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朱子學和幕藩制國家意識形態

  日本朱子學派的真正開創者是林羅山（1583—1657）。林羅山也是從批判佛教走向朱子學的。羅山出身於浪人之家，為家中長子，13歲時即入京都五山之一的建仁寺，在大統庵禪僧古澗慈稽門下作「稚兒」。稚兒不是正式僧侶，相比讀佛經，主要是接受讀儒書、練字、學習作詩的教育。稚兒時代的林羅山對學習十分熱心，有時甚至聽不到寺院召喚吃飯的木板敲擊聲。等到去吃飯時，已經結束，灶熄鍋冷，只好挨餓。這種事情時有發生。羅山15歲時，建仁寺諸僧看到他才氣過人，認為「使之為禪僧，則必為叢林之翹楚」，勸他出家，但羅山卻以儒家「孝」的思想為根據表示拒絕，諸僧的勸說都沒有奏效。他之前曾對養母說：「身體髮膚不可毀傷，孝也。且無子孫，亦為不孝。」[14]之後，羅山不辭而別，離開建仁寺回家，廣覽群書。在涉獵群書時，他專心於經學之志愈強。1600年，羅山18歲時，開始接觸朱子集注。從此傾心於朱子學，開始批判佛教。他在20歲時，寫了18篇題為「辯」的文章，其中攻擊佛教的占11篇之多。如他在《蘇馬子辨》中，借批判歷史上的蘇我馬子，指責佛教紊亂人倫和政治，說：「馬子不唯駸駸入（佛法），且知犯上而好亂，則佛法之敝大矣。」[15]羅山在《告禪徒》一文中，還對有關大燈國師在出家前燒家食子的傳說進行誇張，說「大燈國師（妙超）原有妻子。為斷恩愛之欲，故使妻買酒，因閉戶串炙噉吞其二歲兒。其妻熟視之叫喚而出，超亦逃去」，並評論大燈國師「滅人倫絕義理不劣虎狼，天地間之大罪人」。[16]他還批評佛教「以山河大地為假，以人倫為虛妄」的出世主義，[17]指斥建造寺院浪費國家財物。以後日本儒者排佛的論據，林羅山幾乎已經全部提出。羅山排佛表明他的儒學已與佛教明確劃清界限。

  圖50 林羅山畫像（林智雄氏藏）

  圖51 羅山加筆本

  林羅山是熱情的朱子學者。1604年林羅山22歲時，結識藤原惺窩，並投入其門下。林羅山贊同其師惺窩排佛，不過並沒有盲從惺窩對儒學各流派的包容態度。羅山不僅批判佛教，還批判陸王之學。到晚年，這種批判態度表現得更加徹底。羅山攻擊日本陽明學者熊澤蕃山，並認為池田藩的陽明運動就像耶穌變裝，說蕃山「可懼可備，不可不撲滅」，「大抵耶穌之變法也」，「與耶穌何異！」[18]不過，在精讀朱子原典方面，林羅山不如山崎闇齋及崎門學派諸人。羅山的朱子學哲學思想研究，主要是假道《性理大全》或朱熹門人陳北溪（淳，1159—1223）的《性理字義》。因此，林羅山要真正把握朱子學的思想體系，尤其是有關理氣論的本體論思想，並非易事，需要一個過程。青年林羅山雖然大致了解程朱的理氣論，但由於受到中國明代學者羅欽順（整庵）的《困知記》和王陽明的影響，主張理氣不可分論。他說：「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太極之中本有陰陽，陰陽之中亦未嘗不有太極。五常理也，五行氣也，亦然。是以或有理氣不可分之論。勝（羅山）雖知其迫朱子之意，而或強言之……」[19]但對於自己的觀點，羅山也無自信。所以在1607年朝鮮使節訪日時，他問道：「理氣一耶？二耶？」[20]步入壯年之後，羅山漸漸傾向於王陽明「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的理氣一元論。他說：「理氣一而二，二而一，是宋儒之意也。然陽明子曰：『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由之思焉，則彼有起後學支離之弊。」[21]1621年以後，林羅山就歸著於朱熹的理氣論，不再談王陽明的理氣不可分論了，聲稱自己「今崇信程朱，乃以格物為窮理之謂」。[22]

  林羅山的讀書範圍廣及日本、中國、朝鮮書籍。就中國情況而言，不僅有儒學系統著作，還有諸子百家、兵書、史書、醫學書、醫書、文學著作等。雖然林羅山思想的最後歸結點是朱子學，但他的朱子學內容超越了朱子學，包含非朱子學的成分。正如源了圓所言，羅山關於心法、天、敬和利等思想，還受到中國兵書《六韜》和《三略》的影響。[23]

  圖52 《延平答問》 羅山自惺窩處借李退溪後語朝鮮本，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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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3 湯島聖堂（東京都文京區湯島）

