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政治理念的早期儒學

  中國的原始儒學，不管是孔子，還是孟子、荀子，都有一個共通的中心點，即「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以修身為起點，然後擴展至「齊家」「治國」和「平天下」，兼具政治和道德屬性。其中，政治原理和道德規範具有連續性。不過，日本早期儒學只是作為政治理念對日本政治產生影響，對當時日本人的道德幾乎沒有產生實際影響。

  關於儒學對日本的影響，津田左右吉說：「儒教始終都是儒教，是中國的思想，是文字的知識，它並沒有進入日本人的生活」，並明確指出，「雖然學者們一再喋喋不休地論說儒教道德，但日本人的道德生活絕沒有受其支配」，「儒教的政治思想對日本人的政治實際也幾乎沒有什麼影響」。[52]一些日本學者並不完全認同津田氏的觀點。對於日本儒學在平安時代之前的影響，他們認為，「當時的儒教並不單是教養或個人信仰，還是政治理念、政治方策」，「是法律和制度的主要依據」。[53]後者的見解更值得重視。

  如上所述，從思想角度來看，儒學是大化改新運動的指導理念，律令國家存在的重要基調之一也根植於儒學理念，這無需贅述。在奈良平安時代，統治階級的儒學知識不僅是個人的教養，還影響日本政治，是官吏在政治上的行動支撐。白鳳時代末期，元明女帝醉心於唐文化，認為政教的根本在於儒學。當時，筑前國守道首名和近江國守藤原武智麻呂等之所以插手農事，其精神支柱也是儒學。天平十五年（743），聖武天皇在實現自己的夙願——建造盧舍那佛後，下達詔書說：「雖率土之濱，已霑仁恕，而普天之下，仍未浴法恩……」[54]雖然他是在表達興隆佛法的願望，但最終仍然承認作為政治原理的「仁」的儒學。聖武天皇和橘諸兄政權建造大佛，後來成為反對派攻擊的靶子，據《續日本紀》記載，很多官吏和大學生「以朝廷路頭屢投匿名書」。有的日本學者認為，這一事件是站在儒學思想立場上的時事批判。[55]淳仁天皇時代的藤原仲麻呂，著述了《鐮足傳》和《武智麻呂傳》等家傳性著作，試圖謀求自身及家中嫡流的權威化。儒學的君臣觀是上述著述的根本指導思想。神護景雲三年（769），和氣清麻呂阻止道鏡即位，也是源於其儒學教養，這是公認的事實。一些日本學者認為，在平安時代初期，以文章經國思想為支撐的唐風化席捲朝廷，帝位不傳子的歷史現象，也是受唐風化影響的儒學思想的一種「日本式禪讓」。[56]根據這些，可以說日本早期儒學已經超越了作為教養或文學知識的流行範圍，對當時的現實政治產生了影響。

  

  不過，津田氏有關儒學在道德領域幾乎沒有產生影響的觀點，亦可謂卓見。當時的律令國家統治者，也嘗試過把儒學的家族道德移入家族生活層面。通覽律令條文可以發現，統治者設定了很多獎勵對直系親長行孝、嚴罰不孝的規定，同時還禁止自由通婚，即婚姻須經過雙方父母同意，根據丈夫一方的單方面意見制定了作為離婚條件的「七出」，獎勵妻子對丈夫單方面守節，這些都與以家父長式家庭為前提的婚姻規定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天平寶字元年（757）年四月，孝謙天皇發布詔令說：「古者治民安國，必以孝理。百行之基，莫先於茲。宜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但是，如果通過《萬葉集》中的和歌來考察在日本人家族生活中實際發揮作用的道德思想，即便說律令條文中體現出的家族道德思想是不具有現實意義的一紙空文，也不為過。在《萬葉集》和歌中，罕見強調卑屬對尊長的片面奉公和妻子對丈夫的單方面守節等儒學家族道德的影響。《萬葉集》收入的四千五百首和歌大半部分都是戀歌。這些戀歌在道德上無條件肯定男女之間的愛情。當面對親子關係和男女戀情必須二者取其一的時候，多數日本人會毫不猶豫地捨棄前者而選擇後者。如《萬葉集》卷十三中的和歌說：「不願告阿母，此心已隱藏，願隨君處去，不論到何方。」卷十四中的和歌說：「磯畔駿河海，葛藤長海濱，我今恁信汝，違背我雙親。」一些日本學者認為，訪妻婚和母系繼承是古代主要的家族形態，[57]雖然日本律令繼承了已經確立了家父長制的中國法制，有關中國家父長制式的規定也隨處可見，但這些條文對當時日本人的實際生活幾乎沒有約束力量。[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