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道調和主義

  如果把《憲法十七條》看作是從中國古典和佛典中摘錄的諸多語句的雜然排列，並無一貫之思想準則，這樣是否合適呢？不可以。貫穿《憲法十七條》的思想準則是儒、佛、道的調和主義（折衷主義）。它明顯受到中國魏、晉、南北朝思想界主流的影響。在迄今為止的研究中，這一問題尚未獲得關注。

  漢代思想界的主流是經學（今文、古文兩派）。以董仲舒為首的兩漢今文學派，吸收法家和陰陽五行學說，試圖將儒學宗教化，並創立讖緯思想神話孔子。這遭到以王充為代表的古文經學派的反對。古文經學把經典的訓詁和注釋作為唯一工作，沒有加以創新。魏晉時代，士人重新解釋老子的道家學說，並結合莊子的詭辯論，創立了玄學。玄學即變質了的道家學說，在知識分子中間逐漸流行並擴散開來。玄學虛無思想的宗旨與佛教的空無思想相近，因此，玄學自然會吸收佛教思想。在魏晉時代，到中國宣揚佛教的僧侶是西域胡人。這些胡僧也要利用玄學宣揚他們自己的宗教。這樣，老莊和佛教就結合起來了。後漢神仙家們為對抗外來宗教——佛教，仿照佛教創立了道教。道教信奉老子為教主，講妖術但不究哲理，在信仰上與玄學關係不同。南北朝時代是儒、佛、道、玄四家既相互鬥爭又相互調和、吸收的時代。佛教在南朝（宋、齊、梁、陳）發展顯著，特別是被梁武帝定為國教後，勢力達到頂峰。504年，梁武帝在佛像面前發誓拋棄老子邪法，一尊佛教。他還告誡群臣，說老子、周公、孔子都是邪道，唯有佛教才是正道。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雖然力行排佛，但也沒能阻擋住佛教的發展步伐。不過，由於儒學在中國擁有傳統力量，因此歷代皇帝不管如何崇信佛教，結果都不得不依靠儒家禮法來統治人民，佛教並不能擊退儒學在政治層面的地位。佛教信徒們如不使佛教漢族化，使之適應中國社會的傳統習慣，也無法確立其地位。他們開展的宗教活動，必須以不違背儒家倫理道德為前提。因此，幾乎所有佛教信徒都主張儒、佛調和。例如，沈約在《均聖論》中，認為「內聖（佛）外聖（周公、孔子），義理均一」。梁武帝在定佛教為國教的那年，還為紀念孔子修建聖堂，設五經博士。508年，梁武帝說「建國君民，立教（儒學）為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說明在國家政治和個人修養層面，必須以儒學為基礎。574年，北周武帝在判定三教優劣時，也把儒學放在第一位，道教為第二位，佛教則在第三位。

  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儒、佛、道三家雖然相互鬥爭，但調和與吸收乃是當時思想界的主流。政治上，儒學仍然保有佛、道二者無法匹敵的正統地位。聖德太子受中國思想界儒、佛、道調和主義的影響，制定了《憲法十七條》。《憲法十七條》既然是徹底的政治規範，那麼其思想基調自然是儒學。筆者認為，梅原猛關於《憲法十七條》的認識非常恰當。他說：「貫通《憲法十七條》的主線，到底是儒教思想。（中略）太子很可能認為僅以儒教來治國並不充分。在從根本上改變人方面，佛教是必需的。但在建設國家時，與佛教一樣，法家也是必需的。因此，他以儒教思想為中心，置佛教思想和法家思想於其左右。」[13]

  圖30 道教發祥地龍虎山天師府（江西省貴溪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