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1609年薩摩藩出兵琉球

  日本慶長十四年（1609年、萬曆三十七年），薩摩島津氏在業經幕府許可的情況下，出兵入侵琉球。對此，日本學界有人將之稱為「島津氏入琉球」。顯然，這是含糊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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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這次入侵事件，專門研究薩摩島津氏的三木靖氏，在著書中作了如下記載：「慶長十四年三月四日，大將樺山久高、副將平田增宗和士兵三千人，搭乘兵船一百餘只，自九州山川港出發，平定大島、德之島、永良部島，二十五日從古宇利島登陸，四月五日占領首里城，最終平定琉球。五月十七日〔薩軍〕帶著尚寧王、具志頭王子朝盛以下一百餘人質，從今歸仁出航，二十四日返回山川。六月二十三日尚寧進入鹿兒島，會見島津氏。因平定琉球的消息，七月五日將軍秀忠下書島津氏，七日家康下達了書簡和領有統治琉球的黑印狀。島津家久和尚寧一道，於慶長十五年（1610年）五月從鹿兒島出發，在駿府見家康，在江戶見秀忠。十二月返回鹿兒島。翌年九月，尚寧歸還琉球」。進而，三木氏又稱：「這次平定琉球之策，系因尚氏對島津氏負債不還，對幕府諸藩對〔琉球〕漂流民之好意有欠禮節，但目標是以琉球為中介而開始日明貿易。至此，業已支配了二國一郡的島津氏，又增加了一國的統治，擴大了領國範圍」。[22]三木氏的上述記載，應該說是比較具體的。但是，其中也留下了重大疑問。其一，何謂「平定琉球」？令人不解。因為薩摩入侵琉球之前，琉球王國對日本既沒有騷擾，也談不到什麼反叛之罪。「平定琉球」的說法，雖是源於當年薩摩向幕府的呈報，但不符合日琉之間的實際關係。其二，文中所謂「〔慶長十四年〕七月五日將軍秀忠下書島津氏，七日家康下達了書簡和領有統治琉球的黑印狀」，用語亦屬含糊不清。因為秀忠下書系給何人、所談何事不明。又謂家康下達領有統治琉球的黑印狀，在日期上雖屬明確，但謂何人領有？且無所據資料來源。因而，有關事件仍需考證。

  總之，1609年薩摩入侵琉球，在近世日琉關係史上是件大事，也是現今學界研究琉球歷史的焦點問題。諸如薩摩何以入侵琉球、目的何在？薩摩入侵後的日琉關係如何？以及薩摩所謂「領有」琉球的依據何在等等。為此，本書試從現今日本學界的研究談起，以期尋求上述問題的歷史真相。

  首先，關於薩摩何以入侵琉球、目的何在問題。就筆者所接觸到的著書而言，日本學界可謂因人而異。如大城立裕氏在著書中認為，薩摩入侵琉球的真正原因，一是基於確保並發展日本對明貿易的意志和欲望；二是藉助日本戰國之「余勢」，與豐臣秀吉入侵朝鮮具有共同的性質。[23]但宮城榮昌氏認為，「薩摩侵略琉球的真正目的，在於以支配異國的事實，向諸國大名誇耀薩摩的權威，並壟斷對明貿易利益」。[24]而比嘉春潮氏則強調，因為薩摩「入琉球的主要目標，在於奪取中國貿易的利權，所以島津氏首先要把琉球置於自己的統制之下」。[25]

  此外，前述三木氏又稱：出兵琉球的計劃與實施，是由島津氏進行的。「就此而言，所謂平定琉球攻擊尚氏，與為了平定大隅而攻擊蒲生氏，或為了平定北薩摩而攻擊入來院氏相類似」。「但是，沒有統一政權的穩定，沒有統一政權的支援，則不能平定琉球」。當時的島津氏完全被組織在統一政權之下，沒有出兵和開戰的權能，島津氏作為戰國大名的性格幾乎消失了，但在這次平定中所發揮的，則是其保存的某些性格，「從這個意義上講，平定琉球是戰國大名島津氏所進行的〔諸侯〕會戰的終結」。[26]

