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琉冊封關係的形成

  有如前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中山王察度「奉乞王位冠帶」，二十九年（1396年），山北王珉逝世，「其子攀安知立，受封於朝」。繼而，明成祖繼位，改元永樂，復有中山王世子武寧遣使訃告察度逝世，「並乞冠帶衣服」。永樂二年，「成祖遣行人時中，齎詔至國，祭賻以布帛，並封武寧為中山王」。[23]因而《中山世譜》記稱：「察度王始通中朝……天使數次來臨，至於武寧始授冊封之大典，著為例。」[24]據此，日本學界有人認為：明代永樂年間中國皇帝始封琉球王。然而，征諸前述記載，中國皇帝始封琉球王的時間，當是洪武年間。從此，中琉之間正式步入冊封與請求冊封的君臣上下關係，也即現今學界所說的冊封體制。而《中山世譜》的上述記載，是指始有冊封時的儀式大典。[25]

  中琉之間的冊封關係，是前近代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國際秩序的表現。它首先反映了兩國的政治關係。其具體情況如下：

  

  其一，請求與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是琉球國主對外稱王的依據和先決條件。也就是說，琉球王更替之時，必定請封，以期求得中國皇帝的任命。如永樂元年（1403年）山南王承察度去世，因無世子，故而「遺命從弟汪應祖攝國事」，後經冊封（永樂二年），始稱山南王。[26]同樣，永樂四年（1406年）中山為佐敷按司巴志所滅。同年，「諸按司奉巴志之父思紹為君」。而翌年思紹則「自稱世子」，向中國皇帝進貢，並訃告武寧。[27]中國《明史》記稱，「中山王世子思紹遣使告父喪」。[28]其實，思紹與武寧並非父子關係。思紹之所以自稱世子，實際是為了獲得中國皇帝的冊封與認可，並對中國皇帝保持臣從關係。

  又如，明正統五年（1440年），巴志次子尚忠接替國主之位，但在受封之前，《中山世譜》始終將之記稱「世子」。如正統七年「世子尚忠，遣長使梁求保等，奉表入貢，並以巴志王訃聞於朝，兼請襲封……」，「八年癸亥世子尚忠，再遣使貢馬，並表賀元旦……」等等。及至正統八年（1443年），「英宗遣正使余忭、副使劉遜，齎敕至國，諭祭故王巴志，封尚忠為中山王」之後，《中山世譜》於正統九年條中，始有「王遣使謝恩」的記載。[29]《中山世譜》的這種記述，並非史家個人的意圖，而是遵奉琉球國王之命，並經「呈覽」而作為國史的。從這個意義上講，琉球王受封之前稱作「世子」，乃是琉球王對中國皇帝臣從的另一種表示。所謂「琉球國，凡王嗣位，先請朝命，欽命正副使奉敕往封，賜以駝紐鍍金銀印，乃稱王。未封以前稱世子，權國事」，[30]講的正是這一事實。而中國皇帝對琉球王所頒賜的鍍金銀印，則是琉球國主對外稱王的憑證。《中山世鑒》明確記載：「鍍金銀印者，爾來歷代國王之寶物，對大明、日本等往來表文所押之金印是也。」[31]

  歷史記載表明，洪武年間以後，歷代琉球王位繼承，均有明確的請封記載。諸如：

  尚恩達於正統十年（1445年）接替王位，十二年「遣長史梁球，奉表入貢，並以父王尚忠訃告，兼請襲爵」；[32]

  王叔尚金福於景泰元年（1450年）「受遺命嗣大位」，翌年「遣使請封」；[33]

  景泰四年（1453年），尚金福之弟尚泰久被國人「議推」就任大位，景泰五年旋即遣使急奏，言稱「長兄金福殂，次兄布里與兄子志魯爭立，兩敗俱殞，所賜印亦毀壞。國中臣民推臣權攝國事，乞再賜印鎮撫遠藩」云云。[34]

  又如「第二尚氏」王統的奠基人尚圓，成化六年（1470年）「即大位」，翌年則遣長史蔡憬等人，「奉表貢方物，並以尚德王訃告於朝，兼請襲爵」。[35]同樣，尚圓之子尚真於成化十三年（1477年）即位，同年秋便派遣長史梁應、使者吳是佳等，「以尚圓王訃告，並請襲封」；[36]尚真之子尚清於嘉靖六年（1527年）接替王位，也是當年便遣使「奉表進貢，並請襲封」。[37]

