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經學

  儒家因秦始皇「焚書坑儒」遭到鎮壓，漢代以後又逐漸復活。前漢初期，適應漢王朝休養生息政策的「黃老之學」——經過改造的道家思想——雖然一時盛行，但到漢武帝時期，隨著中央集權制的強化，以董仲舒的進言為契機，統治階級以儒學為核心統一思想，學問思想界亦以儒學為尊。

  漢代儒學亦稱「經學」。「經學」就是對儒學經典（《詩》《書》《禮》《易》《樂》《春秋》）的注釋和說明。漢代經學分為「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漢初，一些儒者以當時流行的「隸書」體經文傳授門人，其經學被稱為「今文」經學。與此相對，還有一些儒者把不太常用的、以古文字「篆書」寫就的經文教授門人，被稱為「古文」經學。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僅在文字上，還有研究方法的不同。今文經學重在闡明「微言大義」，含有哲學的內容。與其相反，古文經學則專意於對經文的章句訓詁。前漢時代，今文經學受到統治者的重視，今文經學者被立為博士，古文經學僅為民間儒者傳授。前漢今文經學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圖9 十二哲塑像群（山東省曲阜市孔廟大成殿內）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雖然主張罷黜諸子百家之學，以儒家思想為正統，但是其思想並非是對先秦儒家思想的原樣復活。他繼承先秦儒家的天命說，還吸取墨家的「天志」說、陰陽家的陰陽五行說、法家學說，形成了所謂天人感應、以神學目的論為中心的理論體系。他認為天是最高的主宰者，即「天者萬物之祖也」（《春秋繁露·順命》）。天具有意志，並憑藉自己的意志通過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天之所以生人，是為了實現天的意志。人是天的縮影，人的形體、情感、道德、意識等乃是天的複製。因此，天與人是能夠感應相合的。人類如果違反了天的意志，天就會降下災異警告人類。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後來發展為流行於西漢末至東漢的讖緯說。董仲舒還在認識論方面提出「名號」論，在人性論方面提出「性三品」說，在道德論方面提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的「三綱」說。董仲舒構建的新體系儒學，成為漢帝國大一統統治體制的強有力的理論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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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漢末，王莽、劉歆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提倡古文經學，開始設置古文經學博士。此後一直到東漢末，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間紛爭不斷。東漢末，古文經學者鄭玄遍注古文經典，並把今文經學包攝於古文經學之中，創立了「鄭學」。結果今文經學落敗，鄭學成為了魏晉時代經學界的主流。

  不過，魏晉時代思想界最有勢力的乃是以何晏、王弼、郭象、向秀等為代表的玄學。玄學即形上學，以當時被稱為「三玄」的《老子》《莊子》《易經》的形上學內容為中心，旨在探究其中所含哲理。魏晉經學受到玄學的攻擊。

  南北朝時代，「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隋書·儒林傳敘》），南朝經學與北朝經學的學風並不相同。北朝經學仍保存東漢古文經學的學風，而南朝經學則多少攝取了魏晉玄學的養分。玄學化的南朝經學被認為是經學正統。

  但是，從宏觀上來講，南北朝時代思想潮流的中心從玄學移向了佛教。隋唐時代，佛教思想已經占據思想界的支配地位，形成了佛教的黃金時代。不過，唐王朝的統治者並沒有無視儒學。這是因為，儒學傳統思想在政治體制、生活行為、日常觀念層面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孔穎達接受唐太宗的命令，編纂《五經正義》（《易》《詩》《書》《左傳》《禮記》）180卷，統一了南朝和北朝的經學。《五經正義》是朝廷官方認定的經文注釋書，明經科考試的答案必須遵從本書。《五經正義》對經注只是加以疏解，與漢代古文經學一脈相承。從思想上來看，這種毫無創新的做法是無法和當時活躍的佛教思想界相對抗的。

  為對抗佛教，復興儒學，唐代韓愈（768—824）與李翱（772—841）嘗試建立新的思想體系。韓愈著《原道》《原性》及《原人》，抨擊佛、道二教，給長久沉悶的儒學界吹來了一股新風。特別是李翱的《復性書》，吸收佛教哲理，在表面上運用《大學》《中庸》《易》等儒學經典的語言闡述人性論。李翱的復性說是宋儒精緻的人性論的先驅。韓愈和李翱的思索雖然未必充分，但確實開啟了儒學從訓詁的漢唐經學發展為哲學的宋明理學的端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