  與三木氏上述觀點相近的，是被譽為具有敏銳洞察力的仲原善忠氏。仲原氏認為，薩摩出兵琉球的動機，「全然是日本全土的統一運動，貿易問題不過是附帶性的」。至於「直接動機」，仲原氏則列舉了以下具體事例。諸如：琉球沒有負擔所謂「朝鮮之役」（指1592年豐臣秀吉出兵入侵韓戰）的義務，島津氏為之墊付，但琉球不予償還，成為懸案；日本慶長七年（1602年）冬，琉球船漂至奧州，幕府將之送往薩摩，薩摩遣舟送還，要求琉球對幕府還禮，但琉球沒有實施；慶長八年，琉球報恩寺的忍文長老，到薩摩祝賀島津家久就任藩主，是時，薩摩也曾要求琉球向德川家康致禮，翌年二月，島津義久致書尚寧王催促此事。但琉球依然未予回應；慶長十年（1605年）七月，琉球船從福州返航途中，漂至日本平戶，平戶方面將此事報告駿府及江戶，幕吏指令予以就濟、送還，並要求琉球對以往送還漂流船之事「謝恩」等等。根據以上事例，仲原氏認為：「〔琉球〕傷害了幕府和薩摩的威信，是極為非禮的。因而，也就有了討伐琉球的充分理由。」[27]

  如果將上述各家見解稍加歸納一下，可謂有兩點比較接近的地方：一是認為薩摩入侵琉球，目的在於保持對明貿易；二是認為薩摩入侵琉球，乃是日本國內的統一戰爭。顯然，這是兩種不易協調的見解，又都有另行分析的必要。

  首先，就薩摩入侵琉球是所謂「統一運動」而言，有如前述，十六世紀中後期的琉球，與日本薩摩藩的關係，基本上是對等的。琉球王國擁有自身的統治體制，對內對外實施本國的「權能」。如東恩納氏所說的，「就幕府自身而言，也是歷來承認琉球的獨立，對其絕沒有純然的所有權」。[28]而且，當時的琉球早已同中國形成了君臣關係，接受中國冊封，奉行中國正朔等等。琉球既不是日本的「戰國大名」，也不是日本的一部分，從何談起「統一運動」？又如前述日本天正十年（1582年），龜井茲矩向豐臣秀吉請賜琉球時，便曾明確言稱：「公若能誅殺〔明智〕光秀，則日本六十餘州將歸於掌中。我在國內無所希求。請賜給琉球」。[29]顯然，這是把琉球作為日本國外的又一證據。同樣，前述日本永祿十三年（1570年）三月初二，薩摩藩主島津義久在致琉球王的信中也稱：「貴國與陋邦……從往昔〔便〕有昆弟之約」，也是把琉球作為與日本不同的國家。

  上述事實，證明琉球「自為一國」。至於龜井、三宅等戰國大名均有出兵琉球的欲望，以及所謂島津氏自認為與琉球擁有「特殊關係」等等，則只能說明日本的武家勢力企圖染指琉球，並不能說明琉球是日本的一部分。若謂日本全土的「統一戰爭」，不論是「余勢」還是「大勢」，皆應在日本領土範圍內進行。因此，所謂「全然是日本全土的統一運動（或統一戰爭）」，毫無根據。而謂其「與豐臣秀吉的征韓之役具有相同的性質」，[30]則恰是切中要害。但人所共知，豐臣秀吉所發動的兩次「征韓之役」，絕不是日本國內的統一戰爭，而是對外發動的侵略戰爭。

  其二，關於薩摩入侵琉球是為了保持對明貿易的見解，也當另有說明的必要。對此，仲原氏在有關研究中指出：「不能否定島津氏希望貿易利益」，但「當時還沒有鎖國的想法，德川家康和島津氏都在致力於海外貿易，而且是正在實行的時代」。[31]日本歷史表明，德川幕府發布「鎖國令」，起於1624年禁止西班牙人來日本通商；繼而1633年，禁止持有「奉書」以外的船舶出海；及至1635年（寬永十二年），全面禁止日本人出海，也不准在外居住的日本人歸國，從而構成了全面的鎖國政策。[32]從這個意義上講，仲原氏所說的「貿易問題不過是附帶性的」，有一定的理由。但所謂薩摩「出兵琉球的動機，全然是日本全土的統一運動」，則有如前述，與事實不符。

  那麼，薩摩入侵琉球的原因何在，其根本的目的是什麼呢？對此，大城立裕氏在其著書中，列舉了90件有關日琉關係的大事。現以之為主要線索，將其中臨近薩摩出兵的大事，依次說明如下：

  1572年（日本元龜三年），薩摩藩致書琉球三司官，內稱「由於三州〔薩摩〕兵火不斷，近年前往琉球的海船規制不足。今後無有薩摩正印之渡琉船隻，可沒收財物，充作貴國公用。有關規制渡琉船隻，請充分注意管理為要」。[33]對此，大城氏認為，此時的薩摩島津氏有北進「制霸」九州之勢，並有「支配渡琉船隻的動向」。[34]繼而，1574年（日本天正二年）島津家老致書琉球，認為琉球接待薩摩使者有違舊曆，促其反省。翌年，琉球王尚永遣使至薩摩，經解釋情由，緩和了雙方的矛盾。

