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鎌倉、室町時代的日本儒學 第一節 宋學傳入日本

  禪林儒學

  以宮廷和貴族勢力為背景、漢唐訓詁為主要內容的日本早期儒學，在鎌倉時代已經沒落。大學寮燒毀，聖像久眠於廟倉，幾經盜難，學生也有名無實，博士們也只從事春秋二季的釋奠、「御講書始」[1]等活動。寬元二年（1244）正月，朝廷想募集資金更新廟器與禮服，明經家們卻率先抱怨說：「當道之貧儒，難以承擔。」[2]隨著武士階層的勃興和禪宗的弘布，大陸宋學隨禪學傳入日本並在日本傳播，開啟了日本儒學革新的氣運。不過，在鎌倉、室町時代的精神生活中，居支配性地位的主流或理論依然是佛教，儒學自始至終都處於從屬地位。

  關於宋學傳入日本的時間，學者之間說法不一。足利衍述在自著《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中，注意到入宋僧俊芿在建曆元年（1211）從南宋帶回的兩千餘卷書籍中有236卷儒學書籍，且在宋朝時與他有很多往來的禪僧北磵與樓肪、樓鑰等學者也都通曉程朱之學，而且他還給左大臣德大寺公繼講經史並論及「本朝未談之義」，據此認為俊芿是把宋學傳入日本的第一人。[3]中國學者中也有人持此觀點。[4]與此相反，和島芳男在《中世的儒學》中認為，與俊芿相比，入宋僧圓爾作為宋學首倡者的可能性更大。[5]因為俊芿攜回的書籍均已散佚，書目也不存於世，且「本朝未談之義」也未必與宋學有關。圓爾於仁治二年（1241）回國時，帶回了很多涉及儒佛的書籍，其中就有幾部朱熹的著作，如《晦庵大學或問》《晦庵中庸或問》《論語精義》和《孟子精義》。圓爾還為幕府執權北條時賴講過《大明錄》。此書是南宋居士奎堂宣揚儒、佛、道三教一致的著作，與儒學相關的部分引用了很多二程學說。他還著有《三教要略》和《三教典籍目錄》。筆者贊同和島芳男的觀點。圓爾之後，禪僧天佑、淨雲等從宋朝歸國，也宣揚禪宗和宋學。

  在日本弘布宋學的，不僅是日本禪僧，還有宋元大陸禪僧，著名者有道隆、正念、祖元和一山等。其中，一山及其門人對宋學弘布最為有功。南宋西蜀禪僧蘭溪道隆於寬元四年（1246）到達日本，1252年應北條時賴的邀請到鎌倉，並創建了建長寺。道隆回答時賴關於政道的問題時，引用過《論語·顏淵》「政者正也」，還說「政者正也，所以正文物也。文物不正則世不治」，「究道參玄，亦復如是。首正其心誠其意。目不斜視，口不亂談。」[6]這明顯是受了《大學》「正心誠意」的影響。一山一寧在正安元年（1299）被元世祖遣往日本。當時，幕府執權北條貞時得知一山並非自願來日而是受元主逼迫後，就把他招至鎌倉。正和二年（1313），後宇多上皇又下詔邀請他到京都各地講學。一山於文保元年（1317）在日本逝世，享年71歲。一山弘布儒學的功績，是培育出了英才虎關、雪村、夢窗、龍山等弟子，他們後來成為室町時代禪林儒學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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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禪僧之外，也有中國儒者赴日傳播宋學。九龍真逸（清末廣東東莞人陳伯陶）所輯《宋東莞遺民錄》下卷《李用傳》，便說有一個「潛心理學」的學者李用（字叔大，號竹隱，東莞白馬鄉人），在宋德祐二年（1276）「浮游至日本，以詩書傳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稱曰夫子。年八十一卒。日本人以鼓吹一部，送喪返里」。[7]不過，日本文獻中並沒有關於李用的記載，日本學者的研究著作中也沒有提及過這件事。這或許是因為李用在日本的影響不及禪僧的緣故。

  在整個鎌倉、室町時代，宋學幾乎全賴五山禪僧之手才得以延續。這一狀況與大陸宋學大不相同。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指出，以程朱為中心的宋學的特徵是「裡面也取佛法，外面卻攻佛法」。即朱子學吸收禪宗、華嚴宗等思想後，自身已經具備高度的思想完整性，沒有藉助佛教來補充的必要，因而朱子學自始至終主張排佛。與宋學者相反，大陸禪宗一方則出現為對抗宋學而克服、包容儒學的僧人，力倡儒佛一致說。日本禪僧受大陸禪僧的影響，也站在儒佛一致的立場講宋學。不過，日本禪林提倡宋學的目的一開始就不在於推廣宋學，而是將宋學視為「助道之一」，最終只是為了弘揚禪法的方便。他們認為比較好的策略是：先訴諸武家政權指導者們的儒學素養，然後闡述儒學與佛教，特別是宋學和禪宗的一致、融合說，最後實現武家對禪宗的皈依。在這一點上，最成功的是夢窗門下禪僧義堂周信（1325—1388）。義堂於延文四年（1359）被鎌倉公方足利基氏招至鎌倉，先後住於圓覺寺和瑞泉寺。當時義堂曾告訴門人說，孔孟之書僅止於人天乘，沒有一定把其當作專業來學習的必要，但可將其作為「助道之一」。當他的弟子被儒學（宋學）吸引而疏於佛學的時候，義堂即大怒，揚言他們要是再讀俗書，就燒掉寺院中所有儒書，對他們大加訓斥。康歷二年（1380），義堂從鎌倉到京都，成為將軍足利義滿的老師。他勸說義滿學習作為治道要書的《四書》，當義滿注意到漢唐古注和宋代新注存在不同時，他說新注優於古注，原因是宋學攝取了禪學，最終使義滿皈依禪宗。之後，義堂就不再給義滿講授儒學了。由此可見，禪僧提倡宋學懷有功利主義的目的。而禪僧們的這種功利主義態度也限制了他們對宋學的理解和研究。他們僅僅注目於儒學與佛教，尤其是宋學與禪宗在形式上的關聯，著重論述二者之間的交涉和融合，因此最終沒有達到把握宋學實質的程度。當時，宋學是作為佛教禪宗的附庸而存在的。

  禪僧們之所以研究儒典（包含宋學著作），是以其為興禪和寫作四六文（禪林日用文書的文體）的手段，在迫於極其實用的必要情況下才進行的。不過，應仁之亂後，偏重宋學理論的研究傾向開始逐漸顯現，儒典研究本身成為目的。這一研究學風的形成，以京都五山之一東福寺為中心。岐陽方秀於東福寺出家，應永三十一年（1424）卒於東福寺不二庵。岐陽著有朱熹《四書集注》和訓。其門下人才眾多，有名者有雲章一慶和翱之慧鳳。東福寺還陸續出現了桂庵玄樹、文之玄昌等專門研究儒典者，可謂名家輩出。禪僧中也有人開始著力於宋學。最終，日本近世出現了脫離禪僧而一歸儒學的藤原惺窩和山崎闇齋。可以說，日本禪林的宋學，在意識形態上飾演了從佛教向儒學過渡的橋樑角色。不過，大陸宋學在成長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過程中，並沒有這種橋樑，與禪僧的儒佛一致說也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