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廷儒學

  自鎌倉時代末起，鎌倉時代禪僧間唱道的宋學的影響，開始波及宮廷的天皇、公卿和博士家。

  《花園天皇宸記》元應元年（1319）閏七月二十二日條有這樣一段記載：「今夜資朝、公時等，於御堂殿上局談論語。僧等濟濟交之。朕竊立聞之。玄惠僧都義，誠達道歟。自余又皆談義勢，悉葉理致。」一條兼良著《尺素往來》中記載了玄惠為朝廷講宋學，傳授北畠親房《資治通鑑》一事。《大日本史》文學傳也有後醍醐天皇與公卿日野資朝等「設無禮講，結將士之心，恐為人所怪，陽延玄惠使講書」的記述，即天皇在「男脫烏帽放髻，法師不著衣而為白衣」之飲酒放浪之間，籌措討幕計劃。足利衍述與西村時彥據這些記載認為，玄惠是宮廷宋學的首倡者，建武中興的原動力是宋學，北畠親房等南朝忠臣勤王思想的源流也在於宋學。[8]和島芳男則反對他們的觀點。他認為，《花園天皇宸記》中玄惠的「達道」，不一定指玄惠通達宋學，應該解釋為達到《中庸》「天下之達道」的道義，而且，關於玄惠的宋學以及他與南朝或親房的關係也沒有確切證據，《大日本史》關於「無禮講」和建武中興之間的關係的記載，僅《太平記》有記錄，而《太平記》的這條記載更類似於小說。[9]上述論爭暫且不談，新來的宋學已經登上後醍醐天皇朝廷的講席，這應該是個事實。《花園天皇宸記》元亨二年七月條說：「廿七日癸亥，晴，談《尚書》。人數同先昔。其義不能具記。行親義，其意涉佛教，其詞似禪家。近日禁里之風也，即是宋朝之義也。」元亨三年七月十九日條也說：「近日風體，以理學為先。」這裡的「宋朝之義」和「理學」明顯都指宋學。

  守舊派即墨守古注的公卿學者，堅決抵制新注的流行。《花園天皇宸記》元應元年九月六日條說：「近日禁里頻道德儒教之事。……而冬方朝臣、藤原俊基等，此義殊張行者也。而如惟繼卿，頻偏執，以淺略義加難……」也就是說，公卿吉田冬方和藤原俊基等大力提倡宋學新注，平惟繼則非難宋學「淺略」。雖然後醍醐天皇的講座講了宋學，但宋學並沒有被完全接納和研究。

  鎌倉時代，儒學新注派為禪林宋學，古注派則是清原、中原、菅原、日野等博士家。博士家奉侍於天皇之講席或出仕於將軍、執權幕下時，講的內容仍然是作為家學或家說的漢唐訓詁，墨守舊習。看到禪林宋學興起，且日益受到當時社會的信賴和歡迎，他們便不堪憤懣之情。當時大儒菅原為長與圓爾辯論，想把圓爾駁倒，結果反被圓爾問住，啞口無言。到鎌倉時代末期，博士家們受朝廷採用新注和禪林提倡宋學的刺激，也開始鑽研宋學。他們認為，適當採取宋學新注補強自家的學問，對於保存博士家的權威是必要且有效的。結果，引起了折衷之風，開啟了室町時代博士家新、舊注折衷學的端緒。

  以明經博士清原家為例，最早在傳統家學中添加宋學新義的是清原良賢。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藏、元天曆元年（1328）刊陳澔著《禮記集說》中，有良賢寫的跋。其中說：「永和元年（1375）五月二日，以此本候禁里御讀訖。清原良賢。」陳澔是宋末元初朱子學派大儒，其《禮記集說》被認為是朱子學派《禮記》注的標準，備受尊崇。從良賢採用此本來看，他是認可宋學的。

  圖41 朱熹《論語集注》草稿

  清原良賢的曾孫清原業忠（1409—1467）也對宋學感興趣。業忠讀過《四書大全》和《晦庵集》。他的《論語》講義以古注為主，參考並採用了朱熹集注。關於《論語·里仁》「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一章，他這樣解釋說：「忠體恕用，體用同一即一貫也。以己心及於物，恕也。自他同一則一貫焉。」他還說：「忠恕者，曾子所傳道也。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也。」[10]業忠解釋的依據是朱熹《論語集注》「至誠無息者，道之全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業忠的學問整體上仍然採用古注，有時參以新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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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清原業忠之孫清原宣賢（1475—1550）時，清原家攝取新注的過程大致完成，宣原的學風已變成以新注為主，參以古注。宣賢是一代碩儒，一生致力於講解經書。他上曾擔任後柏原、後奈良兩朝及方仁親王的侍讀，幕府將軍足利義稙、義晴及諸公卿的老師，下還為一般緇素（僧俗）廣開講席。此外，他還曾到能登、若狹和越前講經解道。宣賢是日本能夠講解全部四書五經的第一人，著作也有很多。他認為孔子之學為心性之學、宋學是其正傳，說：「漢儒諳於心理之學而不識義理。」[11]他還認為，宋儒中沒有人能超越二程，朱子之學也只是傳播二程之道而已。他重視自孟子至程朱的道統，說：「程子、朱子云者，如不出世，聖人之道實於孟子已斷。」[12]宣賢還以新注《大學》《中庸》和古注《論語》《孟子》為底本，製作定本，即整備了所謂的明經家四書。宣賢還受禪學和一條兼良的神儒佛三教一致思想的強烈影響。例如，他的《孟子抄》整篇引用朱熹《集注》，並附以明快的解說，闡述禪儒融合論。他解釋「盡心知性」說：「內典雲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直指人心言盡其心，見性言知其性，成佛言知天。」[13]以上內容表明，在博士家的儒學中，即便是理解宋學最深的清原宣賢，最終也未能超越新古二注折衷及神儒一致的不徹底立場，未能脫離漢唐古注和禪學，未能使宋學獨立。不過，將宋學包攝於自家傳統家學的博士家儒學，依然是江戶時代獨立儒學的源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