  1579年（日本天正七年），薩摩派遣使者山下筑後向琉球王國報聘平定九州，以修舊誼。並稱「九州大半，已被置於島津傘下。以往貴國誤以為是本國也讓商船往來，但經屢次懇切希望，鬱憤全消，今遣國吉丸前往，在待遇方面請予關照」云云。但有如同年中國冊封使謝杰歸國之後所說的，「琉球有日本館，數百眾人等待冊封使船。當地成為商賣之市，但出入者攜帶刀劍，琉人畏之」（《福州府志》）。這說明當時薩摩對琉球的貿易活動，已帶有以強凌弱的非和平氣氛。[35]

  1587年（日本天正十五年），豐臣秀吉平定九州，島津氏也屈從於豐臣秀吉的旗下。翌年八月，島津義弘進京謁見秀吉之際，秀吉告以欲使琉球「服屬」之意，並讓島津義弘遣使，催促琉球前來通聘，獻納對明貿易「勘合符」。同年年末，島津義弘派遣大慈寺僧龍雪，持書赴琉。其書信中披露了豐臣秀吉企圖征伐朝鮮、中國，並稱「且屠汝國〔琉球〕，及今之時，宜其遣使謝罪，輸貢修職，則國永寧矣」。[36]天正十七年（1589年），豐臣秀吉的手下奉行石田三成等，也致書島津義久，言稱琉球若是依然遲誤，則可用兵。[37]

  1591年（日本天正十九年），豐臣秀吉決心入侵朝鮮，並以島津氏為中介，要求琉球出兵。同年九月（也有記作十月者），島津義久致書琉球王尚寧。內稱秀吉「命令兩國合計出兵一萬五千人。此事由薩摩承擔，琉球應代之以運送七千人十二個月的軍糧，於來年二月之前，送到坊津。過後則要送往高麗、唐土。此外，名護屋正在築城，琉球當以金銀米谷扶持勞務」。[38]當時，豐臣秀吉也致書琉球王。言稱「吾起於卑微，入主日本六十餘州。遐邇之地，無有不朝貢者。汝琉球王，據彈丸黑子之地，依仗遠海，尚未入貢。吾告諸汝，明年春季，吾將先伐朝鮮，汝當帶兵來會。若不奉命，則先滅汝國，玉石俱焚。汝當好自為之」。[39]據稱，琉球三司官見信後大為驚愕，並通過明代商船，將此事告諸中國。[40]

  又，《琉球薩摩往復文書案》記載，龜井茲矩在同年（1591年）曾向豐臣秀吉要求准其征伐琉球。據說，由於島津義久和島津義弘通過幕府奉行石田三成等，陳述薩摩歷來與琉球擁有「特殊關係」，才得以中止。[41]而大體在此期間（年號不明），島津義久在給琉球王的信中也說：「龜井武藏守，望為琉王，其意已決，欲赴渡楫。予聞之依訟，屬化遁其難。琉國之安全，豈非吾計乎？」[42]這可能是島津氏自以為對琉球擁有「特殊關係」的原因。然而，據比嘉春潮氏研究，當時的豐臣秀吉，並沒有把琉球作為薩摩島津氏的領國，而是命令島津氏代為「協力處置」，並企圖根據情況，「改易」琉球王。豐臣秀吉的這種態度，使薩摩島津氏感到不安。其意圖雖然沒有實現，但結果卻強化了日本統治者對琉球國的政治性支配的欲望。[43]

  1593年（日本文祿二年），琉球王尚寧在島津氏遣使督促之下，派遣天王寺菊隱、摩文仁親方安恆，向薩摩運送軍糧，但只有預定數額的一半，而其餘的則成了琉球對薩摩的「負債」，同年，由於日明議和，豐臣秀吉撤兵。但九州諸侯（包括薩摩）的入侵部隊，依然留在朝鮮。因而，是年十二月，島津義久督促尚寧運送軍糧。翌年（1594年）六月，尚寧王遣使齎書，內稱「國窮島疲，民無計償出」，「只願憫察，以加恩優，鄰好益修，永奉聘貢」。[44]這是根據《南聘紀考》一書的記述。但日本學界認為其可信程度不高。[45]據琉球王侍從《喜安日記》的記載是，儘管薩摩島津氏加以催促，但琉球王依然不應，以致薩摩島津氏迫使琉球，在「執行徭役，還是割讓大島」上作出選擇。對此，當時身為琉球三司官的謝名親方，加以斷然拒絕。[46]因此，比嘉春潮氏認為，無論是「負債」，還是拒絕薩摩的要求，都加深了琉球與薩摩的疏遠，並造成了薩摩「入琉球的口實」。[47]

