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薩摩入侵後的日琉關係

  關於薩摩入侵後的日琉關係，有如前述，由於日本學界在何以入侵琉球問題上的多種見解，因而也是眾說紛紜，記述不一。如仲原氏的結論是：薩摩入侵琉球之後，「出現了殘存所謂王國外表的島津支藩化的新琉球」。但也承認「對於這個問題的評價，是相當困難的」。[58]為了便於陳述，本書擬就琉球國史《中山世譜》等原始記載，結合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分次說明如下：

  其一，薩摩入侵琉球，首先是給琉球王國帶來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據佚名作者《琉球渡海日記》記載，當年四月一日，薩軍三千餘人在大灣（渡久地）登陸後，便是一邊到處放火，一邊向首里城逼近，以致沿途百姓棄家逃奔。四月五日，薩軍進入首里後，說是接管首里城，而實際是進行洗劫。據載，當時薩軍以樺山久高為首的主要將領分為四組，分別帶領入侵士兵，將首里城中的金銀、絲綢和珍貴物品，凡是「在日本沒有見過、沒有聽說過的」，概行登記造冊，攫為薩摩所有。僅此一事，便花費了七、八天的時間。然後，則是將之分批運往那霸，再從那霸運往鹿兒島的山川港。[59]也就是說，琉球國中的金銀財寶，凡是有價值的物品，盡被薩軍掠劫而去。前已提及的《喜安日記》中也稱：「有如家家日記、代代文書、七〔奇〕珍萬寶，盡失無遺。」[60]致使後世琉球連編修國史，也極為困難。

  關於薩摩對琉球的洗劫，琉球國史未敢明確記載。因為有如前述，薩摩入侵後，琉球國史所載，需呈送薩摩藩主審視。但《中山世鑒》還是隱含地記載了這一事實，內稱：「琉球往古滿是金銀，或制簪，或作祭器，又與大明、暹羅、日本等等往來商賈……數百年後傳至尚寧，失於己酉之亂」。[61]這「己酉之亂」實際便是日本慶長十四年薩摩入侵琉球。後來，乾隆十年（1745年）成書的《球陽》中，在尚寧王卷內，也記述了那霸金庫被毀的事情，內稱：「萬曆年間，親見世地內，有一公藏，名之曰金庫，有大屋子筆者，屬於鍛冶奉行，辦理此事。但至於近世，毀其公庫」。[62]親見世公庫乃是琉球儲藏財物和貿易物資之地，所謂「近世」被毀，實際也是薩摩的浩劫，唯是依然沒有公開指明而已。

  現今，日本學界注意到了十六世紀中後期，葡萄牙商人東進，以及中、日兩國對外貿易等等，對琉球從事中介貿易所造成的影響，但卻沒有意識到1609年薩摩對琉球金銀財寶的掠奪，對其國勢衰落所造成的影響，這顯然是一大缺憾。

  其二，扣壓人質、迫使琉球王尚寧屈從。有如前述，薩軍入侵琉球後，將尚寧王等一百餘人俘至鹿兒島。在此期間，除了將尚寧等人帶往駿府、江戶，謁見幕府將軍而外，實際是將之扣壓在薩州，使之不得生還。據載，及至日本慶長十六年（1611年）九月十九日，尚寧王等在被迫出具「誓文」的情況下，才得以生還，前後被拘留長達二年五個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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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方記載，當年琉球王尚寧在寫給島津家久的「誓文」中言稱：「琉球自古為薩州島津氏之附庸，故而太守讓位之時，艤船奉祝，或時以使者、使僧，獻納隔邦之方物，其禮儀終無怠矣。尤在太閤秀吉之時，被定置附於薩州，有相勤諸役之旨，雖無其疑，但遠國之故，不能相達右之法度，多罪多罪。因茲琉球國被破，且復寄身於貴國，永止歸鄉之思，宛如鳥在籠中。然有家久公之哀憐，匪啻遂歸鄉之志，且割諸島以賜我。如此之厚恩，當何以奉謝之哉。世世代代對薩州之君，不可有絲毫疏遠之意。子孫傳讓，不可忘卻此一靈社誓文，厚恩之旨，可令相傳。以往所定之法度，不可違亂……」云云。[63]這是《仲原善忠選集》中的記述，而比嘉春潮氏在《新稿·沖繩の歷史》一書中，又記作九月六日。[64]兩者有十三日之差。這或許是印刷上的失誤。但是，如此重大的、可謂關係琉球國家命運的事情，何以都沒有史料的原始出處？而在琉球三部國史中又何以都沒有記載？[65]是薩摩島津氏不准琉球國史記載，對幕府及中國隱瞞實情，抑或內中另有蹊蹺？顯然仍是有待考察的疑惑。[66]

