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近代日本的占有琉球準備 1 鹿兒島的「調查報告」

  從現有的資料上看，日本新政權試圖占有琉球的行動，是從指令鹿兒島縣（原薩摩藩）報告以往日琉關係開始的。明治四年（1871年）七月十二日，薩摩藩（後稱鹿兒島縣）根據新政權的指令，向政府遞交了所謂日琉關係的《調查報告》。內稱：

  該國自上古以來，稱作沖繩島，在南海十二島之內。為皇國屬島之事，古史亦有載之。文治二年〔1186年〕，島津家祖豐後守忠久，受封薩摩、大隅、日向之際，補任南海十二島之地頭以來，世襲舊封，置為附庸。但因兵亂，治理難及海外之地。明洪武五年、我應安五年〔1372年〕，該國服從於彼，接受王號，衣冠等等變為明制，且改國號為琉球，但亦並未與我中斷。應永年間〔1394—1428年〕，足利將軍時代，有遣送使節、書翰往復等事。嘉吉元年〔1441年〕，九代陸奧守忠國，領受將軍恩賞，再加封琉球國。其後，該國遣送使節貢船，至永正、天正年間〔1504—1521年、1573—1592年〕，無復中斷來聘。但因征伐朝鮮之役，雖就貢納緩急之事，通聘相勸，但該國不從。慶長十四年〔1609年〕，十八代中納言家久，遣兵征討，遂謝罪降服。繼之，國內諸島悉行檢地，計入藩內領有數額，相傳領有。至嘉永年間（1848—1853年），無復中絕。該國對舊幕入貢，雖是成規，但因其為貧弱小國，既使名義不當，若不謂皇國、中國為父母之國，成為兩屬，則難以存立。因其不得已之國情，故而依照舊例處置。然而，正保年間〔1644—1648年〕，清國革命之際，或將傳令剃髮、更換衣冠，屆時如何處理，是亦難測。明曆元年〔1655年〕，十九代大隅守光久，就此向幕府諮詢，老中傳令曰：若遣送使節，應彼之意，雖非難事，但內國事務，大隅守可據謀處置。慶長降服以來，以至於今，鹿兒島公開派遣士官從事政務，琉球也在鹿兒島建有館舍，派遣官員，交替滯留，且每年送納租稅，對中國則是隔年派遣貢船。特此呈報。[1]

  鹿兒島的上述《調查報告》，似為日本新政權建立後，首次對日琉關係的陳述。然而，其中卻有許多疑點。諸如所謂琉球為「皇國屬島」，「古史亦有載之」，有如前述，是屬牽強附會。因為即使按照《日本書紀》和《續日本紀》中的記載，充其量也只能是當時的日本，與後來成為琉球領土的某些島嶼有所往來而已。

  進而，所謂日本文治二年（1186年），島津忠久受封薩摩、大隅、日向云云，更屬無據。因為從現今業已公開出版的島津家的文書來看，日本文治二年的島津忠久，只是被當時尚未建立鎌倉幕府的豪族源賴朝，任命為「從行莊務」、成為信濃國（今長野縣）鹽田莊的小頭目，並無其他任命。[2]而島津家被任命為越前國（今福井縣東部）守護、島津莊內薩摩方地頭守護兼十二島地頭職，乃是日本鎌倉幕府第四代將軍在任期間，時為嘉祿三年（1227年），受命者也不是所謂「島津家祖」忠久，而是第二代島津忠時（忠義）。[3]此外，從任命書的內容上看，內中所謂十二島，並無具體名稱，難以說明琉球也在其中。故而，琉球自古便被日本「置為附庸」一說也無從談起。

  此外，所謂「嘉吉元年（1441年），九代陸奧守忠國……再加封琉球國」之事，經查閱現今出版的島津家的古文書，無從尋求依據。因而，日本學者大城立裕氏也表示懷疑。而對此「不能否定」的小葉田淳氏，也只是說「具體地講，是把〔對琉〕通交通商的壟斷權給予薩摩」。[4]顯然，這與所謂的「再加封」，並不是同一概念。至於島津家領有薩摩、大隅、日向，成為所述三國的守護之職，則已是日本應永三十二年（1425年）的事情。[5]這與所謂文治二年（1186年）島津家祖「受封薩摩、大隅、日向」，又至少相差了二百三十餘年。

