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薩摩「統治」琉球說質疑

  現今，有的日本學者認為：「由於島津氏侵略琉球，『琉球王國』的性質，與以往根本不同了。首先，島津氏於1611年（慶長十六年）發布《十五條規定》，掌握了首里王府的貿易權。此外，以『國王』為首的攝政三司官就任時，要提出申請並使之宣誓忠誠，且每年附有繳納名為仕上世的義務。而且派遣在藩奉行以下的官員，使之指揮、監督首里王府的政治。也就是說，1609年（慶長十四年）以來，『琉球王國』已服從島津氏的實質性的統治」。[100]

  此外，佐藤三郎氏在《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一書中言稱：「慶長十四年的征服之後，幕府將〔琉球〕全島123000石給予島津氏，島津氏將與論島以北計35000石收為直轄地，將以南的88000石，以每年繳納8000石地租為條件，承認琉球王統治，代之以經常發布法令干涉琉球內政，並在島內的主要之地，經常派駐藩吏，指導監督其內政。其結果是強化了日本對琉球的權威，新國王繼位之際，島津氏接受幕府命令給予冊封，琉球王必須向島津氏派遣謝恩使表示忠誠之外，還向幕府派遣謝恩使……」等等。[101]

  這裡，本書試想就此提出兩點疑問。其一，關於琉球國王就任時，要向薩摩「提出申請」的說法，似乎與琉球國史的記載有所不同。據《中山世譜》專門記述日琉關係的附卷（尚寧王條內）記載，泰昌元年（1620年）「為稟報尚寧王薨、尚豐王即位事，遣法司毛氏讀谷山親方盛韶到薩州。翌年回國」。[102]對此，第三部琉球國史《球陽》，在尚豐王條內又作了更為詳細的附記，內稱：「先王尚寧無有生男育女，王之親族、法司、群臣相議，擢尚恭公浦添王子以為世子。已以其事奏聞薩州太守家久公，已登世子位。泰昌元年，尚寧王薨，世子尚恭公九歲，不能治國教民。由是，法司官毛鳳朝讀谷山親方盛韶，與同僚相議曰：世子尚恭公幼稚，不能任國政、舉賢退不肖。先以其父尚豐公中城王子朝富舉登寶位何如？同僚盡心極思曰：公之所言誠是也。然而事已奏於薩州，如何可易？毛鳳朝曰：今奉尚豐王即位而後，予赴薩州啟奉此事。若事有不成而責咎之罪，則不管〔關〕同僚，予身甘受而已。三法司相議，招集群臣，囑以豐王登極緣由。群臣僉以心服，即請尚豐王登極位……。於是乎，盛韶赴薩州，啟奏太守家久公。泰昌二年，太守公遣川崎駿河殿，與鳳朝同來球陽，進香於尚寧王，亦慶賀〔尚豐〕王即位」。[103]

  同樣，崇禎十三年（1640年）尚豐王逝世、尚賢即位，《中山世譜》附卷也只是記稱：「本年，為訃聞尚豐王薨事，先遣潘氏……五月到薩州，本年回國。」「本年，為稟明尚賢王即位事，遣尚氏具志川王子朝盈……七月到薩州。翌年十一月回國。」[104]此外，別無其他記載。由此可見，琉球王的承嗣，當是向薩摩「稟報」「啟奏」或「稟明」，也即報知薩摩島津氏而已。

  其二，所謂琉球新國王繼位之際，「島津氏接受幕府命令給予冊封」的說法，也當另行明辨。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成書的《通航一覽》卷七「琉球國部」記載：「寬文九己酉年（1669年）七月十一日，松平島津光久請示中山王襲封，旨命任從舊例」。隨後，又以小字體補充記載：「前王尚質去年卒，世中（子）尚貞今年襲封。然如前冊所載，中山王卒，島津氏先命襲封，而後進呈此意，是為舊例。此次請示襲封，不知何故。前後無復此事。」[105]

