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清代中琉關係的發展

  清代一統中國後，隨著國內政治的穩定，中琉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如前述康熙二年（1663年），敕使張學禮等往封尚質為王之後，尚質除了遣使謝恩、貢方物之外，並上書言稱：「臣捧讀敕諭，恭知聖旨。因臣使物故甚多，滯閩日久，將正副使並督撫諸臣處治。臣恐懼無地。中外均屬臣子，臣躬承天庥，不能少為諸臣之報，反而重為諸臣之累。臣何人斯，豈能宴然。伏乞上命，還學禮等原職」云云。[19]這種情況說明，有清以來，琉球對中國的臣屬意識有增無減。為此，「聖祖嘉王恭順，特賜王緞幣二十匹」。[20]

  又如《中山世譜》記載，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謀叛動兵」，十五年「遣游擊陳應昌，至國招之」。但「王不肯從」。而十六年（1677年）卻派遣正議大夫蔡國器等，「探問清朝安否」。因此，「聖祖大悅，深嘉琉球忠順之誠」。[21]康熙十九年（1680年），琉球王尚貞遣使請封之際，聖祖皇帝則鑑於「琉球恪守藩職……恭順可嘉」，除了「賜敕褒諭」之外，復又「加賜錦幣二十匹」。康熙二十年，尚貞王派遣王舅毛國珍、紫巾大夫王明佐等，「入京奉表獻方物，謝襲封恩」。聖祖皇帝按照謝恩先例，「給緞二十匹」，又格外「恩加十匹，共賜緞幣三十匹，著為例」。二十三年（1684年），尚貞王派遣耳目官向世俊、正議大夫鄭永安，奉表入京「貢方物」，聖祖皇帝又按進貢先例，「給賞緞四十匹」，更「以琉球忠順，恩加十匹，共賜緞幣五十匹，著為例」。[22]

  上述記載說明，琉球並沒有因為明清交替和國內多事，而改變對中國的臣屬關係；而清代的中國皇帝，對於琉球也可謂格外優撫。因此，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聖祖皇帝派遣翰林院檢討汪楫、內閣中書舍人林麟昌，往封尚貞為王，且御書「中山世土」四字匾額，尚貞在《謝恩疏》中言稱：「臣貞彈丸小國，僻處海隅，感沐皇仁，已經再世，蒙天恩特遣正使翰林院檢討汪楫……齎捧詔敕、幣帛，封臣為琉球國中山王。臣與通國臣民，恭設香案，叩頭跪聽……。又蒙皇上特恩賜臣御筆，煌煌天翰，遙領小邦，榮光燭天，不特臣守藩之為榮，即奕世之為光矣……。皇上所頒詔敕，臣墾請留為傳國之寶……。皇上所頒御筆，臣舉國瞻仰，唯有舞蹈歡悅，不能仰酬萬一」云云。[23]清代的中琉關係，正是在這種相互親近的基礎上得到加強的。

  繼而，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琉球王尚貞派遣官生梁成楫、蔡文溥、阮維新、鄭秉鈞等，來中國入學讀書。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抵達北京，聖祖皇帝更是傳令准照「都通事例，日廩甚優」。不僅衣帽、被褥咸備，而且隨從人員也皆有賞賜，並「月給紙筆銀一兩五錢，特設教習一人，令博士一員督課」。[24]對此，琉球國史也稱，由於梁成楫等人入學，聖祖皇帝還曾專命工部，「建房於監側，令成楫等居。又三季給衣服及鋪蓋、口糧、日用等項，並從人各賜冬夏衣。優待甚厚」。[25]

  及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琉球王尚敬（1713—1751年在位）派遣耳目官毛弘健、正議大夫陳其湘等人，奉表入貢，並派遣官生蔡用佐、蔡元龍、鄭師崇三人，入監讀書。但在洋中沖礁覆溺，唯有二號貢船抵達福州。對此，剛剛登極不久的世宗雍正皇帝，更是「特命福建守臣，諭祭貢使毛弘健並官生蔡用佐等人」，「又命將二號船內所存方物，交付發還，准作正貢到京。仍賜王羅緞、綢錦如例」。[26]

