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日本早期的儒學 第一節 聖德太子《憲法十七條》

  偽作？

  在日本，最早把中國儒家的政治社會思想應用到日本政治制度之中的，是聖德太子。他在推古天皇十一年（603），制定了以儒家德目（德、仁、理、信、義、智）命名的冠位十二階制度。最早根據大陸傳來的思想進行理論思考的日本人，也是聖德太子。他在推古天皇十二年（604）制定的《憲法十七條》，是日本最早的理論思想著作。自吉野朝僧人玄惠著《聖德太子憲法注》以來，關於《憲法十七條》的注釋、考證和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不過，關於《憲法十七條》的偽作說、成立年代、「法律還是道德訓誡」、「思想基調或主旨為何」等問題，學者之間仍未有一致見解。

  江戶時代的狩谷棭齋最早提出偽作說。他對《憲法十七條》的作者是聖德太子的說法提出懷疑。這一懷疑被明治時代的榊原芳野繼承。在研究《古事記》和《日本書紀》方面取得劃時代成就的津田左右吉認為，以大化改新以後的官僚政治制度為基礎才開始使用的「國司」「百卿群僚」等名詞，卻出現在《憲法十七條》中，不符合太子時代的社會現實，由此斷定《憲法十七條》是《日本書紀》的編者所作。[1]津田的偽作說，遭到坂本太郎、瀧川政次郎等人的反對。[2]還有許多歷史學者指出，6世紀末至7世紀初已經存在從中央派遣到地方上的國司的前身，如西日本的「凡直國造」。[3]也就是說，津田認定大化改新之前不存在「國司」，是沒有確鑿根據的。在當今學界，贊同津田偽作說的人是少數派。雖說《憲法十七條》有被《日本書紀》編者篡改的可能性，但姑且可認為是聖德太子所作。

  關於《憲法十七條》的主旨（中心思想或思想基調）為何，學者之間的意見尚不一致。正如學者們在《憲法十七條》的各樣注釋中，關於出典的考證所顯示的那樣，它除了直接或間接地借用很多中國古典尤其是儒家、法家、道家典籍中的語句外，還流淌著佛教思想。如關晃認為，《憲法十七條》「從極多的漢籍、佛典中摘引語句而形成文章，它並沒有非常明確的統一思想，很難把它看成是太子據自己立場的全新創作」。[4]村岡典嗣和大野達之助等則認為，《憲法十七條》以佛教為中心（根底），兼取儒家和法家思想。[5]也有學者認為它的基調是儒學思想。例如，津田左右吉在《日本上代史研究》中說：「從內容來看，作者應該屬於儒家系統。」[6]井上光貞說：「《憲法十七條》雖然也吸取了佛教，但它是以儒教和法家思想為二支柱的官吏訓誡。」[7]《憲法十七條》確實體現出受到儒、法、道、佛的影響，上述諸說當然都能找到相應的根據。因此，要判斷《憲法十七條》的中心思想或思想基調——流淌於其中的內在精神，絕非易事。筆者認為，以儒學思想為《憲法十七條》的基調的觀點更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