  1597年（日本慶長二年），豐臣秀吉第二次遣兵入侵朝鮮（日本史稱「慶長之役」）。但在中朝聯軍的抗擊之下，侵朝日軍未能達到目的。翌年，豐臣秀吉死去，日軍退回國內。此後，日本國內又出現內戰。而此時中國的明王朝，因豐臣秀吉兩次入侵朝鮮，故而愈發嚴厲禁止對日貿易。比嘉春潮氏認為，這對於先前因中國船隻往來通商，而領有繁榮港口的島津氏來講，如何獲得琉球在對明貿易上的地位，則成了財政上的「切實要求」，以及「愈發決定處置琉球國的機緣」。[48]

  1603年（日本慶長八年），德川家康經過「關原之戰」（1600年）後，正式建立幕府政權。是時，幕府向薩摩島津忠恆（義弘之子，後改名家久）頒發「朱印狀」，使薩摩得以派船前往現今的泰國、柬埔寨、越南和「西洋」等地。

  1606年（日本慶長十一年、明萬曆三十四年），德川幕府命令島津忠恆，凡是到達薩摩領內的外國船隻，皆要遵照長崎奉行的指揮處置。同年四月，薩摩島津義久、島津義弘與島津忠恆等，共同商議入侵琉球北部的大島。據稱，這是為了「解救慢性的財政窮困」。[49]其計劃的內容是「占領大島」。[50]同年六月，島津忠恆改名家久，並通過幕吏山口直友，而獲得幕府的許可。但因準備尚未就緒，故而未能立即實施。同年九月，島津義久根據幕府的意見，致書琉球王尚寧，內稱「我將軍憂慮〔指明代禁止日本商船往來——本書注〕之餘，欲使家久與貴國協商，讓大明商船年年到琉球，且與日本商賈互通財貨之有無」。繼而又稱，此種貿易不僅富裕日本，且使「貴國之人共富潤室，而民亦歌於市、忭於野，豈非太平之象哉」。[51]與此同時，島津家久也致書中國冊封使夏子陽，要求派船前來薩摩。但夏子陽禁止冊封船的隨行人員與日本人通商，並對日本人在琉球攜持刀劍進行貿易表示反感。[52]據稱，當時的琉球也沒有「關心」島津義久促使向幕府致聘的要求。至此，比嘉春潮氏認為，此時的「幕府似乎對琉球在理應致聘上的缺欠表示意外，並為了使琉球成為對明貿易的媒介者，遂對島津氏征討琉球作了秘密許諾」。[53]據稱，此時幕府預定次年在駿府築城，為了使薩摩專心征討琉球，還免去了薩摩的築城負擔。[54]

  1608年（日本慶長十三年），島津氏根據幕府的命令，派遣大慈寺僧龍雲前往琉球，再次督促來聘。而幕吏山口直友則在同年八月十九日和九月五日，致書島津家久，要其在完成出兵準備之後，應對琉球進行交涉。[55]這說明幕府對如何實施的問題也有考慮。

  1609年（日本慶長十四年、明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島津義久致書琉球王尚寧，大意是：「業已再三通信。龜井武藏守想作琉球王，是我因舊情向太閤〔豐臣秀吉——本書注〕請求而中止的，但卻忘記恩情。又，追懲朝鮮之時，殿下也有違尊命。前年琉船漂流之際，將軍將之送還本國，但有欠回報之禮。加之將軍欲使貴國為媒介，使大明國與日本通商之事，雖經遣使相告，但也疏略，實屬非理。故而，現已獲得誅懲琉球國之朱印，正在急速準備兵船渡海。貴國自滅，怨恨於誰？不過，倘若努力通融日明，本人將盡心謀求琉球國之安泰。因難捨往古之好，故而投書」云云。[56]至是，未及琉球作出反應，薩摩便已兵船過海入侵大島了。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1609年薩摩入侵琉球，實際是早有蓄謀。其直接原因，似因琉球自為一國，沒有完全依照日本幕府和薩摩的意志行事，諸如拒絕如數提供侵朝軍需，並將情報通知中國，從而「得罪」了日本。而中琉之間的相互貿易，更使幕府和薩摩的統治者垂涎欲得。前者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後者則是追求實際物質利益之所在。宮城榮昌氏指出：「特別是由於薩摩島津氏參加文祿、慶長之役和關原之戰，支付了大量的軍費，苦於填補。為了解決這一危機，除了將琉球置於領國之下，使之作為對明貿易的中介而自由頤使之外，別無他策。」[57]這恐怕正是薩摩入侵琉球的基本原因之一。由此可見，所謂「壟斷對明貿易」，當是奪取琉球對中國貿易的實際利益，以彌補自身的財政困境。這一點也就決定了薩摩入侵後，對琉球所採取的掠奪方式。而所謂日本全土「統一運動」的說法，恕我直言，不過是為近代日本政府強行占有琉球，尋求歷史「根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