  翌年（雍正元年、1723年），尚敬王復遣王舅翁國柱等，入京獻方物，奉表祝賀世宗登極，並進香聖祖。同時又派官生鄭秉哲、鄭謙、蔡宏訓等，入監讀書。對此，禮部奏允，並一如既往，發給口糧、衣物、紙筆、銀兩。後不久，蔡宏訓因病而亡。當時的世宗皇帝深以為痛，乃「命禮部特給蔡宏訓三百兩，內留一百兩，修理墳墓。其餘二百兩，付翁國柱帶還，交給蔡宏訓之母，以資養瞻」。進而，由於翁國柱身為王舅，世宗皇帝還特意在乾清宮予以召見，參拜之後，「賜座並茶」，除例賞綢緞八十匹外，還加賜御書匾額「輯瑞球陽」四個大字，並琺瑯爐瓶盒一份、白玉盒一對、漢玉塊一件、白玉鎮紙二件、三喜玉杯一件、青玉爐一件、白玉提梁罐一件、漢玉螭虎筆洗一件、青玉三喜花插一件、白玻璃大碗四個、白玻璃蓋碗六個、磁胎燒金琺瑯有蓋把碗六個、青花白地龍鳳蓋碗十二個、青花白地龍鳳蓋鍾十個……五彩宮碗十四個、綠地紫雲茶碗十個、紫檀木盒綠端硯一方、棕根盒綠端硯一方、〔皇〕上用緞二十匹。此外，對王舅翁國柱，也另行加賞白銀一百兩、上用綢緞八匹。[27]如此種種，實如琉球國史所載：「誠是千載之奇遇也」。[28]這些事例說明：就是以當年的眼光來看，清代皇帝賜給琉球王的種種物品，也皆屬瑰寶、價值不菲。由此可見，當年清代皇帝對待琉球王，可謂如同貴戚內臣，乃至超過內臣。

  關於這一點，從琉球國史的下述記載中，還可以得到證實。雍正三年（1725年），琉球王尚敬「為叩謝格外恩賞事，遣紫巾官向得功、正議大夫鄭士絢等人，入京謝恩，獻方物」。是時，宮廷奉旨在太和殿旁「賜宴」，而陪宴者則是「內閣大學士馬齊、吏部尚書查鼎納、禮部尚書賴都，俱滿洲人」。[29]顯然，這是一種特殊待遇。進而，「賜宴」過後，向得功「又蒙召見於乾清宮」。當時雙方的對話，則是上問「國王好麼，地方太平麼，百姓安樂麼？」又問「一路地方官待他（指向得功）好麼」？[30]如此等等，全然是主上對下屬的關切之詞。據載，當時世宗皇帝不僅「正賜例賞」蟒緞、青蘭彩緞、藍素緞、閃緞等等，而且「特賜加賞」內造緞二十匹、玉方鼎一件、玉荷葉盤一件、漢玉方壺一件、（中略）青龍紅水七寸盤十二件、霽紅白魚七寸盤二十件……。[31]較之雍正元年的賞賜猶多。清代世宗皇帝如此，及至乾隆年間的高宗皇帝也是如此。如《中山世譜》卷十記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琉球王尚穆遣使奉表貢方物，「叼蒙皇上隆恩，除正賞外，特賜內庫緞二十匹、硯二方、玉器五件、玻璃器十件、磁器一百件，並正副使（賜）緞各四匹、銀各五十兩」。[32]

  又如乾隆二年（1737年），琉球國運載粟米、棉花之船，遭風飄至浙江象山。浙閩總督嵇曾筠資給衣糧遣還。事後，乾隆皇帝詔諭：「嗣後被風漂泊之船，令督撫等加意撫恤。動用存公銀兩，資給衣糧，修理舟楫，查還貨物，遣歸本國。著為令。」[33]同樣，仁宗皇帝在位的嘉慶十二年（1807年），「琉球接貢船復遭風沉沒，帝命給銀千兩作傭船資用，另給銀五百兩恤淹斃六十三人家屬。〔宣宗〕道光二年（1822年），琉球貢船至閩頭外洋遭風擊碎，溺死貢使十名，帝令給銀千兩，傭商船回國，免另備貢物」。[34]如此種種，說明清代皇帝不僅對琉球官府從優，對其民船也格外優撫。故而，史載：乾隆以後迄於光緒朝，「凡琉球遭風難民，皆撫恤如例」。[35]如果把這種歷史記載，與前述琉球免稅貿易之事聯繫起來，則不難得出結論，清代的中琉關係實際比前明一代更為親近、更為密切。

  此外，隨著中琉政治、經濟關係而形成的文化交流，至有清一代則可謂更屬不勝枚舉。[36]其中，如徐葆光在使琉期間，與琉球官員、學者的交流，便是一例。徐葆光在《中山傳信錄》的序言中寫道：「今臣奉命為檢討、臣海寶副以往，自己亥〔1719年〕六月朔至〔琉球〕國，候訊逾年，至庚子〔1720年〕二月十六日始行，計在中山凡八閱月，封宴之暇，先致語國王，求示中山世鑒及山川圖籍，又時與其大夫之通文字譯詞者，遍游山海間，遠近形勢，皆在目中。考其制度禮儀，觀風問俗，下至一物異狀，必詢名以得其實，見聞互證，與之往復，去疑存信。因並海行針路、封宴諸儀圖狀並列，編為六卷」云云。[37]這雖說是《中山傳信錄》的編撰過程，但也是中琉文化交流的過程。