  上述記載，或許正是所謂島津氏接受幕府的命令，「冊封」琉球王的依據。然而，有如前述，專門記載日琉關係的《中山世譜》附卷中，並無琉球世子通過島津氏向幕府請求冊封的記載。《通航一覽》所謂「島津氏先命襲封……是為舊例」，當是先命琉球世子沿襲舊例、繼續向中國皇帝納貢稱臣之意。如《中山世譜》附卷一記載：「萬曆己酉（1609年），安賴扈從尚寧王在薩州，（島津）家久公遣伊勢兵部少輔鐮田左京亮曰：中國若聞中山為我附庸，嗣後不可以為貢，當早遣安賴以為納款雲。由是……翌年正月二十日，安賴為體恤遭難，兼續修貢職事，奉命為王舅……坐駕楷船，入閩進京。辛亥夏，事竣回國，即赴薩州復命。又赴駿府，以聞將軍家康公而回國」。[106]也就是說，薩摩島津氏入侵琉球後，依然認從琉球對中國的臣屬關係，認從琉球國王對中國皇帝納貢稱臣的舊例，唯是基於自身的利益和入侵的背景，而附加了認從和責令的成分。如《中山世譜》記載，尚寧王逝世後，天啟元年（1621年）琉球「為謝尚封王即位事，遣尚氏久米中城王子朝貞七月到薩州」，[107]而翌年則向中國「遣王舅毛鳳儀……等，奉表貢馬及方物，並以尚寧王訃告，兼請襲封」。[108]由此可見，島津氏受命「冊封」琉球王的說法，並不準確。此外，《通航一覽》「琉球國部」卷七所收錄的、中山王尚貞於日本寬文十年（1670年）致幕府大老酒井的書簡中所談到的：「抑去歲吾薩州之太守光久，奉台命而令予嗣琉球國王之爵位……」云云，[109]也不等於「冊封」。而且，這封書簡的落款是「中山王尚貞」，其可信程度也是值得懷疑的。因為據琉球國史《球陽》記載，尚貞王在位期間正是「薩州以國王改稱國司」之時。[110]

  其三，關於島津氏派遣在番奉行「指揮」首里王府政治，或所謂對琉球進行「實質性統治」問題，這涉及薩摩藩是否擁有統治琉球的權限和事實依據。對此，人們從《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的解題中可以看出，作為編者的下村富士男氏，似在力圖論證薩摩領有琉球的依據。其中寫道：「剛進入十五世紀，室町幕府的足利義教將軍，便將琉球加封給薩摩的島津忠國，琉球國王對幕府三年一貢，對島津氏也繳納貢物」。阿彌陀佛，幸而下村氏沒有走得更遠，隨後又加上了「然而，這種關係不是持續性的，至室町末期中斷」。[111]從歷史年表上看，足利義教成為幕府將軍應是1429—1441年，而不是「剛進入十五世紀」。至於島津忠國被補任為日向、大隅、薩摩三國守護之職，有如前述，是為日本應永三十二年（1425年），但沒有將琉球一併加封給島津氏的記載。[112]

  進而，下村氏又稱：「以後，就幕府對薩摩藩主島津氏的領知判物而言，則是『配給』琉球國。例如寬文四年（1664年），四代將軍家綱致（薩摩）藩主的領知判物中記載，薩摩、大隅兩國並日向諸縣郡之內，合計六十萬五千餘石。此外，琉球國十二萬三千七百石（另有目錄），依先前寬永十一年（1634年）八月四日判物之旨，業已配給，可如件全然領有統治之。其目錄載有琉球國諸島十五島，石額十二萬三千七百石。琉球國和薩摩、大隅、日向諸國，同時被記作領地」云云。[113]這可以說是一段相當明白的解釋。但是，在現今出版的《大日本古文書·島津家文書》中，卻沒有下村氏所說的那種「領知判物」。而下村氏在論證這一重大問題時，也沒有註明所據資料出處。歷史研究者有一種「打破砂鍋紋〔問〕到底」的職業追求，論證這麼重要的歷史問題，不能明確標出所據原始資料出處（其他事項有所標註），顯然是不夠嚴謹的。

  