  如此種種，說明歷代琉王更替，皆是請求中國皇帝冊封，即便是日本慶長十四年（1609年）發生日本薩摩藩入侵琉球，琉球王國受到薩摩制約的情況下，也始終未變。如天啟元年（1621年）尚豐接替尚寧王即位，第二年則遣使「奉表貢馬及方物，並以尚寧王訃告，兼請襲封。又具奏乞二年一貢，以效忠順」。[38]同樣，時至清代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十一日，琉球王尚貞（1669—1709年在位）世曾孫尚敬，照舊「循例請襲」王位，其在請封奏摺中言稱：「臣尚敬謹奏，為請封襲爵，以效愚忠，以昭盛典事……念臣小子曾孫承祧，然侯服有度，不敢僭稱，王業永存，循例請襲……伏望聖恩體循臣曾祖事例，乞差天使，封襲王爵，上光寵渥之盛典，下效恭順之微忱，庶藩業得以代代相傳，頂祝皇恩世世不朽矣。伏祈睿鑒，敕部施行，臣敬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謹具奏以聞」云云。[39]

  據琉球國史記載，從洪武五年（1372年）察度受詔奉表稱臣算起，至崇禎六年（1633年）懷宗派遣戶科左給事中杜三策、行人司行人楊掄往封尚豐王，明代中國皇帝總計冊封琉球王應為21人（見表）。在此期間，《中山世譜》記載的王者為25人，也即只有在位不足三年的山北王怕尼芝之子珉（1393—1395年），未嘗即位而追尊為王的尚稷，和在位六個月的尚宣威（1477年）及明清交替之際的尚賢王，未及受封。[40]

  歷代琉球王受封一覽表

  續表

  誠然，自洪武年間開始，中國皇帝在長達五百餘年的冊封中，由於種種原因（諸如倭寇的干擾、請封的遲緩、往封的準備等等），並非全是及時的，有的甚至隔上數年或十餘年。但是，這種時間上的差距，並沒有改變中琉冊封關係的實質，也即君臣上下的主從關係。

  對此，日本學界有謂中國皇帝對琉球的冊封，「全然是沒有任何實質的形式」。[41]這種說法，實際是一種偏見。一者有如前述，中琉間的冊封關係，自始便有政治上的含義。這在予以冊封的一方如此，在請求和接受冊封的一方也是如此。如成化十五年（1479年），憲宗皇帝派遣正使董旻、副使張祥，往封尚真為中山王，尚真王於同年遣使謝恩的奏摺中便稱：「臣祖宗所以殷勤效貢者，實欲依中華眷顧之恩，杜他國窺伺之患。乞如舊制，令臣一年一貢，以保海邦。」[42]這種明確表示「實欲依中華眷顧」，以「杜他國窺伺之患」的記載，可謂從琉球王國方面又對中琉關係作了深刻的陳述。

  再者，就中國皇帝冊封琉球而言，也絕非所謂形式。如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琉球貢使至福建，「稱受世子命，以海中風濤叵測，倭寇又出沒無時，恐天使有他慮，請如正德中封占城故事，遣人代進表文、方物，而身偕本國長史齎回封冊，不煩天使遠臨」。對此，禮部奏稱：「遣使冊封，祖制也。今使者欲遙受冊命，是委君貺於草莽，不可一〔也〕」；「使者本奉表朝貢，乃求遣官代進，是棄世子專遣之命，不可二〔也〕」；「昔正德中，占城王為安南所侵，竄居他處，故使者齎回敕命，出〔於〕一時權宜。今援失國之事，以擬其君，不可三〔也〕」；「梯航通道，柔服之常。彼所藉口者，倭寇之警，風濤之險爾，不知琛賨之輸納，使臣之往來，果何由而得無患乎？不可四〔也〕」；「曩占城雖領封，其王猶懇請遣使，今〔琉球〕使者非世子面命，又無印信文移。若輕信其言，倘世子以遣使為至榮，遙拜為非禮，不肯受封，復又上書請使，將誰執其咎？不可五〔也〕」。故而，「乞命福建守臣仍以前詔從事。至未受封而先謝恩，亦非故事。宜止聽其入貢，其謝恩表文，候世子受封后遣使上進，庶中國之大體以全」，「帝如其言」。[43]

