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東京人及其生活方式
2024-10-13 09:46:25
作者： 吳廷璆
大正年間以迄昭和初年，日本人的生活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而有較大變化。
從根本上說，這一時期對美國生活方式能進行某種程度的採納，是事有湊巧，1923年（大正12年）東京發生的毀滅性大震災也為此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大地震震塌和燒毀了12. 7萬戶房屋，使帝都東京的七成化為焦土，舊江戶的面目從此不可復識。在重建東京時，堅固的鋼筋混凝土便成為首選的建築材料。如在丸之內一帶便出現了內外大廈、東京會館、有樂館、丸大廈、郵船大廈等被稱為「鐵與混凝土的怪物」的大建築群。震災不但變換了東京街市的面貌，也在相當的程度上變換了東京的人。死于震災者9. 1萬人，而劫後餘生者也有很多因失去財產和生計而不得不離開東京。與這種流動方向相反，不少地方人卻乘機湧入了東京。在這種人員交換中，不僅舊時的「江戶仔」幾近絕滅，就是「東京人」也元氣大傷，在新舞台上活動的是一種非其族類的「新東京人」。新東京人有新的愛好和派頭，如喜歡西餐和中華料理，熱衷於買唱片，醉心於美國女電影演員，並容易接受新知識的影響。就是這些被江戶仔看不起的鄉巴佬，大批湧進東京並站穩了腳跟，用他們「粗野」的生活和情趣壓倒了舊東京人的「高雅」文化。[11]以致作家夢野久作在震災一年多後採訪東京時指出，東京已變成「培植一切不良政治家、不良事業家、不良學者、不良老年、不良少男少女的堆肥場」[12]；新東京人以外國文化和大眾媒體使東京為之一變。他們創造出了一種與前不同的生活方式。
首先，作為生活洋化的一大景觀，銀座街頭出現了美式打扮的「摩登女」和「摩登仔」，並很快向全國波及。關於「摩登仔」的形象，有一首流行歌曲是這樣唱的：
咱是村裡的一號摩登仔，
得意揚揚，
東京銀座來逛街。
這一身打扮真叫派：
身穿藍襯衣，
頸系紅領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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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著肥肥的水兵褲，
頭上圓頂禮帽戴，
再架上個寬邊眼鏡真夠帥！[13]
關於這位「摩登仔」的出身，歌中交代說是當村長的地主的獨生子。這樣看來，這種時髦不僅流行於城市，而且也波及到農村的上層——儘管歌中有點城裡人嘲笑鄉巴佬趕時髦的味道。當時男子的時髦髮型是一種長發，起初流行於美術家、演員和文人間，而從事社會運動的男士也多留此類髮式，所以留長髮往往被疑為有危險思想的人。背頭也是當時的時髦髮型。
至於「摩登女」可說是當時最引人注目的社會群體。她們的外在特徵是「斷髮洋裝」，即剪西式偏分髮型（因頭髮分開遮蓋兩耳故此髮型被稱為「耳隱」）和著美式服飾。她們的出現引起了報刊上的不少筆墨官司，如有的論者認為，「摩登女」是不良少女的別稱，說「支配她們行動的完全是反覆無常，她們不過是託身於瞬間的、燃燒的、剎那的感情而已。唯其如此，比之於精神的其為肉體的，比之於純情的其為享樂的，比之於奉獻的其為交易的，比之於制欲的其為野心的。總之，那些物質性的印象不能不決定她們大體上的特色」。所以乾脆稱她們為「洋基女」（美國女郎）。[14]但是，也有論者認為，「摩登女是作為男性專制道德的對立物而出現的，是以其行為訴說女子的不平」,[15]即和女性的近代意識自覺聯繫起來。當時已實行了「斷髮洋裝」的女作家望月百合子和吉屋信子等，也公開著文答客難，指出無論是美國的還是其他外國的事物，只要適應自己的生活和便利可行，就可以模仿和學習。女性是獨立的社會人，不是玩物，不必從頭到腳都去迎合男人的趣味。[16]還有一個事實應當指出，即「摩登女」多是職業婦女，所以她們是以經濟的自立為存在條件的。因而，她們的出現有其客觀的時代的合理性，並非這部分女士突發奇想要瀟灑一回不可。