  據《中山世譜》記載，尚寧王被放回之後，依然不得不向薩州派遣「國質」。如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為國質事，遣金氏摩文親方安恆，六月到薩州。翌年，安恆沾病回國。嫡子松金安基，代父留薩州。癸丑（1613年）十二月回國」；[67]「四十年壬子，為國質事，遣向氏伊江按司朝仲、向氏羽地按司朝安到薩州。至甲寅年（1614年）回國」等等。[68]這實際是對琉球王國的挾持。而尚寧王去世後，則被改為每年向薩州派遣「年頭使」，以行聘問之禮。

  此外，則是要求琉球遣使謁見幕府將軍。此事被稱為「上江戶」。據宮城氏的研究統計，除了1610年薩摩藩主島津家久將作為俘虜的尚寧王等，帶至江戶、進見幕府將軍，以及1872年日本新政府傳令琉球派遣慶賀使之外，從1634年至1850年的二百餘年，琉球先後以所謂「謝恩使」和「慶賀使」的名義，派遣「上江戶」的使節，前後合計18次。[69]

  從《中山世譜》附卷的記載來看，其中所謂的「慶賀使」，是指歷代幕府將軍更替或有其他事宜時，琉球派往江戶予以祝賀的使節；所謂的「謝恩使」，是指琉球王即位或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后，派人前往江戶報告的使者。如尚豐王崇禎七年（1634年）條記載，「為謝禮待敕使者，原出太守公〔即島津氏——本書注〕之恩事，遣尚文公佐敷王子朝益，春到薩州。此時太守公扈從將軍在二條城，即赴京都，見朝將軍家康公，並中納言家久公。禮式全竣，其冬回國」。[70]這也是宮城氏上述統計中的第一次。進而，在尚賢王崇禎十六年（1643年）條內記稱：「為賀家綱公（將軍長子）誕生事，遣尚氏金武王子朝貞，五月到薩州，隨太守公翌年夏到江府，其冬回國。」[71]是為宮城氏統計的第二次。又如尚質王順治六年（1649年）條記載：「為謝尚質王即位於太樹公並太守公事，遣尚氏具志川王子朝盈五月到薩州，隨太守公七月赴江府，十一月回到薩州，翌年四月回國。」[72]是為宮城氏統計的第三次。如此等等。

  根據上述情況，宮城氏認為，琉球使節「上江戶」，是薩摩入侵後強制要求的，其中含有薩摩島津氏藉以炫耀自身「特殊奉公」的意圖。[73]而東恩納氏認為，「歷代薩摩藩主都希望晉升為與家久一樣的官位，因而講究種種苦肉之策。最為巧妙運用的，是〔島津〕吉貴。而故技重施的，則是〔島津〕齊興」。[74]也就是說，薩摩強制琉球使節「上江戶」，帶有自身炫耀和企圖晉升之意。但下村富士男氏在編纂史料叢書的解題中言稱：「薩摩藩主受幕府之命，在新國王承嗣之時，給予承認（給予任命國王的命令），國王向藩主派出謝恩使，宣誓忠誠，向幕府也派遣謝恩使，另外將軍襲職或藩主有喜慶之事，則派遣慶賀使」。進而又稱：「作為反映這種關係的，則是慶安三年（1650年）完成的琉球第一部正史《中山世鑒》中，將源為朝渡琉、娶大里按司之女，其子稱舜天王繼承王位，子孫相繼的傳承，作為事實來記載。」[75]這種說法，可謂牽強附會。因為把傳說當事實來記載，與琉球使節「上江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而所謂薩摩藩主受幕府之命，「給予任命國王的命令」，則更是值得另行研究的。如《中山世譜》附卷一，只是記稱：泰昌元年（1620年）「為稟報尚寧王薨，尚豐王即位事，遣法司毛氏讀谷山親方盛韶到薩州，翌年回國」；「天啟元年辛酉，為謝尚豐王即位事，遣尚氏久米中城王子朝貞七月到薩州，翌年四月回國」。內中並無島津氏任命琉球王的記載。[76]