  此外，仲原氏在論證這一問題時也說：「平定琉球的消息，被傳到駿府和江戶。〔同年〕七月七日，德川家康便迅速表示出將琉球給予家久之意」。然後，則稱「以下文書可以為證」。其內容是：「報告琉球迅速平定，系爾之功。因爾進呈彼國，命爾益加處置。」[114]這是仲原氏用來作證的文書。但不知是仲原氏的記述有誤，還是排版印刷有誤，上述用來作證的文書日期卻是「慶長十四年七月五日」，與仲原氏的記述相差兩日。而且，上述《島津家文書》中，依然沒有這樣的文書。對此，筆者感到疑惑不解，何以如此重要的歷史文獻，竟然找不到出處？退而言之，即或有過這一文書，似也不能說明琉球變成了薩摩的領地，因為只是讓其「益加處置」而已，並非「封土」。再者，前述三木氏在《薩摩島津氏》一書的年表中也稱：1609年7月7日「家康獎賞家久平定琉球之功，授予琉球。秀忠也賜書嘉獎」云云。[115]從其主要依據來看，是為《薩摩舊記雜錄》。但這部《雜錄》是從日本文化年間（1804—1817）由薩摩藩士伊地知季安開始編集，時至1897年由季安之子季通完成的。[116]而這個過程，恰是經歷了中日關於琉球歸屬問題的交涉，很難認為是價值很高的史料，而且《島津家文書》中，也沒有明確此種內容的文書。

  現今出版的《大日本古文書·島津家文書》中，收錄了有關薩摩入侵琉球的文書。如慶長十四年七月五日，德川秀忠致書島津義久，內稱「派遣兵船至琉球，征討捕獲彼黨多人，乃至彼國王降服、三司官以下近日到岸，實為稀有之事，詳情告諸本多佐渡守〔正信〕」。[117]同日，德川秀忠又致書島津義弘，所談內容基本相同。[118]這說明島津家久入侵琉球，確實得到德川秀忠的嘉獎。但是，在此前後，沒有「大御所」（德川家康）把琉球給予島津氏的信件或文書。同年七月十三日，家康近臣本多正純〔正信之子〕致書島津家久，內稱已將所報用兵琉球之事，「一一懇達上聞，大御所感到欣慰，心情甚好……謂為遠渡異國，無與倫比，功勞非淺，料君理當滿足。琉球之事，有給予之意，將遣內書，君之聲譽實在莫過於此。進一步呈報彼地情況，是為肝要」云云。[119]這是現今可以查到的有關文書。據此，所謂七月七日德川家康把琉球給予島津家久，豈不是與這一原始文書的日期相矛盾麼？

  再者，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德川家康在給島津家久加蓋「黑印」的書簡中談道：「告諸琉球可被領有統治之意，理當祝賀，送來佛桑花、茉莉花及硫黃千斤、唐屏風、綢緞五匹，欣慰也。」[120]這是否就是日本學界所說的「領知判物」，也即讓島津氏可以領有琉球的文書呢？筆者不敢妄加結論。唯是以為：關於薩摩領有琉球（除了割占五島之外）的說法，實在紛紜。有謂慶長十四年（1609年）七月德川家康給予島津氏的；有謂同年五月下旬，「島津義弘向本多正純報告平定琉球，從家康那裡得到作為自領的非正式的許可」的；[121]有謂寬永十一年（1634年）八月「配給」的；有謂寬永十二年（1635年）幕府發給「領知」的；有謂寬文四年（1664年）「配給」的；還有所謂慶長十四年七月，「征夷大將軍德川秀忠賜教書於〔島津〕家久，褒獎其功，以琉球為島津氏之附庸」的。[122]總之，五花八門，似乎沒有明確的、可為學界共認的原始文書為證。

  對於上述情況，本書認為不能不考慮當時的歷史背景：其一，明代的中國，在東亞是一先進的封建大國，薩摩入侵琉球前後，國力尚未衰竭。而當時的日本幕府也確有利用琉球恢復對中國貿易的意圖，前述幕府致福建巡撫轉呈中國皇帝的書信可以為證。但在正式遞交的書信中，又刪去了「琉球稱臣」的內容。這說明幕府在處置琉球問題上有所顧慮，更不要說宣布薩摩統治琉球了；其二，當時的中國政府，對於薩摩入侵琉球並非不聞不問。據《中山世譜》記載，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冬，「王遣王舅毛鳳儀、長使金應魁等馳報兵警，致緩貢期。福建巡撫陳子貞以聞」。[123]《明史》記載：萬曆「四十年，日本果以勁兵三千入其國，擄其王，遷其宗器，大掠而去。浙江總兵官楊宗葉以聞，乞嚴飭海上兵備，從之」。[124]這說明在薩摩入侵琉球之後，當時的中國政府對於日本已有戒備。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尚寧王遣使，告諸日本有取雞籠山（台灣）之謀，明神宗又「詔海上警備」。[125]天啟二年（1622年），琉球世子尚豐遣使「以尚寧王訃告，兼請襲封」，四年（1624年）福建布政使則奉旨，「仍遣衛指揮蕭崇基齎登極及大婚之詔」前往琉球。[126]稍後，天啟五年（1625年）尚豐遣使乞封。崇禎元年（1628年），又是派遣衛指揮閩邦基，齎詔至琉球國。[127]這連續進行的海上警備以及派遣武官出使琉球，對於日本幕府和薩摩不能說沒有影響。這恐怕也是前述薩摩入侵琉球後，幕吏本多正純告諸島津家久，德川家康「將遣內書」，但又沒有明確將琉球給予薩摩的根本原因。

