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利學校
2024-10-13 10:01:14
作者： 吳廷璆
把儒學引到關東地區的有功者，當舉足利學校。足利學校創建於何時，日本學者意見不一。一般認為足利義兼創建說最為可信。足利義兼（？—1199）是鎌倉幕府第一代執權北條時政的女婿，在文治五年（1189）的奧州征伐中立過戰功，深得將軍源賴朝信任。義兼晚年出家，在足利莊內設氏寺鑁阿寺，還在寺內安置了講書設施。據該寺現存文書，可知當時講書的內容有《大日經疏》和《周易註疏》等，即兼習儒佛。很多學者認為，足利義兼在領內鑁阿寺設置的子弟教育用設施，是足利學校的由來。此後百餘年，室町幕府第一代將軍足利尊氏（1305—1358）又在足利莊建聖廟、設學堂。《分類年代記》說：「源尊氏出奔西海與菊池戰於多多良浜，時默禱孔廟遂得勝利矣。於是再造聖廟以崇奉之，以先祖之所創，世世不絕祭祀。」看來儒學教育在足利學校中的地位日漸提高。不過，學校的主導權仍然掌握在禪僧手中。《續本朝通鑑》說：「尊氏曾祈勝軍之事於足利學校，稱有驗，乃召京師之儒官而管之，然因水土之變，儒官不久先亡。自此儒官厭東行而不來，故窺禪徒之文學者領之。」到15世紀初，足利學校已有相當規模，甚至設立了供學徒修養的病舍。不過，這時的儒學教育仍然墨守古注，以致遭到提倡宋學的人們的批評。通曉宋學的禪僧岐陽曾這樣說：「大唐一府一州以及郡縣皆有學校，日本才足利一處。學校，學徒負笈之地也。然在彼而稱儒學教授為師者，至今不知有好書，徒就大唐破棄之注釋，教誨諸人，惜哉。後來若有志本書（《論語》）之學者，速求新注書而可讀之。」[20]這段記述一方面說明足利學校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又說明其學風十分守舊。
圖44 足利學校校門（足立市昌平町）
永享四年（1425），上杉憲實擴充了足利學校，並使學風為之一變。上杉憲實（1411—1466）是室町時代的武將，深得幕府信任。他喜好文史與搜集書籍。1432年，上杉憲實受幕府之命，管理成為幕府直轄領地的足利莊。憲實聘請五山禪僧快元擔任足利學校的庠主，還向學校贈送宋刻本《尚書正義》《毛詩註疏》《春秋左傳註疏》等。上杉憲實擴建足利學校，一般稱之為「永享中興」。「永享中興」後，學風的轉變可從足利學校所存藏書管窺其一斑。藏書中有《易學啟蒙通釋》《周易傳》《書經集傳》《禮記集說》等新注書籍。雖然《毛詩》《論語》等仍用古注本，但書中已有歷代庠主手書的新注插語。這表明新舊注折衷已成為足利學校的學風。當時的足利學校，已成為不習佛學專攻漢學的學府。《校規三條》第1條就規定，除「三注」（胡曾《詠史詩注》、李暹《千字文注》、李瀚《蒙求注》）、「四書」、「五經」、《列子》、《莊子》、《老子》、《史記》、《文選》外，應禁止其他講義。不過，足利學校對五山禪僧仍持寬容態度，作為例外，還承認他們的自由講義。
上杉憲實死後，上杉氏一族一直保護著足利學校。憲實之子憲忠曾贈送宋刻本《周易註疏》，同族憲房則贈明版《後漢書》和《十八史略》。室町時代後期，戰亂頻仍。由於上杉氏先發生內亂，後上杉氏與北條氏兩個勢力又發生衝突，關東地區也陷入混亂，學校也再三罹禍。元祿三年（1560），第七代庠主九華認為學校復興無望，從學校辭職欲回歸鄉里。途經小田原城時，北條氏康、氏政父子邀請九華講《周易》《三略》，並應允援助學校，勸他回校。自此，足利學校便得到北條氏的庇護，作為全國性的儒學教學機關，於戰亂中仍然繼續經營下去。關於足利學校在全國的地位，《鎌倉大草紙》說：「近頃，諸國大亂，學道亦中絕，此處乃日本唯一之學校。」葡萄牙的耶穌會傳教士沙勿略，在天文十八年（1549）十月從日本寄往果阿的書信中也說：「坂東有學院，日本國中最大而最有名也。」[21]
圖45 上杉憲實捐獻之宋版《禮記正義》（右）和宋版《尚書正義》（左）
圖46 足利學校孔子像和釋奠祭器
上杉氏和後北條氏所以扶持、保護足利學校，不能僅僅歸因於他們愛好文教，更重要的在於足利學校培養的學生符合他們的需要。足利學校漢學教育的重點是易學。而上杉氏和後北條氏所關心的，與其說是作為經學的易學，莫如說是作為占筮的易筮。正如耶穌會教士沙勿略在1551年寫的信中說：「四方攻學之徒雲集坂東大學，斯學徒歸其國，則各以所學教授鄉人。」從這裡畢業的學生亦到處展開活動。[22]他們為武家行易筮，觀戰陣，講兵書，有兼才者還負責醫療，發揮類似軍事顧問的作用。當然，也有人回鄉後只教授漢學。無論如何，以上事實都表明足利學校的學風，到室町時代後期已經逐漸脫離純粹學問的窠臼，變成以實學為主，並廣泛向地方普及。
