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入日本之始

  史料證明，漢字在5世紀已傳入日本並被使用。在以漢字書寫的文章中，還零散地體現出某些儒學思想。書寫於5世紀的日本文章，現僅存四件。一是中國正史《宋書·倭國傳》所載倭王武（一般認為是雄略天皇）上表文。其於宋順帝升明二年（487）進呈給宋順帝，由十分流利的漢字駢文寫成。其中，「王道融泰」「帝德覆載」「臣雖下愚」「以勸忠節」等詞語，頗似儒學思想。[3]另外三件是用漢字書寫的金石文，即保存於和歌山縣隅田八幡神社的人物畫像鏡銘文（製作年代有443年說和503年說）[4]、熊本縣江田船山古墳出土的刻於大刀刀背的大刀銘文（製作年代有5世紀中期反正天皇時期說和5世紀晚期雄略天皇時期說）[5]、埼玉縣稻荷山古墳出土的鐵劍銘文（製作年代有雄略天皇時期471、531、591年說）[6]。與倭武王上表文不同，這些銘文雖然也用漢字書寫，但交錯使用漢語和日語語法，還以記音和意譯的方法混用漢字，來表示日語專有名詞。其中，江田船山古墳大刀銘文尤其值得注意，其「長壽子孫注々得其恩也」中「恩」的含義，明顯是儒學思想。[7]倭武王上表文應為渡日漢人所寫，江田船山古墳大刀銘文的「書者」名字是「張安」，或許也是漢人。關晃在自著《歸化人》中指出，擔任文筆專門職——西文氏和東漢氏的始祖，是早期的歸化人，他們可能在4世紀末期從朝鮮半島來到日本。[8]

  圖28 人物畫像鏡（隅田八幡神社藏）

  根據上述材料，以下推論想必可以成立：儘管《記》《紀》中有關王仁和阿直岐的記載不一定是史實，但自4世紀末陸續東渡日本的「渡來人」或「歸化人」，不僅把漢字傳入日本，還把儒學思想傳入日本，在5世紀，這些「歸化人」及一些日本人寫的文章中，已經部分體現出儒學思想的味道。

  日本人在6世紀開始系統學習中國儒學典籍及其思想。如《日本書紀·繼體紀》七年（513）六月條記載有「（百濟）貢五經博士段楊爾」，同十年（516）九月條記載有「（百濟）別貢五經博士漢高安茂、請代博士段楊爾」。此後，百濟似乎繼續以輪換的辦法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如《日本書紀·欽明紀》十五年（555）二月條記載「五經博士王柳貴代固德馬丁安」，「別奉敕貢易博士……歷博士……醫博士……採藥師……樂人……」。五經博士設置於中國漢武帝時期，專門講授經學。五經指儒學經典《詩》《書》《禮》《易》《春秋》。百濟後來也採用五經博士官制。赴日的五經博士當然是儒學者。那麼，百濟五經博士在日本以何種方式教授儒學呢？輪換來日的百濟五經博士，每次僅派遣一人。雖然《日本書紀》對具體的教授方式語焉不詳，但他們應該是在皇室內部，面對極少數人，以私人傳授的方式教學。從以上事實可知，儒學在當時日本的影響尚不廣泛。

  

  儒學剛傳入日本時影響不廣泛的原因有很多。吸收外來思想並傳播的必要前提，是吸收方的社會精神生活達到一定水平，具備使之成為可能的物質基礎，及以外來思想為必需的社會政治狀況。當時，日本是以氏族等級制和部民制為特徵的奴隸制國家，古代天皇（大王）與氏姓貴族和地方豪族共同統治日本。當時的統治意識形態雖然已經超越原始的萬物有靈論，但是祭政仍未分開，尚處於祭政合一階段，其統治意識形態是由神話和祭祀所體現的氏神信仰。古代天皇皇室（大王家）的祖先把自己與太陽神連在一起，掌管新嘗祭以及即位之初的新嘗——大嘗祭等宮廷禮儀，成為了天皇權威的象徵。氏姓貴族和地方豪族也是司祭者，他們祭祀誕生於神裔傳承或祖靈信仰的祖先神，對氏人以及部民行使統治權。起初，各氏族的祖先神相互之間並沒有親屬關係或尊卑關係，但至5世紀以後，隨著古代天皇皇室（大王家）勢力的增強，豪族們競相讓自己的祖先神與皇室的祖先神——太陽神結成親屬關係或尊卑關係，主張自己是與皇室關係較密切的氏族，導致了氏姓的紊亂。

  據《日本書紀》記載，允恭天皇四年，為釐正氏姓秩序，不得不使用「盟神探湯」這一方法。「盟神探湯」是日本古代考驗真偽的帶有巫術性質的一種審判方法，是原始宗教與法律、道德尚未分離的一種表現。這種方法讓嫌疑人到沸水中取小石塊，以手是否燙傷為標準來鑑別真偽。暫且不論允恭記中的「盟神探湯」是否是史實，這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統治意識形態的形象。

  6世紀中期，皇室與豪族為強化其統治權，依其所需，統合併整理諸氏族的起源神話，編寫了《帝紀》和《本辭》。[9]在《帝紀》和《本辭》的神話體系中，皇室祖先神天照大神是諸神的中心，其他氏族神與天照大神結成尊卑與親族關係。總的來說，氏神信仰以及《帝紀》和《本辭》的神話傳承，都依賴血緣性原理得到貫通。中國的原始儒學當然也是以「血緣基礎」為主要內容。例如，中國學者李澤厚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指出，孔子的「仁學」包含四個方面：（一）血緣基礎；（二）心理原則；（三）人道主義；（四）個體人格。[10]孔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論語·述而》），也體現出血緣紐帶為「仁」的基礎內容之一。不過，中國的原始儒學比日本的血緣性氏族信仰發展水平要高得多。也就是說，日本的氏神信仰是充滿神秘主義色彩的樸素的宗教意識，其觀念體系的完整性未達到「思想」的程度，尚不成熟。而中國原始儒學已經把血緣性的原理轉化成意識形態上的自覺主張，並對其進行了明快的政治學解釋。中國原始儒學的特徵是倫理學和政治學的合一。例如，著名的《大學》之道，列舉了「三綱」和「八目」。「三綱」即「明明德」「親民」與「止於至善」；「八目」中的「格物」和「致知」為哲學，「誠心」「正意」與「修身」是倫理道德，「齊家」「治國」與「平天下」是政治，三者不可分割。而當時日本人的倫理道德觀念不過是對「罪穢」的直覺上的厭惡，道德上的罪惡和感覺上的污穢被同等看待，尚未分離。鑑於中日兩國存在上述差距，在5—6世紀的日本社會，日本人的理論思考水平可以說尚不發達。因此，以論「道」和執「政」為內容的儒學雖已傳到日本但傳播並不廣泛的原因，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