這一時期是西服普及的時代。大正伊始，正遇上國家的幾件「紅」「白」大事，如1912年（大正元年）9月明治天皇大葬，1915年（大正3）4月昭憲皇太后大葬和同年11月大正天皇的即位儀式。這使日本全國不同程度地捲入穿著大禮服、燕尾服、西裝和晚禮服等西式服裝的浪潮中來，也大大提高了民眾對洋裝的關心度。大正時代西裝普及的原因還有如下一些要素：（一） 「帝國人絹」開發化纖國產化成功，日本進入化纖時代；（二）洋裁教育形成和發展，如出現了文化裁縫女學校、杉野道勒斯麥卡女學院等服裝專業學校，也把西服裁剪製作列入女校課程；（三）廣泛舉行時裝展覽；（四）女性雜誌對時裝的介紹。[17]一般認為，女性的自由職業者，如女醫生、女教師、女作家、女記者、女演員、女模特等，是時裝潮流的引領者。兒童服裝也迅速洋化，據報導，僅銀座一地即有兒童西服店三十餘家。[18]一般說，凡官員、教員、公司職員等工薪階層必須著用西服。在大城市裡，在大正德謨克拉西風潮中，西服由新的中產階級逐漸普及到一般民眾。工作服也逐漸西服化，如女護士和電車、公共汽車的女售票員是較早穿著西裝制服的。女校也開始採用西裝校服，從那時起，水手服便成為日本女學生的代表性服裝。昭和初年開始流行連衣裙，並逐漸著用短褲。總之，在城市中西服已趨於日常化。[19]但在農村中，多數地區的衣飾仍處在江戶時代的延長線上。[20]
食生活的西化，明治末年已有相當的發展，如1906年東京已有西餐館1000多家。大正後半期以後，隨著工薪階層人數的增加，普及化的大眾餐館大增。這些小餐館一般出售份飯，一碗米飯加上一份「和洋折中」的菜，所費不多。咖喱飯、炸肉餅和炸豬排已成為普及於家庭中的西式家常菜。中國的蕎麥麵條和餛飩經過風味上的調整也被廣為食用。這一時期，麵包的食用量大增。尤其歷經第一次世界大戰、米騷動和關東大地震，米價騰貴，愛吃大米的日本人也不得不多吃些麵包之類的麵食品。製作麵包的技術也大有進步，尤其是酵母的使用，使麵包的食用得以普及。明治時代的麵包是歐式，味咸，而大正時代的麵包是美式，味甜。在點心糖果方面，森永制果公司在大正博覽會上推出的牛奶焦糖大受歡迎，很快得以普及。罐頭食品的生產和銷售也日益增加。在東京和大阪等大城市中，有女招待的咖啡館和酒吧多有設立。店面裝飾也日趨美國化，並取西式店名，每於店堂內大放留聲機以招徠青年男女。
在住居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文化住宅」的出現。當時，在德謨克拉西風潮中，貴族式、封建式的生活遭到批判，文化式生活為人所崇尚。在東京都內擁有大規模邸宅的貴族和富豪，多把邸宅分讓出售，而由建築公司興建所謂「文化住宅」。這是一種在美國家庭觀和建築觀指導下設計出來的仿西式建築，如在設計思想上比較重視婦女和兒童的家庭存在以及全家的團聚。多以紅瓦作頂，大門旁設會客室，內置西式桌椅。住宅採用玻璃窗戶，通風和採光均有較大改善。隨著煤氣的普及，廚房也變得明亮和清潔。當然，能住上這樣住宅的是中產階級以上的人。但總的來看，大正以後日本的住宅不論城市和農村都更趨合理化。
城市交通也有較大發展。由於長距離高壓送電技術的具備，20年代連接東京和郊區間的電車線路不斷增加，1925（大正14）年還建成了環狀運行的小省線電車線（即後來的「國電」）。在此之前的1919（大正8）年，東京市街汽車公司已開始營業，公共汽車可通行主要街道和到達繁華市區。
