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日本朱子學派的分化

  貝原益軒和羅整庵

  林羅山死後，其思想取向為林家歷代所繼承，林家內部並無可觀的思想發展。然而，從羅山以後整個日本朱子學派的發展來看，卻沿著兩個方向發生了分化。一是濃化了朱子學的唯心主義側面，強調其封建倫理學，相較「窮理」更重視「居敬」。一是濃化朱子學內含的唯物論要素，強調朱子學認識論中的合理內容，相較「居敬」更重視「窮理」，表現了對「民生日用之學」和科學技術的興趣。屬於前者的有山崎闇齋及崎門學派諸人、大塚退野以及幕末的橫井小楠、元田永孚等。屬於後者的有貝原益軒、安東省庵、新井白石、大阪懷德學派的中井竹山、中井履軒、山片幡桃等，以及幕末的佐久間象山。以下分別以貝原益軒和山崎闇齋為例，簡略考察下日本朱子學分化的狀況。

  貝原益軒（1630—1714）出生於黑田藩士之家。14歲時跟隨其次兄學習「四書」的句讀。又在其父的指導下讀過醫書，掌握了一些醫學知識。28歲以後，曾受黑田家資助上京，在京都學習7年。在此期間，貝原益軒並無固定業師，但與京都的儒學大師松永尺五、山崎闇齋、木下順庵、中村惕齋，及醫學者向井元升、稻生若水、黑川道祐都有往來。這時的貝原益軒既學朱子學，又習陸王學。據他的讀書目錄《玩古目錄》記載，他在讀書初期好讀陽明學書籍，曾讀過12遍王陽明的《傳習錄》。但是，在36歲時讀了中國明朝學者陳建的《學蔀通辨》之後，他開始放棄兼修朱陸的做法，徹底轉向朱子學。此後，貝原益軒便站在朱子學的立場上，在批判王陽明學說的同時，也反對批判朱子學的古學派。但是，貝原益軒對朱子學也漸漸產生疑問。益軒在寫給朱子學者谷一齋的書信中，談到了他在46歲時對程朱之論抱有疑問的事情。谷一齋提出反駁，說他的一些想法和古學派大家伊藤仁齋的論述類似。不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貝原益軒並未將他對朱子學的疑問與批判書諸筆端。直至臨死那年，他才完成《慎思錄》和《大疑錄》兩部批判朱子學著作，但他害怕人們誤以為他背叛朱子學尊奉異學，因此對《大疑錄》秘而不宣。益軒死後第三年，他的門人才把《大疑錄》展示給荻生徂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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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7 《大疑錄》明和四年刊本

  圖58 貝原益軒

  貝原益軒走上批判朱子學道路的起點是他的懷疑精神。頗值玩味的是，為其懷疑精神提供根據的恰是朱熹的教說。益軒經常引用朱熹的這句話：「大疑則可大進，小疑則可小進，無疑則不進。」在益軒看來，「六經語孟」是義理和物理的源泉，不管後世的文化多麼精密詳盡，都「不能出六經語孟之範圍之外」。[33]但是，他又認為程朱在義理的發展上並沒有達到極致，程朱學說並非完美無缺，即「天下義理無窮，聖人蘊奧難盡。是以宋之諸賢所說，雖義理明備，然其細微曲折之餘意，尚待後人議論，有益詳審者」。[34]

  益軒宋儒批判論的重心，主要集中於程朱的本體論和人性論方面。他的觀點受中國明代學者羅整庵（欽順）的影響，與羅整庵的著作《困知記》不無關係。益軒《大疑錄》第二條說：「宋儒之說，以無極為太極之本，以無為有之本；以理氣分之而為二物，以陰陽為非道，且以陰陽為形而下之器；分明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以為二，以性與理為無死生，是皆佛老之遺意，與吾儒先生之說異矣」，[35]概括性地指出了朱子學的問題點。在人性論上，貝原益軒認為性是一物，不可將之二分為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因為人有生死，但人死後性就沒了。在本體論上，益軒認為，「太極者，此道之本源，為萬物之根柢」，又說世界本源「太極」是「一氣混沌，陰陽未分之稱」。而宋儒認為是形而下之器的「陰陽」，照益軒的說法，則是「太極既分之名。其實非有二也」。因此，也可以說是「天地之間，皆一氣……」[36]以上觀點顯然不同於朱熹的本體論，是「氣一元論」或「氣本體論」。關於理氣，益軒也不贊同朱熹的「理先氣後」論，認為「理即是氣之理，一氣之行於四時也，生長收藏而不亂者，自順正而不乖戾，故須就氣上認取」，[37]以氣來論理。貝原益軒的「氣本體論」唯物主義思想，和羅整庵的《困知記》有關係。《困知記》上卷有這樣一段：「天地之間不過一氣，此一氣動靜、往來、開閉、升降，成四時溫涼寒暑，成萬物生長收藏，成人間倫理道德，成人事成敗得失。其頗錯綜而於一絲不亂秩序之下，此所謂理。其初非別有理一物，依氣而立，附氣而行也。」[38]二者不唯思想相似，連所使用的語言也相差無幾。將以上羅整庵的論述視為益軒唯物論思想的源流，應該是沒有錯的。

