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律令的情況

  日本律令的內容，完備于大寶律令。養老律令除對大寶律令的內容有若干修訂外，只是字句上的修正。首先，就律而言，日本律和唐律幾乎沒有不同。例如，日本律也把「八虐」放在開頭。「八虐」剔除了唐律「十惡」中的「不睦」和「內亂」，即唐律「十惡」的簡化版。[30]當然，「不孝」也在日本律「八虐」之中。此外，日本律設有「六議」的條目，它不過是合併了唐律「八議」中的「議勤」和「議功」，而刪去了「議賓」。[31]日本律和唐律同樣，都有「留養」和「以官當刑」的規定。[32]既然唐律是儒家化的法律，作為唐律子法的日本律，當然也是儒家化的法律，也包含中國儒家禮的內容。

  日本令雖依據唐令，但亦與唐令有異。不過，日本令仍然體現儒學的政治思想，包含中國禮的內容。《養老令·職員令》規定，太政官中的最高官員——太政大臣的職責是「右師範一人，儀形四海。經邦論道，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太政大臣制模仿唐令，而把唐令中三師（太師、太傅、太保）和三公（太尉、司空、司徒）的職責集中於一人。所謂「師範一人」，就像《令義解》說師者為「教人以道者之稱也」那樣，相對於天皇（一人），具有「道之師」的性格。因此，他以道而為天下之儀表，必須是改正政治、調和陰陽的有德者。這些清楚說明，政治的根本原理在於儒家的「道」。《養老令·選敘令》把德行的好壞作為官吏考核是否通過的第一標準，規定：「詮擬之日，先盡德行。德行同，取才用高者。才用同，取勞效多者。」在評定官吏功過的時候，《養老令·考課令》規定的第一標準是「德義有聞者，為一善」。以上日本令的內容，明顯是儒家「為政以德」思想的反映。

  中國儒家經典《周禮》有「施捨」之制，即免除或部分減免特定人群的課役的制度。《周禮·地官司徒·鄉大夫》中說：「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唐令基於此類傳統思想，規定：「若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州縣申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養老令·賦役令》以唐令中該條為模範，大多原樣抄錄，其規定：「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國郡者，奏聞於太政官，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33]這也體現出儒家「仁政」思想的影響，及對「孝順」「貞節」等儒家道德的推崇。

  《養老令·戶令》不單是要構成行政組織，目的還包括教化民眾樹立禮的秩序。例如，關於休妻的「七出三不去」，它規定：「凡棄妻，須有七出之狀。一無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竊，六妒忌，七惡疾」，「妻雖有棄狀，有三不霖去。一經持舅姑之喪，二娶時賤後貴，三有所受無所歸。」此規定源於中國古來之禮制。唐令的規定接受了古來之禮制，日本《戶令》則原樣繼承了唐令的規定。

  在引進唐律令的時候，為使其適用於日本，自然會有很多修改。但是，對吸收了唐律令底層的儒學政治理念這一事實，應該沒有人有異議。當然，從中國儒學提取出的諸政治理念，並不會成為日本律令或律令國家的唯一中心政治理念，以天皇為現神的思想也是中心政治理念之一。如《養老令·公式令》記載，詔書發布時，天皇的稱號有五種形式。前三種是「明神御宇日本天皇」「明神御宇天皇」和「明神御八大洲天皇」。這三個稱號中的「明神」，就是以天皇為「現人神」而起的稱呼。這個稱呼表明，在日本神話背景下，天皇作為以太陽神為中心的天神的直系後裔，同樣是神。由此提示出，天皇具備成為日本統治者的資格。但是，以天皇為現神的思想，並不是超越於儒家化律令中諸政治理念的上位政治理念，而是與提取自中國儒學的諸政治理念並行。筆者會在下節詳細分析這一問題。無論如何，日本律令也是儒家化的律令，包含中國禮制的部分內容，體現出中國儒學的諸政治理念。這一觀點是不容否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