  雖說都是朱子學，林羅山朱子學與中國的朱子學並不相同。林羅山對朱熹學說並無什麼創造性的發展，但是，為適應當時日本國情，他對朱熹的思想內容和概念內容分別進行了修正和置換，從而表現了林羅山朱子學的日本特色。例如，與論述「性理」的原來的朱子學不同，羅山朱子學相較「性理」更傾向於論述「心理」。就忠孝關係而言，中國的傳統觀點認為「孝」比「忠」更重要。林羅山則認為「忠=公，私=孝」。他說：「舜雖云為孝行而愛父，然不可以私恩破公義。」[24]又說：「二者不可得而兼也，舍輕而取重可也。」[25]結論就是，相較於「孝」，羅山更看重「忠」。林羅山朱子學和中國朱子學一個最大的不同，是對宗教的態度。中國宋學者吸收了佛教華嚴宗和禪宗的思想，表現出排佛的態度。林羅山朱子學反對佛教和耶穌教，卻與神道結成了意識形態聯盟。在此之前，神道一直處於神、儒、佛三教一致思想的影響下。他切斷神道和佛教的關係，利用儒學尤其是朱子學為神道奠定基礎，強化二者之間的關係。他說神道「即是王道也，儒道也，聖賢之道也」。[26]又說：「此神道即王道也。心外別無神，別無理。」[27]他把自己的神道說成為「理當心地神道」。

  圖54 孔子像明朱舜水攜至日本

  關於林家朱子學在幕藩制國家中的地位，日本學者的評價有很大差別。一直以來，以丸山真男為代表的觀點居支配地位。丸山認為，朱子學「在幕府權力的庇護下占封建教學的正統地位」，林羅山為「官學之祖」。[28]與此相反，以尾藤正英為代表的觀點則以外來思想朱子學不適合幕藩制國家為基本前提，說：「朱子學的自然法思想在江戶時代的日本社會，並沒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受容」，「單純以儒學或朱子學起擁護幕藩制的作用的觀點，不過是有礙客觀理解近世思想史的先入為主之見」，林羅山被起用的原因是「讓他擔當政治上的事務」，「齊備個人的教養」。並斷定，「在這一方面，利用有學識的僧侶……是室町幕府以來的傳統」，「並不能認為那是幕府的教育政策或教化政策」，「在羅山、鵝峰時期，統治者並未對其擁護政治支配體制的任務抱有很大期待。」[29]總之，論爭的根本問題在於林家朱子學是否適合幕藩制國家，即林家朱子學是否具備作為幕藩制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

  首先，從當時日本社會的歷史狀況來看，朱子學有被攝取為幕藩制國家意識的必然性。江戶幕府創立者德川家康及其繼承者們，面臨著整頓由戰國時代的「下克上」風潮而傾覆的封建秩序的任務。家康實行兵農分離制、士農工商四民等級制及武士階級內部的世襲等級制，頒布相應的法度，通過集中封建權力採取了一系列強化封建統治的措施。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為這些法度和措施構建思想基礎是有必要的。當時，幕府統治者迫切需要一種肯定政治統治的現世本位、武士本位的思想。德川家康已經認識到「雖以馬上得天下，然生來既具神聖之性，漸知不可以馬上治天下之道理」。[30]中國朱子學是對現世封建倫理的哲學化。朱熹理學思想的本質，是利用自然界的規律性去論證封建倫理的必然性，乃一種肯定現世封建秩序的自然法思想。朱熹說：「鳶飛魚躍，道在其中。蓋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為臣而忠，為子而孝。其尊卑貴賤之位，古今不可亂，謂上下之察也。舉鳥魚之微小，而天地萬物之理具於此矣。」[31]羅山把幕府制定的禮儀法度看成是「上下定分之理」的外在體現。他說：「天尊地卑，天高地低。如有上下差別，人亦君尊臣卑，分其上下次第，謂禮儀法度。」[32]羅山尊敬禮儀與其順從當時封建階級秩序是一脈相承的。與佛教、耶穌教、神道或陽明學相比，林家朱子學最適合幕藩制國家統治者需要的思想。

  圖55 忍岡家塾圖 上野忍岡時之林家學舍。如圖右上，為德川義直於寬永八年（1631）所建先聖殿

  圖56 湯島聖堂圖 元祿四年（1691），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將忍岡林家家塾移至湯島，建築非常宏偉。此為移建時圖

  就林家朱子學和幕藩制國家的關係而言，林家朱子學是作為幕藩制國家意識形態被採用的。1607年，23歲的林羅山作為儒者被家康聘用，通過恣意解讀方廣寺鐘鳴事件和解釋湯武放伐論，為德川幕府討伐豐臣氏提供了理論根據，羅山還負責《武家諸法度》以下諸法度及外交文書的起草工作，被委任選定年號，到江戶給二代將軍秀忠講授史書。其原因是羅山博識能文的能力得到了幕府的認可。但是，隨著羅山發言愈受重視，地位也獲上升，幕府統治者對朱子學的認識也深刻起來。1630年，家光為林羅山在上野忍岡建立學塾。與此同時，御三家也開始登用儒者。羅山死後，幕府更加積極支持朱子學。羅山兒子鵝峰將家塾命名為「弘文院」，亦被允許稱弘文院學士。林家第三代鳳岡時期，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在湯島建聖堂，任命鳳岡為大學頭。自此，林家世襲大學頭之職，掌管幕府文教政策。以下可為此節結論：從羅山到鳳岡這一過程中，林家朱子學已經被當作幕府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來採用，可以說，這奠定了寬政異學之禁後朱子學官學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