回顧鎌倉和室町時代儒學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看到如下發展趨向：鎌倉時代初期，吸收漢唐訓詁學流的儒學已經衰落，鎌倉時代中期，宋學作為禪宗的附庸開始在日本傳播。此後，皇室、公卿和博士家受宋學影響，形成了京學博士派新古注折衷的學風。就禪、儒之間的關係變遷而言，可以說，最初包攝於禪學中的儒學，逐漸與禪學對等，到最後階段，甚至出現了陽禪陰儒的儒者禪僧。室町時代後期，由於大名政治統治的需要，博士、禪僧開始前往地方，宋學向地方普及，地位也逐漸提高，形成了薩南學派和海南學派。雖然宋學勢力在鎌倉和室町時代弱於佛教，但經過長時間的傳播和浸潤之後，其影響逐漸擴大，為江戶時代儒學的全盛和獨立準備了條件。
注釋
[1]譯者註：宮中新年活動之一。年初，天皇、皇后以及各皇族出席，聆聽講義。
[2]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學』，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46頁。
[3]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有明書房，1970年復刻版，第29—32頁。
[4]嚴紹璗：《中日禪僧的交往與日本宋學的淵源》，收入於《中國哲學》（第三輯），三聯書店，1980年8月。
[5]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學』，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68頁。
[6]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有明書房，1970年復刻版，第52頁。
[7]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論》，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81、182頁。
[8]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有明書房，1970年復刻版，第139—167頁。西村時彥：『日本宋學史』，梁仁堂書店，1909年，第31—69頁。
[9]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學』，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120—127頁。
[10]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學』，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174頁。
[11]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有明書房，1970年復刻版，第477頁。
[12]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學』，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189頁。
[13]同上，第191頁。
[14]西村時彥：『日本宋學史』，梁仁堂書店，1909年，第105頁。
[15]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有明書房，1970年復刻版，第561頁。
[16]西村時彥：『日本宋學史』，梁仁堂書店，1909年，第122頁。
[17]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學』，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221頁。
[18]西村時彥：『日本宋學史』，梁仁堂書店，1909年，第148頁。
[19]足利衍述：『鎌倉室町時代之儒教』，有明書房，1970年復刻版，第723頁。
[20]西村時彥：『日本宋學史』，梁仁堂書店，1909年，第91頁。
[21]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學』，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243頁。
[22]和島芳男：『中世の儒學』，吉川弘文館，1965年，第2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