  其三，強占琉球北方五島，迫使琉球對薩摩納貢。《中山世譜》附卷中記載，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薩州太守遣本田伊賀守等，都鄙有章、上下有分。又遣阿多氏等，均井地，正經界，而始為賦稅。從此每年納貢於薩州，永著為例」。繼而又稱：「三十九年辛亥〔1611年〕，家久公出賜琉球一紙目錄。此時，鬼界、大島、德島、永良部、與論，始屬薩州」。但在這一記載之後，又謂「然彼五島，原系吾國管轄之地。故容貌衣服，迄今留（存），與吾國無以相異」。[77]隨後，在尚豐王附卷內，又稱「崇禎元年戊辰〔1628年〕，為再乞琉球一紙目錄事，遣波上山賴翁法印，年頭使向氏玉城親方朝智，二月到薩州，十月十八日回國（一紙目錄，原在本國，偶為逆徒被盜。故遣使以請）」云云。[78]

  從上述記載來看，1609年薩摩借入侵琉球之機，強占琉球北部五島，是屬事實。而且，與薩摩島津氏入侵琉球之前，意欲占有琉球北方「大島」的計劃相符。但何以有關一紙目錄又被失盜，可謂迄今又留下了一個歷史之謎。

  據日本學者研究，在琉球王尚寧歸國之前，島津家久便已指令割讓奄美大島等五島，且在同年八月「檢地」完了的基礎上，將琉球年產量定為八萬九千餘石。其中，五萬石作為王室收入。其餘作為三司官以下諸士的「知行地」（俸祿）。與此同時，責令琉球每年向薩摩繳納約六千石的「貢米」。此外，還要繳納芭蕉布三千段（每段約一個成人用的布料長度）、琉球上等布六千段、下等布一萬段、唐芋一千三百斤、綿子三貫（每貫十石）、棕櫚繩一百捆、黑網一百條、牛皮二百張、席三千八百張。[79]後來，琉球土地年產量的評定有所更動，其負擔也有變化。如前述的實物貢品，由於籌措困難，日本慶長十八年（1613年）六月，又被全部改為銀兩。但芭蕉布和其他指定的薩藩用品，又必須繳納實物。[80]顯然，這是強行勒索。因為即便是所謂島津家的「支藩」，恐怕也未必要向本家繳納如此沉重的負擔。

  日本文學士菊池謙二郎氏早在1896年撰文，認為「斷定國土所屬如何」有三個重要條件，一是「琉球對本邦或中國是否納稅」，二是「琉球是否奉行本邦或中國之法令」，三是「琉球之主要統治者是否由本邦或中國任命」。[81]這種說法，從理論上講是可行的，但是征諸薩摩入侵琉球後的史實，則是行不通的。因為薩摩對琉球索取的是貢物，而不是按照日本國內或薩摩境內的地租制繳納租稅。日本近代政權要人大久保利通，1874年來華交涉日軍侵台事件時，曾針對台灣番地「力能輸餉者，歲納社餉」之事，言稱「夫國之徵稅，起於君民相約者也。所稱社餉者，稅之類歟，抑饋獻之類歟？如弱者而饋獻於強者，不得稱為稅也。其或不出於民，獨出於酋首，或有往來兩國貿易，私壟斷者獻其所獲，籍名社餉，以圖混冒……」云云。[82]這對於理解和說明薩摩強制索取琉球貢賦，倒是最為恰當。至於薩摩入侵琉球之後，是否奉行日本法令、主要統治者是否由日本任命的問題，也是應該另行別論的（見下文）。

  其四，薩摩入侵琉球後，島津氏變成了介在中琉貿易之間的盤剝者。據《中山世譜》附卷記載，「萬曆己酉（1609年），安賴扈從尚寧王在薩州，家久公遣伊勢兵部少輔鐮田左京亮曰：中國若聞中山為我附庸，嗣後不可以為進貢，當早遣安賴以為納款雲」。[83]這一記載，表明了兩種含義：一是島津氏確想介入中琉貿易；二是表明薩摩認從琉球對中國皇帝朝貢，保持臣從關係。在這個前提下，安賴於第二年正月「奉命為王舅，同長史金應魁……等，坐駕楷船，入閩赴京」。[84]但當時明代神宗皇帝，鑑於「琉球新經殘破，財匱人乏」，謂之「俟十年之後，物力稍完，然後復修貢職，未為晚也」。[85]這意味著當時的中國皇帝業已知曉琉球遭到薩摩的劫掠，並出於體恤藩屬之意，而滯緩了琉球的入貢時間。及至崇禎六年（1633年），尚豐受封為王，再次遣使「謝襲封恩」，並「附具奏，乞貢朝如舊制」之時，「懷宗才允其請」。[86]此後，琉球又恢復了對中國的二年一貢，而薩摩也成為介在其間的盤剝者。

