士大夫游其門者，問禪者少，皆受朱注，自此三州（薩摩、大隅、日向）靡然成風。」由於薩南學派的努力，宋學在九州已成學界一大勢力。[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