  由此可見，不論是冊封還是受封者，均把中琉間的冊封關係作為頭等大事，非同兒戲，更非形式。

  其二，琉球王國使用中國年號，奉行中國正朔。所謂的年號，也即紀年的名稱。年號的使用，在中國始於漢武帝。是為中國封建皇帝治世的標誌。爾後歷代傳承，乃至影響於日本。如日本慶應四年（1868年）九月八日宣布改元明治，天皇在詔書中則稱：「體太乙而登位，膺景命以改元，洵聖代之典型，而為萬世之標準。朕雖否德，幸賴祖宗之靈，祗承鴻緒，躬親萬機，乃改元，欲與海內億兆更始一新，改慶應四年為明治元年。自今以後，革易舊制，一世一元，以為永世，主者施行。」[44]也就是說，每當改朝換代，新任皇帝都要實施「改元」，其意義在於宣布新王朝的確立。同姓皇帝承嗣即位之時，也要「改元」，頒布新年號，意在表明新任皇帝的統治。因此，凡是新王朝或新任皇帝政治權力所及的地方，都必然使用新年號，這本身便是一種法令。

  明代洪武五年以後，琉球王國一直使用中國年號，直至1879年近代日本政府將其「廢琉置縣」，前後延用了五百年。這從現今保存的《辭令書》中，也即琉球王對下屬官員、神女的任命書中，也完全可以看到：無論是其中最為古老的（1523年），還是最近的（1874年），任命書中所使用的年號，皆為中國歷代皇帝的年號；而具體日期，則與中國曆法相同，也即奉行中國正朔。[45]關於琉球王國奉行中國正朔的時間，當是自洪武六年始。據《中山世譜》記載，洪武五年（1372年），察度王受詔，「即遣弟泰期，奉表稱臣、貢方物。太祖賜王大統歷及金織文綺紗羅各五匹」。七年，又「賜王歷及幣帛」。[46]

  奉行正朔，實際也是一種法令。如日本明治五年（1872年）十一月九日宣布改用太陽曆，將明治五年十二月三日，改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當時明治天皇政權不僅舉行改歷儀式，告諸太神宮及歷代皇靈，而且發布詔書曰：「朕惟我邦通行之歷，以太陰之朔望為月，與太陽之躔度不合，故而二三年間必須人置閏月。置閏前後，季節時有早晚，至生推步之差，尤其中下段所揭，悉屬荒誕無稽，妨礙人智開發者不少。蓋太陽曆依從太陽之躔度而立月，雖日期多少有異，但無季節早晚之變化，每四歲置一閏日，七千年後不過僅生一日之差，與太陰曆相比，最為精密，其便與不便，無需待論。故而自今廢除舊曆，改用太陽曆，使天下永世遵行，百官有司宜體認斯旨」云云。[47]由此可見，確定正朔，在日本也是一種法令。

  琉球王國使用中國年號，奉行中國正朔，意味著服從中國皇帝的政治統治，也意味著服從中國皇帝政權的法令。關於這一點，清代冊封使周煌在其進呈的《琉球國志略》中，為後人記載了一個十分具體的事例。內稱琉球國「歷世凜奉正朔，貢使至京，必候賜時憲書齎回，而國中特設通事官，豫依萬年書推算應用」。其書面上云：「琉球國司憲書官，謹奉敕令，印造選日通書，權行國中，以俟天朝頒賜憲書。頒到日，通國皆用憲書，共得凜遵一王之正朔，是千億年尊王向〈歸〉化之義也。」[48]

  又據《明史》記載，正統元年（1436年），琉球王尚巴志遣使請賜「本國陪臣冠服」之時，便稱「小邦遵奉正朔，海道險遠，受歷之使，或半歲一歲始返，常懼後時」。[49]這說明請求中國頒布曆法，也是當年琉球請封中的一項大事。它意味著琉球王與中國皇帝間的君臣上下關係，與客觀的時間同在。

  其三，向中國皇帝奉表入貢，以示臣從。琉球王接受中國皇帝冊封后，為了表示「謝恩」，從洪武年間開始，便連續向中國皇帝「奉表，貢方物」。在明清二代五百餘年間，琉球王對中國皇帝的朝貢，基本上是二年一貢。據琉球王府記載，當年琉球使者向中國皇帝進貢的路線是：從福州「至浦城縣水路，從浦城縣至浙江江山縣清湖為陸路，自清湖至錢塘江水路，上岸後由杭州府經運河至張家灣水路」，然後進北京。全部行程4912里，大約需要72天的時間。[50]琉球使節向中國皇帝進貢，並非率全員進京，只是由正副使節及其從者、通事20人左右進京，其餘人員則滯在福州，允行就地貿易。

  現今，日本學界研究中琉冊封關係時，多是將琉球王向中國皇帝進貢，與其餘人員滯在福州進行貿易混為一談，甚至將琉球王對中國皇帝的進貢，淹沒在福州的貿易活動中，籠統地稱為「朝貢貿易」。其實，這是對中琉歷史關係的誤解。琉球王遣使向中國皇帝奉表貢方物，乃是臣從服屬的實際表現。而且，中國皇帝回賜的物品，在實際價值上往往大於或多於進貢的物品，這更說明兩者不是貿易交換。琉球使節歷經水路艱辛，從福州北上的目的，也不是為了前往北京貿易，而是「代君行事」，有如前述，是向中國皇帝「以效忠順」。[51]當然，因為中琉之間存在著冊封關係，勢必也促進了兩者的貿易。但是，進貢與貿易，不能混為一談。