  再者，薩摩入侵琉球時的日本，適值德川幕府創建不久，德川幕府對於薩摩藩也有戒備。這是因為1600年在美濃（今歧阜縣）關原，德川家康率「東軍」七萬，與石田三成等諸侯大名的「西軍」對陣之際，島津義弘站在石田一邊，是為「西軍」成員。後來「西軍」崩潰，島津義弘（家久之父）被迫隱退，將家嗣讓給三男家久（時稱忠恆）。[128]這說明島津家與德川家康曾有前嫌。時至日本慶長十九年（1614年）、元和元年（1615年），德川家康的勢力最終制服反對派後，國內的政治形勢得以穩定下來。但在各地諸侯領地的配置上，也極盡苦心，務求「親藩」（本家）、「譜代」（家康的嫡系部下）的領地，與「外樣大名」的領地相互交錯，以利於鉗制。而所謂的「外樣大名」，則是「關原之戰」後臣服於德川家的諸侯大名。內中的島津氏（薩摩藩），更可謂是德川幕府防範的重點。元和元年（1615年），德川家康還專門在伏見城召見各地諸侯大名，向他們宣布了不得私自聯姻、不得構築新城、沒有幕府命令不得向藩外出兵等十三條法規。[129]可見，這也是德川幕府極力避免「外樣大名」勢力膨脹的手段。從現今保存的島津家的古文書來看，當年薩摩入侵琉球後，似也沒有向幕府如實呈報其掠奪的金、銀、珍寶，而只是呈報了入侵的簡單過程。[130]這可謂也是兩者相互「謹慎」的表現。因而，所謂薩摩領有琉球的說法或依據，依然是個有待考察的課題。

  總之，1609年薩摩入侵琉球後，改變了以往的日琉關係，使之從對等關係變成了以強凌弱的關係，並使琉球王國受到了薩摩藩的制約。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琉球王國的獨自體制。時至日本明治維新政權建立後，日本外務省官員森山茂在1874年3月向外務卿提交的《琉球藩改革之議》中，依然提出必須改變琉球「父皇母清」「一國奉二帝」的狀況，以及廢除攝政三司官等稱呼，將琉球進一步歸內務省管轄等意見。[131]這雖說是後話，但這正好「反證了當時琉球並未實際歸屬於日本，因此森山茂才建議必須造成琉球歸屬於日本的諸種形式」。[132]

  注釋

  [1]參閱宮城榮昌：《琉球の歷史》，第70、74頁。

  [2]見《琉球史料叢書》第五，附卷部分，第4頁。

  [3]見宮城榮昌：《琉球の歷史》，第95頁。

  [4]見《東恩納寬淳全集》第2卷，第一書房發行，1978年版，第17頁。

  [5]同上。

  [6]《琉球薩摩往復文書案》，《島津國史》卷一八。見宮城榮昌：《琉球の歷史》，第96頁。

  [7]見宮城榮昌，同上書，第96頁。

  [8]同上，第96頁及《東恩納寬淳全集》第2卷，第17頁。

  [9]見《東恩納寬淳全集》第2卷，第17頁。

  [10]同上。

  [11]見《東恩納寬淳全集》第2卷，第17頁。

  [12]同上。

  [13]同上，第18頁。個別文字、斷句，稍有改動。

  [14]同上，第18頁。

  [15]同上。

  [16]同上。與此同時，東恩納氏還談道：日本永正十三年（1516年），備中蓮島的三宅國秀欲征琉球，並在薩州的坊津整備舟師，薩摩島津忠隆向幕府請命討之。「如果當時一般承認琉球純然是島津氏的附庸國，那麼〔三宅國秀〕有膽量在島津領內整備軍旅嗎？」見同上書，第16頁。

