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早期儒學」特徵

  所謂早期儒學

  從儒學初傳日本到平安時代末期的日本儒學，在日本儒學發展史上到底應該處於什麼位置？迄今為止，幾乎還沒有人研究過這一問題。現存的日本儒學史研究著作，多以江戶儒學為中心，不過是把自儒學傳入至平安時代末期這七百餘年間的儒學發展，作為江戶儒學的發展前史，進行簡單地概說。[51]但是，這一階段的日本儒學對於日本儒學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儘管其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比不上江戶儒學，但卻比其他任何時期儒學的影響都要大。就像中國如果沒有原始儒學和漢唐經學就沒有宋明理學那樣，沒有這一階段日本儒學的發展，也不會有江戶時代儒學的全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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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把這一段儒學放在日本「早期儒學」的位置。從表現形態、發展樣態、傳播方式來看，它和中國原始儒學、漢唐經學存在共通之處。

  如上所述，日本在這一時期並沒有什麼可觀的系統性儒學理論著作，其吸收的思想散見於《憲法十七條》和大化改新後之詔敕等政治文獻、《古事記》和《六國史》等歷史著作以及知識分子所寫的漢詩文中。然而，我們也決不能忽視日本早期儒學的存在。這是因為，作為中國儒學經典的原始儒學著作也不是系統性的理論著作。例如，《詩經》是中國最初的詩歌總集，《尚書》是夏、商、周的歷史文獻集成，《春秋》是魯國史書，《論語》是孔子弟子們記錄孔子言行的輯錄。《論語》各章很短，思想上大體上也都是片段性的，它不像古代希臘哲學著作，缺少推理和論證。通過比喻或引用名言、古語、故事，是中國古代思想家表達觀點的特殊方式。日本早期儒學像中國原始儒學那樣，也散見於政治歷史的文獻著作中。

  日本早期儒學確實沒有多少創見。尤其是博士家壟斷之後，歷代均墨守漢唐古注。不過，思想的發展有的是增加內容，還有的是擴大外延。

  例如，前述中國漢代經學是原始儒學的發展，是中國儒學史的一個發展階段。前漢董仲舒採用陰陽五行說來完善儒家理論，是增加內容的發展，有其相應意義。後漢儒者以訓詁、注釋經典以及搜集古書為任，他們的古文經學為儒學的存續發揮了巨大作用，可以說是一種在時間上擴大外延的發展。日本早期儒學在這一點上，與中國古文經學是相通的。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後，以大學寮或國子監為中心的中國教育體系的教育內容是以儒學為主的。這一教育體系也是儒學的傳播體系。從傳播形態而言，日本早期儒學和漢唐經學也是共通的。

  只要承認中國漢唐經學的存在意義，就必須認可日本早期儒學在日本儒學史上的地位。當然，日本早期儒學與中國原始儒學、漢唐經學也有不同之處，具有自身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