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琉間的免稅貿易

  有清一代的中琉關係，可謂更加密切。據琉球國史記載，尚質王之子尚貞於康熙八年（1669年）即位，十九年（1680年）遣使奉表請封。此前，康熙十七年（1678年），「遣耳目官陸承恩、正議大夫王明佐等，入京奉表、貢方物，並奏乞增船一隻，迎接敕書及貢使，以便往來」。對此，「聖祖從之」。[13]此後，琉球前來中國的船隻，始有「進貢船」與「接貢船」之分。

  據日本學者記述，琉球的進貢船為二隻，頭號船乘員一百二十人，二號船乘員七十人。進貢船出航的第二年，派出進貢船，乘員為一百人。琉球船到達福州後，有中國官員出迎，護送至琉球館。全部乘員的滯在費用，皆由中國負擔，且被作為「國賓」對待。前往北京的正副使節及隨員（二十人），沿途也有中國官員護送，鼓樂導行。貢使一行大小官員乘轎，從者乘馬或乘車，往來費用也皆由中國地方官府支付。一路之上，投宿公館，受到異常款待。到達北京之後，則由禮部派人辦理諸事。其住宿之地，另由二十人左右的士兵晝夜守護。及至使節拜見皇帝後，除在京受到款宴和賞賜外，使節一行返回福建之際，依然由經過各省地方官員迎送至福州，然後等待本國接貢船一併歸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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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而，《中山世譜》記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尚貞王派遣耳目官毛起龍、正議大夫蔡鐸等，「奉表入京，貢方物」，並具疏言稱：「接貢船於關上納稅，費用甚多，且明朝以來，所遣貢船二隻，以百五十人為定，而海闊人少，往來不便……乞免其稅，並加增人數。」「禮部議奏：琉球納稅，照荷蘭國例，該應蠲免，止貢船人數，應遵會典，何必更增。聖祖曰：琉球來享最久，且吳三桂、耿精忠謀叛之時，安南歸吳三桂，琉球則耿王遣使招之，終不肯服。克篤克誠，恪恭藩職。其恭順之誠，深可嘉尚。再命禮部下議，貢船以二百人為定，並接貢船被免納稅。」[15]此後，琉球「貢船以二百人為定，接貢船一併被免納稅」，[16]進一步受到當時中國對外貿易的優惠。

  從現今出版的《清代中琉關係檔案選編》中可以得悉：有關免除琉球關稅的數額相當可觀。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暫署福州將軍兼管閩海關事副都統明福奏報：「本年七月二十八日，據委管南台稅務都司顧廷機稟報，琉球國接貢摘回使者船隻，擬即開駕回國。據該國通事蔡熙，將該國王發來銀兩及梢伴人等兌回布帛、藥材等物，造具清冊，繳報到關，所有頭號船貨，核稅銀二百二十兩，二號船貨，核稅銀二百零九兩……。臣查琉球貢船帶回貨物歷屆俱免徵輸，茲摘回使者船隻，事同一例，應仰體皇上柔懷遠人之德意，並免徵收。批行遵照去後，復據該委員顧廷機稟報，使者向永譽等，感戴皇仁，歡欣忭躍，赴關叩謝」云云。[17]根據當年薩摩藩向幕府報告的情況來看，薩摩藩為了從琉球對中國的貿易中獲得巨利，從日本天和二年（1682年）至貞享元年（1684年），向琉球進貢船籌借的銀兩為八百七十兩，翌年向琉球接貢船籌借的銀兩為四百二十兩，而日本正德年間（1711—1716年），合計也不過九百兩。[18]這中間或許有所隱瞞，但由此也可知曉，中國對琉球免稅的數額，與薩摩籌措借給琉球的銀兩相比，所占比例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