  此外，在中琉冊封關係中，還有一種內蓄政治含義的表現，那就是中國皇帝向琉球王賜姓。據《中山世譜》記載，明永樂二十年（1422年）巴志即位後，於明宣德五年（1430年）遣使貢馬及方物，並具奏言：「我琉球國，分為三者，百有餘年，戰無止時，臣民塗炭。臣巴志不堪悲嘆。為此，發兵北誅攀安知，南討他魯每，今歸太平，萬民安生，伏願陛下聖鑒。」[52]對此，明宣宗賜詔，特嘉其功。詔曰：「爾琉球國，分為鼎足，人民塗炭，百有餘年。復致太平，是朕素意。自今以後，慎終如始，永綏海邦，子孫保之，欽哉，故諭」。同年，宣宗遣內官柴山為正使，阮鼎為副使，齎詔至琉球，「賜王尚姓」。[53]這也是所謂琉球「第一尚氏」王統的由來。

  及至成化五年（1469年），「第一尚氏」王統的第七代尚德逝世。本名金丸的御鎖側官（主管財物），被群臣推舉為君，並於成化七年以世子「尚圓」之名「來告父喪」，「兼請襲封」。[54]成化八年（1472年），明憲宗正使官榮，副使韓文前往琉球，諭祭尚德，封尚圓為琉球王。是為後世所稱的琉球「第二尚氏」王統的開始。

  中國皇帝對琉球王賜姓，可謂中琉冊封關係的又一側面。「尚」字，在中國古代用語中，具有管理帝王事物的含義。如「尚食」「尚衣」「尚書」，「尚」即執掌之意。「尚書」之官名，始設於戰國時期，或稱「掌書」。東漢時，「尚書」正式成為協助皇帝處理政事的官員。到了隋唐時期，中央樞要機關分為三省，「尚書省」是為其中之一，而且職權益加持重。明代以六部尚書分掌政務，六部尚書遂相當於國務大臣。中國民間姓氏，至少多達數百餘家。明代皇帝專門諭賜巴志「尚」姓，而不賜其他姓氏，顯然內含深蓄。從這個意義上講，巴志接受「尚」姓，並請求「襲封」，則意味著琉球王接受了中國皇帝命其管理國政的委任。而本為「第一尚氏」臣下的金丸，自稱「尚」姓世子，則意味著尚氏王統的延續，也是對中國皇帝臣屬關係的延續。

  以上種種，說明洪武年間開始的中琉關係，自始便是政治上的君臣上下的國家關係。但是，中國皇帝政府並不干涉琉球內政，而是「許其自治」。這可謂也是前近代的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基本特徵。中琉之間的這種關係，不同於近代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關係，但也絕非日本近代政權要人所稱的「徒有虛名」。

  總之，明代以來的中琉關係，是以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為基礎，以琉球請求、接受中國皇帝冊封，遵從中國法令，使用中國年號、正朔，向中國皇帝稱臣、納貢等等為其實際內容的。這也就構成了中國皇帝政權把琉球視為「屬國」的根本原因。而琉球王國之所以認同並追求這種關係的存在和延續，從根本上說，也是基於當時自身社會發展的需要。諸如在「入貢」的同時，可以與中國進行有利於本國經濟的貿易，中國皇帝除了回贈珍貴物品之外，還賜予錢幣、船舶等等。[55]從而，又構成了中琉兩國間的經濟關係。此外，對中國先進文化的吸收，歷代「寨官」「陪臣」子弟前來入學，也是構成明代中琉兩國關係的內涵。誠然，時至近代，繼續維繫這種關係，已經落後於時代，但1872年以後，日本天皇制政權強行「處分」琉球，則反映了近代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法則。而中國皇帝政府和琉球王國之所以要求維持兩者的關係，除了保持琉球社稷之外，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抗資本主義入侵的一種手段。

  注釋

  [1]《皇明祖訓》訓誡篇。

  [2]據明代嚴從簡輯：《殊域周咨錄》卷四，故宮博物院圖書館1930年印行，第1頁。琉球國史《中山世鑒》卷二中，也有記載（見伊波普猷等編：《琉球史料叢書》第五，第34頁）。