西式的大百貨商場此時多有所見，如1919年建成的白木屋、松屋、高島屋，1920年建成的丸物、大丸和1923年建成的伊勢丹等均是。逛商場和逛鬧市也成為市民的一種休閒活動方式。當時現了兩個新詞，一曰「銀布拉」，一曰「道布拉」；所謂「銀布拉」是指東京人逛銀座，所謂「道布拉」是指大阪人逛道頓堀。
頗能說明20年代東京人生活與精神風貌的，還有以淺草和銀座為中心的東京享樂文化。這裡有電影院、劇場、商店、餐館、咖啡館和各種娛樂場所，只要付出相同的費用就能得到相同的服務。當時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大眾藝術形式是絢麗多姿的音樂舞劇。音樂舞劇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流行於西方國家並很快傳入日本。音樂舞劇主要追求視覺與聽覺的節奏變化，並在混迷與交錯的變化中給人一種感官刺激。這種豐富多彩的感覺，被認為釀製出了「20年代快感」的不可或缺的新感覺。音樂舞劇也被認為是20年代東京最尖端的享樂思想的發現。日本最早上演的西式音樂舞劇是，新屋歌劇團1919年（大正8年）演出的《卡尼瓦爾》。但造成最大轟動效應的則是，岸田辰彌創作由寶塚少女歌劇團於1927年（昭和2年）上演的《門巴黎》。該劇共16場，演出陣容270人，場景跨度宏大，由日本的新溫泉前、神戶碼頭、香取丸船上到蘇州寒山寺、埃及宮殿及巴黎歌劇院等，再加上舞蹈、音樂、服裝的變化，舞台設計、燈光的多彩多姿，達到眼花繚亂，如夢如幻，目不暇接的效果。同時，舞台也成了世界各地人種和風情的展覽場。與寶塚的法國式音樂舞劇相對抗，松竹樂劇部也推出了「豪華版」美國式音樂舞劇，如《開國文化》《東京之舞》《女性王國萬歲》等均是，演出陣容更達700人之多，演員的服飾美、舞姿美、肉體美交相輝映，融入絢麗多變的布景和音樂之中，可謂極盡聲色！
這一時期，在生活「道具」方面，也引進並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不少新事物，如電冰箱、電扇、電熨斗、照相機、收音機、留聲機等。
在休閒生活方面，除了上述的購物、逛鬧市、觀劇之外，還有遊園、打棒球、跳交誼舞、打高爾夫球、打克郎球、看賽馬、唱民謠、看電影、喝咖啡、旅遊等。總之，在城市生活中，舊的傳統的生活方式開始讓位於一種新的更富於多樣性、更具有經濟合理性和文化內容的生活方式。
有關「新東京人」的新生活方式的具象描寫，最集中最典型者莫過於谷崎潤一郎的小說《痴人之愛》，在此我們不妨粗略地觀察一下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以彌補以上敘述的不足。
小說中的「我」——河合讓治，出身於栃木縣宇都宮的一個地主家庭，初中畢業後去東京考入藏前的工業技校。畢業後便進入公司當了技師，月薪150元，後有增加，算上獎金之類，平均月工資400元。這是一個標準的由地方進入東京並置身於新中產階級的新東京人。
河合讓治因崇拜西方文化，尤其崇拜美國當紅女影星瑪麗·皮克弗德（1893—1979）而尋找了一個長得頗有西洋味的美人，15歲的咖啡館見習女招待納奧米做「後補太太」。為了使納奧米成為一個有資格出現在西人面前的淑女，不惜花大錢進行培養，讓她學習英語和鋼琴。這對先是朋友後是夫妻的夥伴，住在大森一帶的「文化住宅」里，家中擺設西式家具。按小說中所說，他們經常去銀座逛街，去常常滿員的電影院裡看電影，有時還「豁出錢來去趟帝國劇院」。他們幾乎每個星期天都去三越或白木屋百貨商店，也經常去西餐館。據說，納奧米的服裝式樣多是從美國電影中學來的。他們自置照相機拍照。