  又如琉球官員、學者程順則（1663—1735），其祖上程復在察度為中山王時，便在琉球王府任職，往來於中琉之間。其父程泰祚被過繼王室，曾任職「進貢都通事」等，康熙十一年（1672年），受命在那霸久米村監督興建孔廟，以傳播中國文化，後客死蘇州。程順則年長，前後歷任通事、都通事、正議大夫、王府侍講、紫巾大夫、三司官座敷等職。其一生兩次來中國留學，三次作為使節入京，對促進中琉文化交流的貢獻很大。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則是將明代成書的《六諭衍義》引入琉球。《六諭衍義》一書的「六諭」，出自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頒布的四十一條教民聖諭的前六條，內含「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等。明末浙江會稽儒生范宏（字聲皇），將之依序附例闡釋，以使窮鄉僻壤、長幼男婦皆知有此等綱紀法度。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程順則來中國留學時，便「以為是書詞簡義深，言近指遠，不獨可以挽頹風而歸淳厚，抑可以教子弟而通正音」，[38]故而請其業師竺天植「授而藏焉」。及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第二次奉命入京之時，則于歸國之前自行出資，在福州刻印了一百本《六諭衍義》（時為康熙四十七年）。歸國後，程順則將之進呈尚貞王，並建議作為國民修身和學習官話（即中國語）的課本。尚貞王採納其建議，於是「孝順父母」等六諭，成為琉球國民家喻戶曉的規範。後來，程順則出使日本，又將之獻給薩摩藩，而薩摩藩又將之進呈幕府，以致《六諭衍義》在日本明治維新前，也成了日本國民的修身課本。

  請記住𝒷𝒶𝓃𝓍𝒾𝒶𝒷𝒶.𝒸ℴ𝓂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上述種種，說明有清一代的中琉關係，出現了全方位的發展。然而，時至十九世紀中期，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和日本對亞洲近鄰推行的侵略政策，中琉關係又出現了危機。

  注釋

  [1]見《明史》第二十八冊，卷三二三，第8369頁。

  [2]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13頁。

  [3]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13頁。

  [4]見同上書，第四，第116—117頁。

  [5]見《明史》第二十八冊，卷三二三，第8369—8370頁。

  [6]同上書，第8370頁。

  [7]見同上書，第8369頁。

  [8]《中山世譜》卷八，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17頁。

  [9]見《清史稿》第四十八冊，中華書局版，第14616頁。

  [10]《中山世譜》卷八，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19頁。

  [11]見《清史稿》第四十八冊，第14617頁。

  [12]見《台灣文獻叢刊》第292種《清代琉球記錄集輯·續輯》，集輯部分，第7頁。

  [13]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24頁。

  [14]見比嘉春潮：《新稿·沖繩的歷史》，第212—213頁。

  [15]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25—126頁。

  [16]《清史稿》卷五二六，第14619頁。

  [17]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中琉關係檔案選編》，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68—69頁。

  [18]據宮城榮昌等編：《沖繩歷史地圖》，第25頁。

  [19]《中山世譜》卷八，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21頁。

  [20]同上。

  [21]同上，第123頁。

  [22]《中山世譜》卷八，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24—125頁。

  [23]見周煌：《琉球國志略》，《台灣文獻叢刊》第293種，第249頁。

  [24]《清史稿》第四十八冊，第14619頁。

  [25]《中山世譜》卷八，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25頁。

  [26]《中山世譜》卷九，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34頁。

  [27]同上，第135—136頁。

  [28]《中山世譜》卷九，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36頁。

  [29]同上。

  [30]《中山世譜》卷九，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36頁。

  [31]同上，第137頁。

  [32]同上，第155頁。

  [33]《清史稿》第四十八冊，第14619頁。

  [34]同上書，第14622頁。

  [35]同上。

  [36]如台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在1990年舉辦第二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期間，與會者提交的論文中，便有《明清時代琉人姓名所受華人姓名的影響》《從寺廟看中華文化在琉球》《從石垣島華僑社會看中琉文化交流》等多篇論文。

  [37]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序，見《和刻本漢籍隨筆集》第十五集，汲古書院1977年版，第29頁。

  [38]《重刻六諭衍義》序文，見張希哲論文：《程順則對於中琉文化交流的貢獻》，收入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編：《第二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1990年版，第1—12頁。本書行文也有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