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大化改新、律令制和儒學思想

  改新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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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憲法十七條》中聖德太子的政治理想當時並沒有實現，在40餘年後的大化改新時期才終於變成社會現實。雖然有學者仍然對把聖德太子政治定位為改新先驅的見解抱有很大疑問，[14]但如果對比分析《憲法十七條》和大化改新的諸詔令、諸政策的根本目的和思想，就不得不承認大化改新確實是聖德太子《憲法十七條》的延長。二者的目的都是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制，深受中國儒學影響。在這些改革動向中，中國儒學起到了理論支撐的作用。

  據說在改新之前，改革集團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悄悄地在往返於南淵請安住處學習《周禮》之教的路上，商議並推動了改革計劃。[15]也有傳言說，中臣鐮足曾參加僧旻在會堂開設的《周易》講座。[16]南淵請安和僧旻是聖德太子在推古十六年（608）派往中國大陸的兩位留學僧。僧旻於舒明天皇四年（632）歸國，留華20餘年。南淵請安於舒明天皇十二年（640）回國，留華30餘年。二者均有深厚的中國文化素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他們作為留學僧，當然進行的是佛教研究。但他們歸國後，並沒有傳播佛教，而是致力於傳播儒教、介紹中國的政治制度，推進政治改革。關於他們作為僧侶傳播佛教的事跡，幾乎沒有記載。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從南淵請安和僧旻那裡，受到了儒學的影響。

  皇極天皇四年（645）六月，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在消滅大臣蘇我蝦夷、入鹿父子後，立刻擁立孝德天皇，組織革新政權。僧旻和留學生高向玄理被任命為革新政權政治顧問，即國博士。他們的儒學教養在大化改新中發揮了很大作用。例如，日本最早使用的正式年號——大化，就是出自二位國博士的提議。「大化」的出典是中國的《尚書》和《漢書》，即《尚書·大誥》「肆子大化誘我友邦君」和《漢書·董仲舒傳》「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此外，二者還受命設置了八省百官制。650年，穴戶國出現白雉鳥，朝廷就白雉鳥出現的意義向眾人問詢，僧旻根據中國漢代緯書的內容和中國史書中有關白雉出現的記載，認為白雉出現是帝德感應於天的「祥瑞」，主張大赦天下。[17]有學者推測，以著名的「改新之詔」為代表的諸制度，均出自僧旻和高向玄理之手。[18]

  當然，最能明確體現大化改新的根本目的和思想的，是大化二年初發布的《改新之詔》。《改新之詔》第1條確定廢除貴族對土地和人民的私有權，而以給予貴族食俸代之。第2條確定京制和郡制，調整行政區劃。第3條確定班田授受法和租庸調製。第4條確定租之外的義務。這些規定，通過實現「王土王民」和「公地公民」的國家所有制和官僚制，無非是要確立以天皇為最高首領的中央集權制。從這一點而言，《改新之詔》和聖德太子《憲法十七條》的根本精神是一致的。

  近年，有學者主張「原詔否定論」，[19]認為《日本書紀》中的《改新之詔》不是當時之作，而是書紀編者毫無根據的捏造。筆者不贊同這種觀點。雖然《改新之詔》被後人據令文大幅篡改了，但終歸還是必須要承認原詔存在的事實。在此，不對此問題過多論述。

  除《改新之詔》外，大化年間發布的詔書還有很多，實現的革新措施也有不少。這些詔令和措施，與《改新之詔》的精神相同，受中國儒學的影響。例如，大化元年（645）六月十九日，即孝德天皇登基第五天，他召集群臣於大槻樹下，向天神地祇盟誓，說：「天覆地載，帝道唯一。……自今以後，君無二政，臣無二朝。」[20]大化二年（646）三月，中大兄皇子在奏摺中說：「天無雙日，國無二王。是故兼併天下，可使萬民，唯天皇耳。」[21]此外，在同年八月十四日的詔書中，有「聖主天皇，則天御宇。……所有品部，宜悉皆罷為國家民。……新設百官及著位階以官位敘」，[22]詳細論述了「改新之詔」實施中的諸問題。這些舉措表現出通過實現公地公民制和官僚制來強化天皇中央集權制的根本目的和思想，它的模板是中國儒學稱讚的「上古聖王」。大化元年（645）七月十二日，孝德天皇下詔給大臣阿倍倉梯萬侶和蘇我石川麻侶，說：「當遵上古聖王之跡而治天下。復當有信可治天下。」[23]翌年二月，在實施鍾匱之制時，列舉黃帝、堯、舜、禹和武王，說明「聖帝明王」實施鍾匱之制的理由。[24]同年三月二日，又下詔給東國國司，說，「凡將治者，若君如臣。先當正己而後正他」，[25]這明顯受《論語·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的影響。

  由上所述，可以說，大化改新的根本精神或指導思想確實受中國儒學的影響，它繼承並實現了聖德太子的政治理想。不過，當時最高統治階級不僅利用儒學思想和制度，還重視傳統的皇孫意識。例如，在大化元年八月之詔的開頭，天皇宣告「隨天神之所奉寄，方今始將修萬國」，[26]說自己是模仿「代代之皇祖」來實行統治。雖然如此，比較二者，可以認為中國儒學的政治理念占據著「大化改新」的理論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