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日本的朱子學 第一節 日本儒學的獨立

  江戶儒學開創者藤原惺窩與朝鮮朱子學

  進入江戶時代後，日本儒學擺脫了從屬於禪宗的地位，開始獨立發展，進入全盛時期。

  藤原惺窩（1563—1619）脫離禪門還俗轉向儒學，是日本儒學獨立的標誌。藤原惺窩是名門貴族藤原氏冷泉家的後裔，7—8歲時在故鄉播磨龍野的景雲寺出家。18歲時，他的父兄遭土豪襲擊而死。於是，他不得不陪同母親去京都，並在禪宗五山之一的相國寺為僧。這時候，惺窩和其他禪僧一樣，既修禪學，又習儒學，還對中國的老莊思想感興趣。惺窩是號，當時還號「柴立子」。「柴立」典出《莊子·達生》的「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由於豐富的教養，惺窩後來成為有名的禪僧。天正十九年（1591），當時的關白豐臣秀次曾邀惺窩參加在相國寺舉行的詩會。文祿二年（1593），惺窩應德川家康之邀到江戶，給家康講授《貞觀政要》。

  圖47 藤原惺窩畫像

  作為著名禪僧的藤原惺窩之所以轉向儒學，與他受到來自大陸的思想影響，尤其是朝鮮朱子學的影響有關。當時，朝鮮迎來了朱子學的黃金時代。天正十八年（1590），朝鮮通信使一行訪問京都。惺窩經常前往拜訪，雙方互以詩文贈答。朝鮮使節中的書信官許箴之（號山前）曾致書惺窩，即《柴立子說》一文，說：「子釋氏之流而我聖人之徒，拒之尚無暇，反為不同道者謀，豈非犯聖人之戒而自陷異端。」[1]許箴之是朝鮮朱子學派的代表人物，為李退溪門下三傑之一——柳希春的高足。許箴之說儒學與佛、道峻然有別，視藤原惺窩為「不同道者」，這種態度無疑給了一直生活在日本神儒一致習氣中的惺窩很大刺激。慶長三年（1598），惺窩在京都結識了在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時被俘的學者姜沆，彼此間經常進行學問交流。姜沆也是李退溪學派的朱子學者。受其影響，惺窩更加傾向朱子學。惺窩受其經濟援助者、在野城主赤松廣通之命，在姜沆的協助下，開始編纂《四書五經倭訓》，並於1599年完成。這是日本最早據朱子學觀點來註解整個四書五經的著作。在此之前，除明經道博士外，民間人士是不可以註解和研究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倭訓》的編纂，是打破傳統禁制的行為，標誌著惺窩向儒學轉變。惺窩和姜沆交往不久，即還俗結婚，在個人生活上也脫離佛教。慶長五年（1600），德川家康召見惺窩，惺窩穿著一身既非和服又非僧衣的「深衣道服」（私制的儒服）去見家康，公開表明自己與禪宗分袂而成為儒者。在座的舊友承兌、靈三等看到惺窩的奇怪裝束，詰問說：「有真有俗，今足下，是棄真歸俗也。」惺窩反駁說：「由佛者言之，有真諦，有俗諦，有世間，有出世。若以我觀之，則人倫皆真也。」[2]

  圖48 姜沆筆談（自筆稿本）

  藤原惺窩認為「人倫皆真」，如中國宋學者那樣，否定佛教的出世主義，表明他從思想上排佛歸儒。他還曾這樣說：「我久從事釋氏，然有疑於心。讀聖賢書，信而不疑。道果在茲，豈人倫之外哉！釋氏既絕仁種，又滅義理，是所以為異端也。」[3]有學者認為惺窩的排佛歸儒論不過是其弟子林羅山的虛構，說惺窩「依然沒有能擺脫五山習氣」，[4]但從以上惺窩的言論和行動來看，他在主觀上要擺脫佛教轉向儒學的意圖是很明顯的，這一點毋庸置疑。惺窩對朱子學的傾倒，是五山禪僧怎麼也比不了的。確實如有些學者指出的那樣，惺窩晚年過著一種偏出世的生活，對明朝三教一致論者林兆恩也懷有興趣，但這並不是回歸五山禪儒，他本人到底還是一名儒者。當然，惺窩是從作為五山禪僧的佛教徒的立場來學習朱子學的，其思想存在殘滓倒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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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學者認為藤原惺窩是日本朱子學派的開創者。[5]這種看法並不合適。藤原惺窩的基本立腳點雖然是朱子學，但正如很多學者指出的那樣，他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朱子學者，他對傳來的陸（象山）王（陽明）之學持包容和折衷的態度，同時也沒有忽視舊儒學——漢唐訓詁學的作用。

  從惺窩對理的觀念的理解來看，可知他基本立足於朱子學。惺窩像朱熹一樣，把理視為形而上的、萬事萬物產生的本體。他說，「夫天道者，理也。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尚未應事曰性，性亦理也。」[6]惺窩還像朱熹一樣，用「理一分殊」的理論去說明封建等級結構的合理性。他說：「學問之道，分別義理，以理一分殊為本。萬物一理，物我無間，則必入於理一，流於釋氏平等利益，墨子兼愛而已。」[7]即他認為如果只講「理一」而不強調「分殊」，就會「入於理一」，流於釋墨。

  不過，惺窩對於朱子學的興趣並不在其本體論，而在其倫理學。因而，惺窩的文章中幾乎沒有理氣關係的論述。相較於理作為形而上的本體論概念一面，惺窩在講「理」的時候，更注重其作為倫理道德性質的「道理」或「義理」一面。他說：「人事亦不可忽諸，人事即天理，下學即上達。」[8]儘管惺窩以朱子學為立足點，但並不排斥陸王之學，他說：「古人各有自入頭處。周子之主靜，程子之持敬，朱子之窮理，象山之易簡，白沙之靜坐，陽明之良知，其言似異而入處不別」，[9]持折衷態度。惺窩推崇宋學，說：「漢唐儒者，不過記誦詞章之間，說注釋、音訓標題事跡耳，決無聖學之誠實之見識矣。……若無宋儒，豈續聖學之絕緒哉！」[10]不過又說：「漢唐訓詁之學，亦不可不一涉獵者也。其器物名數典刑，雖曰程朱，依焉而不改者夥矣，讓焉而不注者數矣。」[11]惺窩對二者採取包容的態度。相較儒學各流派之間的異處，惺窩更重視它們的共同性，即「異中之同」。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其背負的歷史使命是要將儒學更明確地與佛教區別開來，構築儒學各流派的統一戰線，鞏固儒學的獨立地位。惺窩對弟子林羅山說：「凡見異書，莫見異中之同處。見同中之異處，然後知異之實對」，[12]然而關於朱陸之辨，他又說「我於朱陸，並無偏執」。[13]藤原惺窩在使日本儒學擺脫宗教束縛，確立為建築於人類理性之上的獨立學說的進程中，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藤原惺窩培養了一大批儒者，其門下除幕府官學派開創者林羅山外，還有與林羅山學風迥異的松永尺五、那波活所等人。通過這些風格多樣的弟子們，可以看出開出江戶儒學各流派燦爛花朵的種子已經為惺窩所培育出。與其說惺窩是日本朱子學派的開創者，倒不如說他是江戶時代獨立儒學的開創者更為恰當。

  圖49 松永尺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