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存性

  中國儒學有很強的包容性，事實上它也是通過不斷地吸收各家思想而發展起來的。如前漢董仲舒引入法家和陰陽家思想，宋明理學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同時，中國儒學還有很強的外向排他性，為樹立自己的主張而不斷展開排斥異端的論爭。如原始儒學時期的儒墨、儒法論爭，前漢初期的儒學與黃老刑名之學的論爭，前漢武帝尊儒學為國教排退諸子百家，東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又有儒、佛、道之爭。儒學內部的不同學派之間，也經常相互辯論。原始儒學有荀孟之爭、漢代經學有今古文論爭、南北朝經學有不同學風（《北史·儒林傳》載「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等，都是如此。這些論爭經常與政治鬥爭交織在一起。

  日本早期儒學明顯表現出很強的共存性特徵。儒學傳入日本時，中國儒學的荀孟之爭、儒法之爭、今古文經學之爭已經畫上休止符，沒有影響日本。據小島憲之研究，繼體天皇后傳入日本的漢籍有南朝經學系統的漢籍，也有北朝經學系統的漢籍。學令中的文本採用南北朝兩系的經注來理解《周易》《尚書》和《春秋左氏傳》（《周易》鄭玄、王弼注；《尚書》孔安國、鄭玄注；《左傳》服虔、杜預注。劃線部分為北朝系統）。日本早期儒學不但看不到像中國儒學那樣的內部論爭，還顯示出與佛教和日本本土神祇信仰（神道）的共存性。在當時，日本不僅沒有產生儒、神、佛之間的思想對壘，也沒有發生如中國南北朝、隋唐時代那樣儒者激烈批判佛教和道教的情況。即便擔任文章博士與大學頭的菅原清公、是善父子，也像記載的那樣「最崇佛道仁愛人物」，推崇儒學的同時還尊信佛道。

  日本早期儒學具有共存性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政治原因。當時律令國家的統治階級希望藉助所有宗教、思想的力量來確立他們的權威。如上所述，在政治領域，儒學作為政治理念和培養官吏的手段發揮作用，而在宗教領域，作為外來宗教的佛教與民族宗教神祇信仰（神道）同樣，以巫術的形式護持律令國家體制，被委任以「鎮護國家」的任務。統治階級以佛教信仰和民族宗教信仰並行，分別在每年的四月和七月舉行大忌祭、風神祭，十一月舉行新嘗祭，正月舉行《金光明經》的講說，並把這些作為國家祭祀予以慣例化。如此一來，有關作為官方活動的這些「神」「佛」祭祀，統治階級並沒有偏向任何一方。還有不可忽略的是，中國漢代儒學中的祥瑞災異、天人感應思想與前述的神祇信仰及佛教信仰相聯繫，吉凶卜相的定法也分別與「神」「佛」的方法相融合，影響二者。正是由於在效用上各自獨立，三者才得以並行不悖。

  第二個原因與當時日本人的文化程度有關。當時，日本人接觸並驚嘆於遠比自己固有文明卓越的中國大陸文明（包括佛教），對漸次傳來的新事物、新典籍的崇敬之情愈加強烈。他們埋頭於學習和模仿，進而在思想層面也被折服，批判和有選擇的吸收是不被允許的。並行之並篤信之，也是自然而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