  [17]見宮城榮昌：《琉球の歷史》，第94—95頁。

  [18]同上，第95頁。

  [19]見《東恩納寬淳全集》，第2卷，第18—19頁。內中所談到的《通航一覽》是1853年由德川幕府大學頭林煒主持編纂的。

  [20]參閱《東恩納寬淳全集》，第2卷，第18頁。

  [21]見同上書，第19頁。

  [22]見三木靖：《戰國史叢書10·薩摩島津氏》，新人物往來社1972年版，第267—268頁。

  [23]見大城立裕：《沖繩歷史散步》，第62—63頁。

  [24]見宮城榮昌：《琉球の歷史》，第106—107頁。

  [25]見《比嘉春潮全集》第1卷，第554頁。

  [26]見三木靖：《薩摩島津氏》，新人物往來社1972年版，第268頁。

  [27]見《仲原善忠選集》上卷，沖繩タイムス社1969年版，第255—256頁。

  [28]見《東恩納寬淳全集》第2卷，第19頁。

  [29]見比嘉春潮：《新稿·沖繩の歷史》，三一書房1970年版，第159頁。

  [30]見大城立裕：《琉球の歷史》，第63頁。

  [31]見《仲原善忠選集》上卷，第259頁。

  [32]參閱田名網宏：《新日本史研究》，旺文社發行1964年再版，第215—216頁。

  [33]見大城立裕：《沖繩歷史散步》，第72頁。

  [34]同上。

  [35]同上，第74頁。內中《福州府志》所載，未及查閱原文。

  [36]見宮城榮昌：《琉球の歷史》，第98頁。

  [37]同上。

  [38]同上，第99頁。

  [39]見《仲原善忠選集》上卷，第250—251頁。

  [40]見宮城榮昌：《琉球の歷史》，第99頁。

  [41]同上。

  [42]同上，第100頁。

  [43]見比嘉春潮：《新稿·沖繩の歷史》，第163—164頁。比嘉春潮氏的這一見解，似根據小葉田淳氏的著書《中世南島通交貿易史の研究》而立論的。見大城立裕氏前揭書，第78—79頁。

  [44]引據《文南聘紀考》，見宮城榮昌：《琉球の歷史》，第100頁。

  [45]見大城立裕：《沖繩歷史散步》，第65頁。

  [46]見宮城榮昌，前揭書，第101頁。對此，仲原氏在前揭書中談道：《喜安日記》把謝名一人作為薩摩入侵琉球的責任者，加以非難。但其任職三司官的時間為1606年（慶長十一年）。然而，《中山世譜》附卷尚寧王條內，也稱「原是本國與薩州為鄰交，紋船往來者，至今百有餘年，奈信權臣邪名之言，遂失聘問之禮。由是，樺山……等奉命來伐」（見《琉球史料叢書》第五，附卷部分，第5頁）。