  由此可見，上述鹿兒島縣有關日琉關係的《調查報告》，內含種種不實之辭，經不起歷史的驗證。但是，這份所謂《調查報告》，卻成了爾後日本政府強行占有琉球的依據。

  翌年（1872年）正月，鹿兒島縣派出縣吏奈良原幸五郎和伊地知貞馨前往琉球，「示諭本朝〔日本〕沿革及宇內形勢」，並要求琉球王國「施以適應因革釐正時世之政」。但是，歷經三月有餘，儘管「且威且諭」，依然不得要領。用伊地知的話說，是所謂琉球上下「僻陋頑固之風，凝結於人人心肝，一時難以使之釋然」。[6]於是同年七月，鹿兒島縣又派遣縣吏，攜帶縣參事（當時主管縣政）大山綱良的信件，前往琉球。大山在其信中言稱：

  「〔前略〕琉球自先王以來，世代服屬於我。曩者，德川氏主宰天下，先王每遣王子，從藩候入江戶，朝見於幕府，略如藩臣之禮。前年，德川氏圖謀不軌，自取禍敗。於是，王室始而中興。天子躬身，總攬乾綱，振舉百度，欲與宇內強國對立，乃更察時變，懲治積弊，遂廢藩置縣，四海同軌，政令畫一，國勢鋟鋟，日進文明之域，海內翕然，靡不向化矣。幕府僭越之時，琉球猶行朝見，何況王室中興之時，闕然不修朝賀之禮，甚非所宜，我亦無辭於朝廷。琉球素貴禮教，自先王事我，具盡恭順，我之待於琉球，亦不為不厚，當此國勢一變之時，欲使王更纘前緒，以不失我保境安民之歡心，傳福祚於無窮。此事，莫過於急速入朝者矣。故而，今特命權典事右松永、權大屬今藤宏為使，齎書以往，布以腹心。是乃並非專出綱良私意，實有所受朝廷意旨。義不容緩，王亦焉能宴然而安乎……願王體察綱良之誠，從速派遣王子，切勿遲疑而自貽悔焉。」[7]顯然，這是名為促使琉球王國遣使朝賀，而實際內含他意的書信。

  同年七月，琉球王尚泰派遣伊江王子尚健、宜野灣親方向有恆，隨同右松永等乘船抵達鹿兒島，且致書大山綱良。內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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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球國中山王尚泰，為咨謝事，竊照本年七月十二日，正使右松權典事……來到敝國，本爵恭接貴縣大參事咨文，捧讀之下，不堪歡欣之至，伏念王室中興，總攬乾綱，振舉百度，四海同軌，政令畫一，即應趨赴鳳闕，肅修朝賀，以伸向化之忱。無奈職守藩封，地逾渤解，未由鳧趨，遂缺燕賀之禮。今貴參事特遣正副兩員，齎捧簡書，惠示遣使朝覲之意，此恩此德曷勝愧感，特遣伊江王子……虔捧國翰，備菲物進呈黻座，恭行慶賀之禮。」[8]

  也就是說，當時的琉球並沒有把日本新政權的成立，以及「廢藩置縣」等等，作為與本國命運相關的大事，也無意改變以往的日琉關係，充其量仍是一如既往，表示「向化之忱」，「恭行慶賀」而已。

  這裡應該就便談到的是，從伊地知貞馨記述的《琉球處分起源》中可以得知，當年鹿兒島縣派人要求琉球改制時，還曾派遣縣廳書記官伊地知小十郎前往琉球調查八重山島的煤炭問題。此事的下文如何，未見資料記載。但可說明當年日本新政權之所以強行占有琉球，除了前述對外方針政策之外，還有企圖實施經濟掠奪的成分。這種情況在日本明治初年的「征韓論」中，也有反映。如佐田白茅在第三次有關征韓的意見中則稱：「朝鮮，金穴也，米谷也頗多」，「故而，征伐朝鮮乃富國強兵之策」。[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