  羅欽順（1465—1547）號整庵，與王陽明是同時代人。當時王陽明學說盛行，羅整庵首先表示反對。他猛烈攻擊偏唯心論的陸王之學，在繼承朱熹哲學唯物論思想要素的基礎上，又前進了一大步。另一方面，他又批判並大幅改造朱熹的理氣心性理學，建立氣一元論哲學，還把宋學的欲望否定主義重構為肯定欲望的思想。事實上，在羅欽順之前，就有沿著「理氣不離」這一方向批判朱熹「理先氣後」說的學者。明代初期薛瑄（敬軒，1389—1464）提出「理在氣中」，雖然向唯物論前進了一步，不過並沒有完全解決理氣的關係問題。羅欽順受薛瑄的影響，明確提出「理氣為一」這一唯物論命題，建立了唯物主義理氣觀，開啟了通往中國哲學史發展新階段的道路。[39]日本學者阿部吉雄把薛敬軒劃為「主理派」，這是不合適的。[40]羅欽順《困知記》的朝鮮刻本，被認為是日本刻《困知記》的源頭。此後，以朝鮮本或羅山抄本為底本，日本廣泛刻印《困知記》，很多人都閱讀過這本書，對日本氣哲學的勃興產生了極大影響。貝原益軒非常推崇羅欽順及其《困知記》，說：「唯羅氏師尊程朱，而不阿其所好，其所論最為正當。」[41]貝原益軒以羅欽順為師，踏上了批判朱熹的道路。

  貝原益軒對朱子學的批判，實際上針對的是崎門學派，抨擊他們對道德精神的歪曲。貝原益軒不贊同崎門學派的教條主義和只以「敬」為中心的偏執酷薄學風。「居敬」和「窮理」是朱熹修養方法的兩大支柱，朱熹屢次比喻二者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以二者不可廢其一。在朱子學中，「敬」的地位較「窮理」高。這從他定義「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最緊要處」，便可以推知。山崎闇齋比一般的朱子學者更重視居敬，而貝原益軒認為，敬不是心之主宰，只是存心的工夫之一。這樣，敬從心的主座上跌落，忠信占據了心的主座，即他把朱子學中敬和忠信的位置進行了對調。益軒更重視「格物」和「窮理」，強調朱子學認識論中的合理部分。可以說，朱子學的「窮理」包含道德的形上學之理和作為事物規律的理，朱子更重視前者。貝原益軒對「窮理」的理解，則從道德的形上學之理轉移到了作為事物規律的理。他曾稱讚荷蘭人的外科醫術，說：「彼國俗窮理，往往長於外治，療病有神效……」[42]在這裡所說的「窮理」，可以理解為窮儘自然規律之理，即貝原益軒的「窮理」是轉向了客觀探索事物規律的理。貝原益軒重視「窮理」的合理性與客觀性，主張學問應以「博學洽聞」為宗旨。他常言學問是「民生日用之學」，如「宇宙內事，皆吾儒分內事」，「滿天下事物眾多，其理亦無窮。為學而得逐一通曉其理而無可疑，是人生一大快事，其樂可無窮」，[43]視「窮理」為儒者的責任和樂趣所在。為此，益軒的學問領域從對道德的體認躬行擴展到了禮法、制度、語言學、醫學、藥學、養生、博物學、數學、音樂、兵法等。其著作《大和本草》十六卷，是日本本草學的巨著。《養生訓》和《用藥日記》是他的醫藥知識的總結。他寫作《筑前國續風土誌》的時候，曾親自去筑前地區的農村和高山大谷實地考察。貝原益軒博學洽聞的學風與崎門學派的學風正相反。