  [47]見比嘉春潮：《新稿·沖繩の歷史》，第164頁。

  [48]見比嘉春潮：《新稿·沖繩の歷史》，第164頁。

  [49]見大城立裕：《沖繩歷史散步》，第80頁。

  [50]見《仲原善忠選集》上卷，第256頁。

  [51]見宮城榮昌：《琉球の歷史》，第102頁。

  [52]見大城立裕，前揭書，第80—81頁。

  [53]見比嘉春潮：《新稿·沖繩の歷史》，第164—165頁。

  [54]見《仲原善忠選集》上卷，第256—257頁。

  [55]同上，第257頁。

  [56]見大城立裕，前揭書，第82—83頁。

  [57]宮城榮昌，前揭書，第102頁。

  [58]《仲原善忠選集》上卷，第271頁。

  [59]《琉球渡海日記》，見同上書，第265頁；宮城榮昌：《琉球的歷史》，第108頁。

  [60]見宮城榮昌，前揭書，第107頁。

  [61]見《琉球史料叢書》第五，第35頁。

  [62]見球陽研究會編：《沖繩文化史料集成5球陽》卷四，角川書店1974年版，第211頁。

  [63]見《仲原善忠選集》上卷，第240頁。

  [64]見比嘉春潮：《新稿·沖繩の歷史》，第169頁。

  [65]如《中山世鑒》記稱：「家久公垂仁厚禮，解吳囚爾來，琉國入貢於薩州，每年也」（見《琉球史料叢書》第五，第12頁）；而《中山世譜》只是記稱：「王留薩州二年，王言吾事中朝，義當有終，卒被放回。然後國復宴然」（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10頁）。《球陽》卷四中稱：「王留薩州已經二年，王言吾事中朝義當有終，太守公深嘉其忠義，卒被放回，然後國復宴然」（見208頁）。

  [66]這裡，應該就便談到的是，據《琉球屬和錄》（收入《通航一覽》三）記載，「〔德川〕秀忠公〔對尚寧〕大為憐憫，雖說是薩摩侯的附庸之國，但與諸大名並列，位於老中之次，被定為十萬石以上之格」（見宮城榮昌：《琉球的歷史》，第105頁）。按照這種記載，當是德川秀忠「憐憫」尚寧王，並非島津家久。再者，《中山世鑒》（編者向象賢）最先將傳說中的源為朝渡琉說當作歷史記載，稱琉球王為日本人皇后裔，主張「日琉同祖」論。這究竟是為什麼？日本學界有人認為向是「親日派」。但是，如果從相反的角度來考察，「日琉同祖」論豈不是對所謂琉球「自古為薩摩附庸」的否定？

  [67]見《琉球史料叢書》第五，附卷部分，第5頁。

  [68]見同上書第五，附卷部分，第5頁。

  [69]見宮城榮昌：《琉球使者の江戶上り》，第一書房1982年版，第11—12頁。

  [70]見《琉球史料叢書》第五，附卷部分，第9頁。

  [71]見同上書第五，附卷部分，第14頁。

  [72]見同上書第五，附卷部分，第16頁。

  [73]見宮城榮昌：《琉球使節の江戶上り》，第1頁、第21頁。

  [74]東恩納寬淳：「關於琉球物之雜本」（收入《南島論考》），見宮城榮昌同上書，第102頁。

  [75]見下村富士男編：《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開明堂1962年版，解題第5頁。

  [76]見《琉球史料叢書》第五，第7頁。

  [77]見《琉球史料叢書》第五，附卷部分，第5頁。

  [78]同上，第8頁。

  [79]這是根據日本《薩藩舊記雜錄》後編卷六十六、《南聘紀考》卷下、《西藩田租考》卷下、《琉球雜記》的記述。見宮城榮昌：《琉球的歷史》，第105頁。

  [80]見宮城榮昌，同上書，第113頁。

  [81]見《史學雜誌》第七編第九、第十號所刊論文：「論琉球對本邦及中國之關係」。

  [82]金井之恭：《使清辦理始末》，見《明治文化全集》第11卷外交篇，第96頁。

  [83]《中山世譜》附卷，見《琉球史料叢書》第五，第5頁。

  [84]同上。

  [85]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10頁。

  [86]同上，第115頁。

  [87]見宮城榮昌：《琉球の歷史》，第121頁。

  [88]參閱宮城榮昌等編：《沖繩歷史地圖》，柏書房1983年版，第125頁。

  [89]見宮城榮昌：《琉球の歷史》，第108頁。

  [90]見宮城榮昌等編：《沖繩歷史地圖》，第22頁。

  [91]見比嘉春潮：《新稿·沖繩の歷史》，第174頁。

  [92]見《東恩納寬淳全集》第5卷，第一書房1978年版，第326頁。

  [93]見同上書，第105頁。

  [94]見岩倉公實跡保存會：《岩倉公實記》下卷，第569—570頁。大城立裕氏在《沖繩歷史散步》一書的93頁，載有該十五條原文。其中，第一條應該是「沒有薩摩的通知，禁止向中國購買貨物」之意；第七條原文：「琉球人買取日本に渡る敷く事」，大城氏譯為：「琉球人不可到日本去做買賣」（見第92頁）。此外，還將第四條原文譯作：「私に人を奴僕にしてはいけない」者（見《比嘉春潮全集》第1卷，第553頁）。

