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近世的日琉關係 1 日本慶長年間之前的對琉關係

  有如前述，十五世紀初期，琉球曾向日本派遣官船從事貿易，後因「應仁·文明之亂」，日本對琉貿易的控制權逐漸落到了薩摩島津氏的手裡。但是，西海豪族大內義興、筑前太守藏親家、九州探題（地方官稱）澀谷義俊等，也向琉球派遣船隻。琉球從日本輸出刀、扇、屏風、漆、砂金和銅等，並將之向中國和南方各國輸送。據稱，當時的琉球曾在那霸親見世地方建有掌管貿易的機構，並設有保管貿易品的倉庫（稱作「御物城」），由「御鎖側官」的下屬負責具體事務。[1]

  據《中山世譜》附卷記載，琉球與薩摩島津氏的官方往來，是在尚真王之子尚清在位期間。內稱：「嘉靖年間（1522—1566），為紋船使事，遣天界寺月泉長老、世名城主良仲，到薩州」。但具體年月不傳。[2]其中所謂的「紋船」，實際是船頭繪有青雀黃龍的官方貿易船。日本學者將之稱為「是對島津氏的正式的官貢船」，不知依據何在。又據《島津國史》卷十二記載，琉球最初向薩摩派遣「紋船」，是為日本文明十三年（1481年）。[3]兩者有幾十年的差距。但當時薩摩島津氏對琉球的關係，基本上是對等的。

  如日本永正五年（1508年）三月十二日，島津忠治在寫給琉球王的信中便有「抑我國以貴國為善鄰焉，實〔非〕他國之可比量者」。[4]日本天文三年（1534年）的書信中，又謂「本藩以與貴國同盟之故」。[5]及至永祿十一年（1568年），琉球宮古島的運租船漂至薩摩領內，後被島津忠良送還。翌年，琉球王尚元遣使謝忱之際，三司官致鹿兒島奉行所的書信中，也稱兩國「往古之堅盟，有連續者也」。[6]永祿十三年（1570年）三月二日，薩摩藩主島津貴久致聘琉球王尚元，告諸將薩摩、大隅、日向三州的守護職讓給義久的信中，也稱薩摩、琉球的關係，乃是「自他和好，共全唇齒之邦者也」。[7]至於島津義久在給尚元的信中，用語更為謙和，內稱「貴國與陋邦，雖隔鯨海千里，〔但〕從往昔〔便〕有昆弟之約」，並表示欲「修鄰好之交義」云云。[8]

  此外，島津氏對琉球王的稱謂，則是多用「殿下」，少用「中山王閣下」。但永祿十三年（1570年）三月一日，日本越前守村田經定致琉球王的信中，則稱「陛下」，而天正十三年（1585年），島津義久在致琉球王的信中，也有「抑加敕諭」字樣。[9]對此，日本學者東恩納寬淳氏指出：總之，時至〔日本〕慶長之前，薩摩對琉球「使用善鄰、同盟、昆弟之對等文字」，「島津氏對琉球的地位，並不甚高，莫如說是對等的國際關係。因此，在相互往來的文書中，常用對等之禮，毫無命令或下達的意味」。[10]

  那麼，琉球對島津氏的地位又當如何呢？據東恩納氏研究，日本大永六年（1526年）尚真王在給島津氏的回信中，則稱「琉球世主返報島津相模守殿」。同樣也是對等通交，而且是基於島津氏的要求，僅表同意修交而已。[11]又如，日本元龜元年（1570年），琉球王尚元在給島津氏的回信中，自稱「中山王進獻島津修理大夫殿圍章」。而內中則稱：「殊修鄰好之交儀，倍聯綿事，此方以為可同意也。」[12]再如，日本天正十二年（1584年），琉球三司官致鹿兒島奉行的書簡中，又有「尚〔倘〕自今以後，不違舊規，可修鄰好，事所庶冀」字樣。[13]這進一步表明了琉球對薩摩的地位。同樣，當時琉球對其他日本大名，也是對等關係。如大永元年（1521年），琉球王尚真在通知武藏守種子島時堯，准其船舶來航的書翰中，則有「貴國船舶販運之事，妙滿寺業已通知我方，那霸奉行據以呈報三司官。種子島以往對琉球有忠節之義，自今年起，可准許貴國一艘船舶販運之事，特此諭知」。這一信件說明，當時的「琉球完全是以本國的權能來准許交通貿易的，從琉球來看，島津氏也不外是一貿易國而已」。[14]

  此外，日本天文三年（1534年），日本地方豪族和泉守三宅國秀，試圖出兵征討琉球。島津氏在將此事報知琉球的書簡中言稱：「此輩〔雖〕借得命於幕府，不得假道於敝邑，其無如貴國何。」[15]用現代的話說，即三宅國秀雖假命於幕府，但其不能通過我之領地，又能對貴國如何呢？對此，日本學界有人認為，這是島津氏對琉球「賣恩」。但東恩納氏認為，從上述行文可知，「既使是島津氏本身，也不認為琉球全然在自家領內」。[16]日本明治初期完成的《南聘紀考》（編者伊地知季安父子），在嘉吉元年（1441年）條內記稱：「琉球國，原沖繩島。自往古列（入）十二島，附庸於薩摩方者久矣。事見長州藏本《平家物語》。自得佛公（久經）補之地頭，大抵二百五十餘年。其間，漸為戰國、南北分朝，我藩亦劇擾，未暇以懷遠邦。由是，琉球遂臣外國」云云。[17]用當代學者的話說，這種說法，乃是為了「使後世的事實正當化」。[18]進而，從東恩納氏的上述研究來看，顯然也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東恩納氏認為：「總之，室町氏初葉以來〔指十四世紀中期足利氏建室町幕府以後——本書注〕，盛行獎勵外國貿易，諸國諸島商船往來之時，琉球商船也來兵庫或薩州之坊津從事交易。細川、今川、山名、大內等西國大名，據以博得巨富，自不待論。因此，是等諸大名覬覦室町氏之利，也是事實……。於是，幕府實施有利監視，以保護其利潤。然而，明德二年（1391年），山名伏誅，應永七年（1400年），今川、大內相次滅亡，幕府論功，將琉球給予島津氏，以委任其監視貿易。嘉吉元年（1441年），幕府將琉球讓與島津氏，實際也依然不是將全部所有權轉移，不是將琉球置於島津氏的政令之下。就幕府本身而言，其歷來承認琉球獨立，對之絕沒有純然的所有權。室町氏歷來的主義，與其說重視其土地，莫如說重視貿易之利。因此，即使說將琉球給予島津氏，其實也只是針對琉球貿易，付以特別權利而已……。《通航一覽》的作者論定：『彼國〔琉球〕，在薩摩方面徒謂附屬，但無現今君臣附屬之姿』，可謂揭穿真相之言。」[19]

  再者，日本天正十年（1582年），武藏守龜井茲矩向豐臣秀吉請賜琉球時，豐臣秀吉為了獲得地方大名的支持，曾經取下腰扇，為其寫上「龜井琉球守」字樣。其意思是，征服後予之。姑且不論這是當時的「風習」，僅就此事而言，也可說明當時的琉球，並非薩摩附庸。[20]因此，東恩納氏明確地認為：「（日本）慶長以前的薩琉關係，有如學者歷來所說的，並沒有政治性的意義，莫如說是經濟性的」。而所謂「彼琉球國，附庸於我藩久矣」等等，「顯然是慶長以後，島津家的政治學者人為的豪言壯語」。[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