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寮的衰微

  平安時代前期是日本所謂「唐風文化」的全盛期，儒學和漢詩文的教養在貴族社會中廣泛紮根流行。這一時期，統治者們實行獎勵貴族子弟入學、增加作為大學寮財源的勸學田、充實學科內容等一系列強化大學寮教育的手段，大學寮進入繁盛期。儒學作為律令制政治思想的基礎之一，開始傳播開來。大學寮作為律令制官僚體系的培養機構，也發展起來了。到10世紀後半期，隨著藤原氏世襲政權的確立，律令體制進入全面解體時期。日本的早期儒學和大學寮的儒學教育，也在這一時期迅速衰落。大學寮基礎課程明經道地位的下降、考試制度的廢弛、教官世襲制的擴張、綱紀紊亂，都是大學寮沒落的表徵。

  大學寮是藉由儒學教育培養國家實務官僚的場所。不過，學令本身中也有如下規定：「學生雖講說不長，而閒於文藻、才堪秀才進士者，亦聽舉送。」特別是秀才出身比明經出身在仕途上更占優勢，學生的興趣自然也由經學轉向文章道。文章道的學生定員為20名，經常滿員。文章博士的地位也提高了。弘仁十二年（821）二月，文章博士的官位由原來的正七位下提高至從五位下，一躍而超過明經博士的正六位下。一些文章博士還應召為天皇侍讀，他們除講文史外，還講經書。後來，還規定大學頭和式部大輔為文章道的官職，立身於公卿者亦不在少數。菅原清公、菅原是善、菅原道真、都良香、紀長谷雄、三善清行、大江朝綱、大江維時等都是從文章道的教官步入仕途的。至此，大學寮基礎課程明經道的地位，已經完全被文史兼修的文章道所壓過。

  在藤原氏專權下，律令制原有的人才選用制度遭到破壞，大貴族子弟不必進入大學寮，無需才學，通過「蔭位」和「院舉」即可直接得到高位或官職。這就斷絕了大多數與攝關家沒有關係的中下級貴族的官吏升遷之道。因此，有志於進入大學寮學習的人數減少了，支撐大學寮教育的考試制度已徒具形式。文章畢業考試的「難關」（方略試），也是如此。據《江談抄》，大江匡衡在979年參加方略試前，已私下從出題人菅原文時那裡獲得試題，完成作為答案的論文後，在考試當天提交給菅原文時，然後坐等考試合格的判定結果。[49]「省試」和「寮試」也問題迭出，考試水平也大大下降。

  9世紀後半期表露出的教官世襲化傾向，到平安中期至末期更加明顯。各道教官的人選限定於特定的氏族人群。各道中，最早實現教官世襲化的是算道。10世紀末以後，算道博士由小槻和三善兩家代代世襲。此後，明經道、文章道（紀傳道）、明法道的教官也漸次氏族世襲化。明經道博士由清原、中原兩家掌管；文章除菅原、大江兩家外，還由藤原氏南家、北家與式家掌管；明法由坂上、中原兩家掌管。掌管明經道的清原、中原兩家，到12世紀末，出自中原家的教官有23名，清原家有13名。隨著學問的「家業」化，學問逐漸走向停滯。這些世襲教官的講習研究，都沒有超出法定教科書及注釋書的範圍。學問似乎已被視為特殊人群的特殊技能，而喪失了其真正意義。

  10世紀後半期，隨著律令制解體速度的加快，大學寮比較重要的活動如考試、釋奠等，也不再如期舉行。比如，延喜式規定省試在每年的二月和八月舉行，但是10世紀後半期以後，舉行次數逐漸減少，最終二、三年才舉行一次。此外，由於大學寮教官或式部省官員的懶惰、違規行為，省試中也出現不少問題。968年出過兩次事故，一個是六月省試當天緊急變更部分考題，一個是十一月省試突然停止合格裁定。釋奠儀式中，最開始崩壞的是秋天釋奠翌日舉行的「內論議」。11世紀初後，已經不再舉行內論議，甚至釋奠當天舉行的討論會也經常停止。1183年八月舉行的釋奠又改用「青菜類」代替中國風的供品。[50]在某種意義上，這說明佛教的影響已經深入到儒學的根據地——大學寮中了。大學寮的財政也陷入窘境。為了維持常規支出——釋奠的花費，以及臨時支出——大學寮的設備修理費，大學寮不得不依賴臨時收費和名為「成功」的賣官制度。

  給奄奄一息的大學寮以最後一擊的，是安元三年（1177）四月二十八日燒起的一場大火。當晚，樋口富小路附近起火，火勢由旋風催動向西北綿延，最終殃及皇宮和周圍的官廳。除太極殿外，八省院不存一宇，神祇官、民部省、式部省、真言院和大膳職相繼罹禍，大學寮和勸學院也被燒毀。火災後，同時罹災的各官廳和勸學院不久得以再建，唯獨大學寮從此關門停辦。這表明大學寮的歷史使命已經完結，沒有存在的理由。各國的國學也從10世紀起開始廢絕。

  大學寮燒毀後，教官、事務官、學生等在名義上暫且得存，釋奠和畢業生考試等也有舉行，然而已經是徒具形式。可以說，以儒學教育為核心的律令制教育體系，1177年後就完全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