  [3]《中山世譜》卷三，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41頁。

  [4]同上。

  [5]據《中山世譜》記載，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太祖還曾「以所獲元主次子地休奴，發流於我國」（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43頁）。

  [6]見伊波普猷等編：《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41—42頁。

  [7]同上，第41頁。

  [8]見伊波普猷等編：《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42頁。

  [9]同上。

  [10]同上，第42—43頁。

  [11]見《琉球史料叢書》第五，第35頁。

  [12]同上，第44頁。

  [13]見《台灣文獻叢刊》第237種，第115頁。

  [14]參閱大城立裕：《沖繩歷史散步》，第22頁。

  [15]如《中山世譜》記載，永樂九年（1411年）琉球王尚思紹遣使奉表疏言：「長史程復，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勤誠不懈……」云云（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50頁）。

  [16]《中山世譜》卷三，見同上書第四，第43頁。

  [17]《中山世譜》卷三，見伊波普猷等編：《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43頁。

  [18]見同上書第四，第44頁。

  [19]同上。據記載，中山王請賜冠帶，明太祖「命禮部繪圖，令自製。其王固以請，乃賜之，並賜其臣下冠服」，見《明史》卷三百二十二，第8362頁。

  [20]《中山世譜》卷三，見伊波普猷等編：《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45頁。

  [21]同上，第46頁。

  [22]《中山世譜》卷三，見伊波普猷等編：《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46頁。

  [23]同上。

  [24]同上。

  [25]也即武寧受封之時，始建天使館，以行儀式。見同上書，第46頁。

  [26]同上，第47頁。

  [27]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49—50頁。

  [28]《明史》卷三百二十三，第8363頁。

  [29]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64頁。

  [30]《清史稿》卷五百二十六，第14620頁。

  [31]見《琉球史料叢書》第五，第35頁。

  [32]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65頁。

  [33]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67頁。

  [34]《明史》卷三百二十三，第8365頁。

  [35]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79—80頁。

  [36]同上，第85頁。

  [37]同上，第94頁。

  [38]同上，第113頁。

  [39]見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庚編第四本，第308頁。

  [40]據《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41、42—43、45、46、50、51、56、64、65、68、69、73、76、80、83、85、95、101、104、109、115、117頁。其中，景泰三年往封正使，也有記作喬毅者，《中山世譜》記稱「未知孰是」。

  [41]見下村富士男編：《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開明堂1962年印刷版，解說詞第4頁。

  [42]《中山世譜》卷六，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85頁。

  [43]《明史》卷三二三，列傳外國四，中華書局刊本，第8367—8368頁。

  [44]見指原安三編：《明治政史》1，慶應書房1943年版，第109—110頁。

  [45]參閱高良倉吉：《琉球王國》，岩波書店1993年版，第四章。其中談道：1976年所確認的三份《辭令書》，一是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任命邊名地（位於琉球本島北部）目差（地方官員）；二是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任命具志川神女；三是萬曆四十年（1612年）任命謝花掟職（地方官），三者皆有「首里之印」。高良氏認為，這三份《辭令書》表明：「即使在動盪的時局下，作成辭令書以任用人員的業務仍在繼續，同時表明領取辭令書而就任地方官和神女的傳統依然健在」（見同上書，第119頁）。

  [46]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41頁。

  [47]見指原安三編：《明治政史》1，慶應書房1943年版，第369—370頁。其中所說的「中下段」，是一種記時的方法。如中段內寫入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納、開、閉等，以定吉凶（見新村出編：《廣辭苑》，岩波書店1993年版，第1668頁）。

  [48]《琉球國志略》，見《台灣文獻叢刊》第293種，第120頁。徐葆光《中山傳信錄》中也有同樣記載，但如引文括號內所加，將「向」字記作「歸」字。見《和刻本漢籍隨筆集》第十五集，汲古書院1977年版，第138頁。

  [49]《明史》卷三二三，列傳外國四，中華書局刊本，第8364—8365頁。

  [50]見宮城榮昌等編：《沖繩歷史地圖》，柏書房1983年版，第122頁。

  [51]天啟二年（1622年）琉球王尚豐向中國皇帝的奏摺（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13頁）。同樣，琉球世子尚敬在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請封的奏摺中也稱：「伏望聖恩體循臣曾祖事例，乞差天使，冊襲王爵，上光寵渥之盛典，下效恭順之微忱……」云云（見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庚編第四本，第308頁）。

  [52]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58頁。

  [53]同上，第58—59頁。

  [54]《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80頁；《明史》卷三百二十三，第8365頁。

  [55]如《中山世譜》記載，洪武五年「賜泰期衣幣」，七年「賜王歷及幣帛」，永樂三年成祖「賜衣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