  據日本學者研究，當年薩摩島津氏通過琉球對中國的貿易，可以從中獲得「唐十倍」的利潤。因而，島津氏千方百計地控制琉球對中國的貿易。如1683年（日本天和三年），琉球購買了中國冊封船所攜帶的貨物，未經薩摩而直接轉銷京都、大阪、長崎之後，薩摩島津氏則發出「禁令」，要求琉球只能在鹿兒島出售。至於琉球特產的出口，島津氏也要求限定在薩摩藩交易。[87]再者，薩摩入侵後，更是利用琉球遭到劫掠的財經困難，由薩摩藩籌款或由薩摩商人出資，使琉球從事「傀儡貿易」，以致形成琉球依靠薩摩的銀兩才能來中國進行貿易的局面。[88]

  此外，薩摩島津氏為了長期介在中琉之間，獲得實際利益，從1632年（日本寬永九年）開始，還在琉球那霸設置了任期三年（也有任期二年的說法）輪換的「在番奉行」，其館舍稱作「假屋」。對此，日本學界的看法比較一致。如宮城榮昌氏認為，「在番奉行的職務中，以監視〔琉球〕內政和督勵進貢貿易最為重要」。[89]後來，宮城氏在其編著的《沖繩歷史地圖》中，又稱「在番奉行的工作，主要是監視王府的政治、外交，並向薩摩藩呈報異國船隻來航始末等」。[90]比嘉春潮氏也認為，島津氏「為了監視和督勵〔琉球〕進貢貿易」，因而在1631年以後，向那霸派駐了在番奉行。[91]同樣，東恩納氏更為明確地認為，「在番奉行統監政治的主要目的，在於薩摩壟斷鎖國下的海外貿易」。[92]征諸1631年以後日本幕府所推行的鎖國政策，著眼於薩摩從中占有貿易利益，是有道理的。但是，將薩摩「在藩奉行」的作用，稱之為「統監政治」，似乎有所過分。一者，日本的「奉行」之職，乃是從事具體事務者，不具備「統監」的身份、地位；二者，「監視」與「統監政治」的含義有別，不能通用。再者，就琉球國史所記載的具體情況而言（見下文），薩摩「在藩奉行」的實際作用，也與近代日本兼併朝鮮之前的「統監政治」不同。

  這裡，應該就便談到的是：據稱，日本慶長十六年（1611年）九月十九日，薩摩確定放還尚寧王時，又以樺山久高等人的名義，[93]向尚寧出示了如下十五條規定。按照後來日本對清政府交涉時（1879年）的說法是：（一）非薩摩之命，禁止購買他國貨物；（二）不堪使用者，雖舊勛也不可予祿；（三）婢妾不可予祿；（四）不可私約主從；（五）不可多設寺院；（六）商人不帶薩摩印契，不許市易；（七）不可略買琉球人送至內地；（八）歲稅及其他公物，必遵我官吏所定，據法收納；（九）禁止不經由三司官而任用他人；（十）禁止強行買賣；（十一）禁止鬥爭；（十二）農商定稅之外，有非理徵收者，可告發於鹿兒府；（十三）不可自琉球向他國發〔遣〕商船；（十四）斗升用京量，不可用他量；（十五）禁博奕非僻之事。[94]誠如是，則可謂薩摩入侵琉球之後，對琉球王國的內政干涉。

  對此，有如前述，菊池氏認為是「奉行」日本法令，並將之作為琉球是日本所屬「國土」的三項條件之一。然而，就當時的日本法令而言，應是出自德川幕府，樺山久高不過是入侵琉球軍的大將而已，就是薩摩藩主島津家久，似也無權制定日本法令。再者，就上述十五條而言，顯然是諸種雜項事務的羅列，並未涉及琉球的歸屬問題。用仲原善忠氏的說法是：「島津氏的對琉政策，有如十五條規定那樣，是明確的。」但是，隨後又稱：「其中，空文化者不少，也有未必成為後世規範者。」[95]也就是說，把上述十五條作為薩摩入侵後的「對琉政策」，向琉球王國提出種種要求是可以的。但若將之作為奉行日本法令，乃至將之作為琉球屬於日本國土的重要條件，則屬言過其實，在日本學界也是難以首肯的。