  [95]見《仲原善忠選集》上卷，第241頁。

  [96]見荒野泰典：《近世日本與東アジア》，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年版，第179頁。

  [97]見朝尾直弘等編：《岩波講座日本通史》第12卷，岩波書店1994年版，第39頁。

  [98]見荒野泰典等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2外交與戰爭》，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版，第303—304頁。對此，鶴田氏在文末的附註中，特意寫明參閱紙屋敦之：「薩摩の琉球侵入」（收入《新琉球史·近世編上》）、上原兼善：「琉球の支配」（收入《講座日本近世史2鎖國》）、豐見山和行：「近世琉球の外交と社會」（收入《歷史學研究·1988年度大會報告特集號》）。

  [99]見《東等恩納寬淳全集》第5卷，第326頁。

  [100]仲地哲夫氏解說，見宮城榮昌等編：《沖繩歷史地圖》，第125頁。

  [101]見《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84年版，第99—100頁。

  [102]見《琉球史料叢書》第五，《中山世譜》附卷一，第7頁。

  [103]球陽研究會編：《沖繩文化史料集成5·球陽·原文編》，角川書店發行1974年版，第587—588頁。

  [104]見《琉球史料叢書》第五，《中山世譜》附卷一，第12頁。

  [105]見《通航一覽》卷七，國書刊行會1912年版，第59頁。

  [106]見《琉球史料叢書》第五，《中山世譜》附卷一，第5頁。

  [107]見《琉球史料叢書》第五，《中山世譜》附卷一，第7頁。

  [108]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中山世譜》卷八，第113頁。

  [109]見《通航一覽》第七，第63頁。

  [110]據《球陽》附卷，第590頁及601頁。

  [111]見下村富士男編：《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風間書房1962年版，解題部分，第4頁。

  [112]據《大日本古文書·島津家文書之一》，第45頁。

  [113]見下村富士男編：《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編，解題部分，第5頁。

  [114]見《仲原善忠選集》上卷，第267頁。其引用的內容原文是：「琉球之義、早速屬平均之由、注進候、手柄之段、被感思食候、即彼國進候條、彌仕置可被申付候也慶長十四年七月五日家康印」。據1994年版的《岩波講座日本通史》第12卷第42頁可知，仲原氏的上述引文來自《後編薩摩舊記雜錄》。其成書當在《薩摩舊記雜錄》之後，也屬中日關於琉球歸屬交涉之後所編。

  [115]見三木靖：《薩摩島津氏》，第316頁。

  [116]據《日本史辭典》，角川書店1983年版，「薩摩舊記雜錄」條。

  [117]見《大日本古文書·島津家文書之一》，第74頁，第124號文書。

  [118]見同上書，第75頁，第125號文書。

  [119]見《大日本古文書·島津家文書之二》，第335—336頁，第1043號文書。同日，本多正純在給島津義久的信中，雖然又重複此事，但在島津家的文書中依然沒有其所謂的這一「內書」。

  [120]其原文是：「琉球國可被領知之旨、申遣候處、祝著之段尤候、仍為音信、佛桑花、茉莉花並硫磺千斤、唐屏風、織錦五卷到來、悅思食候也」。見《大日本古文書·島津家文書之一》，第76頁，第128號文書。

  [121]見山岡莊八：《德川家康》（21），講談社1964年版，第227頁。

  [122]見岩倉公實跡保存會：《岩倉公實記》下卷，第569頁。

  [123]《中山世譜》卷七，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10頁。

  [124]見《明史》卷三二三，列傳二二一，外國四，中華書局刊本，第8369頁。

  [125]同上。

  [126]《中山世譜》卷八，見《琉球史料叢書》第四，第114頁。

  [127]同上。

  [128]見《仲原善忠選集》，第244頁。

  [129]參閱田名網宏：《新日本史研究》，第208—209頁。

  [130]據《大日本古文書·島津家文書之二》，第335—336頁，第1043號文書。

  [131]據色川大吉、我部政男監修：《明治建白書集成》第3卷，247—248頁。見吳密察：「《建白書》所見的征台之役（1784年）」，台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編：《第二屆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1990年版，第262—263頁。

  [132]吳密察同上論文，見台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編：同上書，第2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