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式的基調

  首先，判定《憲法十七條》的思想基調，與判定其性質相關。三浦周行、牧健二、小野清一郎和瀧川政次郎等，將《憲法十七條》視為法律。[8]但是，《憲法十七條》只有類似令的內容，沒有律。即便是類似令的內容，也不像大寶令中的官位令那樣具有成體系的職務規定。這樣一來，雖然名為憲法，但並不能就像其名字那樣，將其看作法律。有賀長雄、龜井勝一郎和井上光貞等認為它是道德準則（訓誡）。[9]不過，依筆者管見，它並非只討論了個人的道德修養，17條中有12條（第3、4、5、6、7、8、11、12、13、14、12、16、17）還論述有為政者的政治行為。因此，若只是把它當作個人的道德準則，是不妥當的。家永三郎的觀點最為恰當，他說：「《憲法十七條》完全是展示給朝臣官僚的政治規範，並不是論述個人修德或靈魂救濟的著作。其中援用佛教觀點，也有著濃厚的矯正為政者官方行為的政治道德色彩。」[10]既然以《憲法十七條》為政治規範，那麼通過考察其政治思想主要接收了哪些思想的影響，便可以判定其思想基調。

  第3條有「承詔必謹。君則天之，臣則地之。（中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典出法家著作《管子·明法解》的「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第12條「國非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典出儒家典籍《禮記·曾子問》的「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和《詩經·小雅·北山》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浜，莫非王臣」。第3條和第12條表明，聖德太子希圖實行土地國有制和以天皇為最高統治者的中央集權制度。《憲法十七條》制定前年，還推行了冠位十二階制度，即在原來氏姓的基礎上授予個人榮爵——冠位，目標也是強化王權和整備官制。冠位十二階和《憲法十七條》有很深的內在關聯。前者是後者的外在表現，後者則是前者的精神內容。如果把冠位十二階和《憲法十七條》放在一起考察，可以說，聖德太子的目標並不是觀念上的空想，而是以中國為模範、以儒家和法家典籍為根據的具體政治理想。

  《憲法十七條》攝取儒家和法家思想，規定了新制度下的「君、臣、民」關係準則，即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關係準則。《憲法十七條》是以中央和地方的官僚為對象的訓誡，因此主要體現為「臣之道」和具體要求。「臣之道」是第15條的「背私向公」（典據《韓非子·五蠹》「背私謂之公」）和第6條的「忠於君」「仁於民」；具體要求是第4條的「以禮為本」（典據《禮記·哀公問》「禮其政之本與」）、第5條的「明辨訴訟」（典據《禮記·中庸》「慎思之、明辨之」）、第7條的「賢哲任官」（典據《尚書·咸有一德》「任官惟賢材」）、第11條的「明察功過、賞罰必當」（典據《韓非子·用人》「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第16條的「使民以時」（典據《論語·學而》「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等。對於當政官吏，《憲法十七條》雖然也提出如第1條的「以和為貴」、第9條的「信是義本」、第14條的「無有嫉妒」等個人道德要求，但與其政治內容相比，終歸還是附帶內容。

  在認識潛藏於《憲法十七條》的內在精神時，我們能說它「以儒教和法家思想為二支柱」嗎？這是不行的。在聖德太子同時代的中國，法家思想已經被儒學吸收，成了儒學內容的一部分。孔孟時代的原始儒學確實是與法家對立的思想，但在漢武帝時代，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中心，吸收法家及其他與封建統治相表里的思想（如陰陽五行說），提出了德刑兼用、以德治教化為主的外儒內法的政治主張。董仲舒說：「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11]自漢武帝採用董仲舒的建議以來，作為獨立學派的法家已衰退而不復存在。此後，中國歷代王朝的統治者都用這種外儒內法的儒學實行政治統治。聖德太子效仿的也是中國漢代以後專制統治者的統治政策。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ʙᴀɴxɪᴀʙᴀ.ᴄᴏᴍ

  毫無疑問，《憲法十七條》體現有佛教思想，即第2條的「篤敬三寶」、第10條的「絕忿棄瞋」「共是凡夫」等。村岡典嗣把「以和為貴」中的「和」解釋為佛教精神的「和合」。[12]其見解並非一定準確，不過是推測或詮釋而已。這是因為「以和為貴」這句話的典據到底還是基於儒家典籍。迄今為止，並沒有人在佛家典籍中找到「以和為貴」這句話。村岡典嗣氏認為第14條的「無有嫉妒」也體現了佛教思想，這也不合適。從第14條全文來看，其說「無有嫉妒」是為了「得聖賢」和「以治國」，明顯說的是儒學「德治」思想。總之，在《憲法十七條》中，佛教思想主要是作為規範為政者政治行為的政治道德才被援用的。

  近年來，福永光司等部分學者認為，在《憲法十七條》中可以看到來自中國道家老子和莊子的影響。如第1條中的「和」，老子和莊子就經常議論。《老子》第55章說：「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莊子·存宥》說：「守其一，處其和。」而且，《憲法十七條》使用過兩次「……絕……棄……」的句式，福永光司認為這受到《老子》第19章「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