  益軒在晚年著作《大疑錄》中，對朱子學的基本思想提出質疑，但在情感上仍然沒有否定朱子學。對朱子學，他在《大疑錄》中說：「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龜」。益軒的宋儒批判和古學派伊藤仁齋的論說類似，但益軒對仁齋學說持批判態度，不允許伊藤仁齋非難道學。在心性問題方面，益軒對陸王心學的批判，終究沒有超出朱子學的範圍。他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朱子學所要賦予基礎的現存社會秩序。總之，貝原益軒應該是建立修正朱子學學派的學者。

  山崎闇齋的學風

  與貝原益軒不同，山崎闇齋（1618—1682）強調朱子學的唯心主義側面。山崎闇齋出生於京都浪人之家。7歲入比睿山。15歲時轉入妙心寺，成了真正的禪僧。19歲時，移至土佐吸江寺。在當地，他接觸過南學派的谷時中，並與時中門下的實力武士野中兼山、小倉三省等交往，從他們那裡學到了南學派朱子學。25歲時，從思想上否定佛教，脫掉僧服轉入朱子學。29歲時，回到京都，蓄髮入儒。31歲著《辟異》一卷，抨擊佛教，論說居敬窮理，介紹自己脫儒歸佛的個人體驗，這是闇齋最早的歸儒宣言。38歲時，開始設教席，講授內容為「先小學，次近思錄，次四書，次周易程傳」。[44]後成為幕府大老（地位僅次於將軍的幕府官員）保科正之的賓師，聲名鵲起。在這期間，四方遊學者增多，闇齋每年往返於京都和江戶之間，無暇教育著述。55歲時，保科正之去世，後大約十年間，闇齋一直在京專事教育與著作。1682年，闇齋去世，享年65歲。17世紀後半期，闇齋門徒據說多達六千人，形成頗有實力的一個學派。崎門學統連綿不絕，一直延續至明治維新以後。以支持天皇制國家為理想的國粹主義者推崇崎門的尊王思想和神道思想，眾所周知，這一現象在太平洋戰爭時期達到高潮。確實，崎門學派最典型地體現了日本朱子學派停滯與固陋的一面。

  圖59 山崎闇齋畫像

  山崎闇齋不同於貝原益軒的第一點是教條主義。他不僅沒有貝原益軒那樣的懷疑精神，還說「先生實孔子以來第一人也」，「學朱子而謬，與朱子共謬也，何遺憾之有？」[45]宗教狂般地推崇、皈依於朱熹。他是如此地傾倒於朱熹，甚至在生活中，用朱色手帕繫於腰部，夏天穿朱色的外褂，包書皮也只用朱色。他不僅抨擊佛教和陸王之學，還排斥朱子後的中國和日本的朱子學者的著作。朱子學在南宋後期占據主導地位之後，各家對朱熹經注和性理學進行研究、註解的著作可謂是琳琅滿目，湧現不絕。明初永樂帝曾搜羅宋元以來程朱學派各家注說，編輯為《性理大全》《五經大全》《四書大全》，並作為科舉考試的參考書。明代的學者又標註、敷衍《大全》，流於煩瑣之極。江戶前期的日本朱子學者，閱讀的幾乎都是《四書集注》或朱子學末流的祖述敷衍著作，並沒有真正地對朱熹的文集、語類進行精讀和探討。闇齋原則上否定這些末流，即便是對《大全》《蒙引》這些權威著作，也認為是「混塞卻甚」，予以嚴厲批判，[46]並要清除其中的夾雜物，闡明醇正的朱子學真意。他批評藤原惺窩是中國元代主張折衷朱陸的學者吳草廬（澄，1249—1333）的亞流，並說林羅山是「剃髮腐儒」，非常討厭他。山崎闇齋以忠實的朱熹祖述者自任，常自稱「述而不作」。因此，他的著作雖然數量有很多，卻甚少創見。其最主要著作《文會筆錄》二十卷，大都是抄引《朱子語類》、《朱子文集》、程朱門人著作或是朝鮮李退溪集等。因此，丸山真男說：「最早把程朱之學作為理論和實踐相貫通的世界觀，以己身體認並與其格鬥的學派是闇齋學派。」[47]就於日本介紹朱子學真意方面而言，崎門學派自然貢獻很大，但其學風也不免有偏狹之弊。崎門學派的讀書對象僅限於四書五經和程朱的著述，嚴禁翻閱史子集，玩弄詞章遊戲。荻生徂徠評價闇齋的講學釋書，說他好似僧侶街頭講道，商人甩賣貨物。

  圖60 寄山崎闇齋誓約書門人安井算哲（澀川春海）學業終了後，提交於其師。據此，准許其傳授他人

  圖61 日新館總圖 會津藩招聘山崎闇齋使其宣講程朱之學，為廣集人才，設立日新館

  圖62 日新館學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