  此外，薩摩入侵後，為什麼以樺山久高等人的名義，出示上述十五條「規定」？現今日本學界似乎沒有觸及這個問題。而琉球國史《中山世鑒》和《中山世譜》，又都沒有記載此事。這意味著什麼呢？進而，有如前述，薩摩入侵琉球，是基於所謂琉球沒有如數負擔指定的「義務」，以及對幕府有欠禮儀等等，而當初所議定的計劃，是要「占領大島」。對此，幕府也曾命其先行交涉。就此而言，幕府似沒有給予薩摩更多的權限。

  日本慶長十五年（1610年）十二月，也即薩摩入侵琉球之後，德川幕府老中本多正純，曾「奉旨呈書」明代福建總督，希望對明貿易。該書信的原稿內言稱：「日本國主源家康一統闔國，撫育諸島……其化之所及，朝鮮入貢，琉球稱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羅、呂宋、西洋、柬埔寨等蠻夷之君長酋帥，無不上書輸賓。由是，益慕中華，而求和平之意，無忘於懷。今茲應天府周性如者，適來於五島，乃詣上國，困及此事，不亦樂乎？明歲福建商船來我邦，期以長崎港為湊泊之地，隨彼商主之意，交易有無，開大哄市，豈非二國之利乎？所期在是耳……」[96]但在正式向中國方面遞交的書面中，又將「朝鮮入貢，琉球稱臣」的內容刪掉，改為「其德化所及，朝鮮、安南、交趾……等蠻夷之君長酋帥，各無不上書輸賓」。[97]姑且不論這封書信是否轉到了中國皇帝的手中，僅就幕府本身刪掉上述內容而言，則可說明連德川家康也未敢驟然言稱琉球為臣。進而，其試想恢復對中國的貿易，與薩摩上述十五條要求中的第一條，也即沒有薩摩的指令，琉球不得向中國訂購貨物，也是有區別的。由此可見，樺山久高等人提出的上述十五條的實際價值，是值得懷疑的。

  總之，薩摩入侵琉球之後，改變了以往日琉間的對等關係。多年從事史料編纂、現在東京大學任職的鶴田啟氏認為，「1609年（慶長十四年）征服、侵略琉球的薩摩藩，當初的方針是在政治體制和風俗兩個方面，謀求將琉球同化，並在征服之後，便迅速進行琉球各島的土地測量，計算產量數額。然而，在秉承幕府的意旨，於1611年至1614年讓琉球進行的對明交涉（實現勘合貿易或在琉球進行碰頭貿易）完全失敗後，為了利用琉球的朝貢關係保持對明渠道，又撤回了同化政策。琉球檢測土地的結果，反映在1635年（寬永十二年）發給島津氏的領知判物中。此後，包括奄美五島的琉球，則被記作薩摩藩的領地。然而，另一方面，琉球本身擁有獨自的體制和文化，並繼續著與中國（先明後清）的冊封、進貢貿易關係，幕府和薩摩藩都認識到，琉球是不能與其他地區同樣被控制的存在。整個近世，琉球之所以被稱為『幕藩體制國家中的異國』，就是因為琉球這種固有的條件。再者，關於琉球與中國的冊封關係，雖有認為不過是形式的、禮儀性的見解，但冊封與進貢貿易有不可分的關係，並構成了島津氏支配下的琉球具有一定主體性和自主性的根據。因而，應該視為具有現實的政治與經濟的意義」。[98]

  進而，按照東恩納氏的說法是，「因為在藩奉行統監政治的主要目的，在於薩摩壟斷鎖國下的海外貿易，所以萬事都是沿著這個路線運營的。不用說身為政治中樞的攝政三司官，及其以下十五人的職務，就是王位也要獲得薩摩的承認，但其用心是為了順利運行薩摩的貿易政策，只要此事順利進行，並不干涉〔琉球〕內治。為此，其政治雖說勉強，但仍獨自籌措，並整頓了獨自的態勢」。[99]

  上述兩者，可謂對薩摩入侵後的日琉關係，作了具體陳述。但其中謂之幕府和薩摩藩都認為琉球「是不能與其他地區同樣被控制的存在」，與所謂「構成了島津氏支配下的琉球……」是有矛盾的，所謂「統監政治」的說法，有如前述，並非事實。所謂「就是王位也要獲得薩摩的承認」，以及寬永十二年幕府發給島津氏「領知判物」之事，也當另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