周一和周五的下午五點以後則去聖坂跟一位白俄的伯爵夫人學跳舞。其後便穿著西服出入舞廳，在樂隊的爵士樂伴奏下，與國人同好或外國人一起跳舞。舞間休息時，或喝威士忌，或喝鮮檸檬汁，或喝雞尾酒。夏天則去海濱游泳、划船，興之所至，納奧米引吭高歌《桑塔露西亞》。後來因為納奧米嫌生活洋化的檔次還不夠，便乾脆搬到橫濱的洋人館去住。總之，河合讓治與納奧米夫婦，可以說是盡情地享受了大正時代新式生活的大眾文化。除了物質生活之外，也可以看出，他們的生活理念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如納奧米和兩三個大學生以及後來和兩個外國人之間的男女關係，論者有用「墮落」和「淫亂」論之的，這固屬不錯，但卻有失簡單，因為納奧米的行為不是單用這兩個詞就可以涵蓋和論定得了的。似乎應當更多地看到大正時代相對開放的氣氛和性觀念的鬆動。所謂「東京人墮落」也好，所謂「世風日下」也好，顯然不只是某個個人的品德問題，而是某種社會文化作用的後果之一。而這一點我們也是可以清清楚楚地從小說中讀出來的。
最後，應當指出，這一時期生活文化的演變，明顯地表現出個人主義、家庭中心主義、享樂主義和女性解放意識的發展。
由以上論述可知，早在大正至昭和初年，日本的大眾文化已經形成，生活方式也達到了一定程度的西化。明乎此才能理解，為什麼戰爭一結束，美軍一進駐，日本似乎就輕而易舉地接受了新的生活文化——因為他們對此並不十分陌生。
本章原載於南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編《日本研究論集》4，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
注釋
[1]《萩原朔太郎集》（《日本現代文學全集》第60卷），講談社1980年版，第330頁。
[2]新中產階級，即所謂「中流生活者」，或直接使用外來語稱之為「撒拉里曼」。這一稱呼始於並盛於大正時代，主要是指具有中等以上學歷的中層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公務員等。
[3]大正時代「文化」一詞成為摩登語，如有所謂文化住宅、文化村、文化桌、文化灶、文化碗、文化炊帚、文化饅頭等，不一而足。
[4]南博等：《大正文化》，勁草書房1965年版，第121頁。
[5]參閱岩崎昶：《日本電影史》，鍾理譯，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4頁。
[6]見《中央公論》第33卷第9號，第69—70頁。
[7]鈑澤耕太郎《作為近代思潮和時尚的「新興寫真」》，載南博編《日本近代思潮和時尚的研究》，布萊恩出版1982年版，第211頁。本節在執筆時對該書多有參考。
[8]南博等：《大正文化》，勁草書房1965年版，第212頁。
[9]論者以為，《東京進行曲》是一首頗具時代特徵的代表性流行歌曲，如歌詞中出現有「爵士樂」「地鐵」「電影」「洋酒」「舞女」「巴士」「咖啡」「郊外私營電車」「百貨商店」「馬克思男孩」等摩登詞彙。
[10]參閱平井正、保坂一夫、川本三郎、山田孝延、伊藤俊治：《都市大衆文化の形成》，有斐閣1983年版，第195—197頁。
[11]參閱平井正、保坂一夫、川本三郎、山田孝延、伊藤俊治：《都市大衆文化の形成》，有斐閣1983年版，第178—179頁。
[12]轉引自平井正、保坂一夫、川本三郎、山田孝延、伊藤俊治：《都市大衆文化の形成》，有斐閣1983年版，第180頁。
[13]見市川孝一：《流行歌曲中所見的摩登的性愛、怪異、荒誕不經》，載南博編《日本近代思潮與時尚的研究》，布萊恩出版1982年版，第269頁。
[14]植田康夫：《女性雜誌所見的近代思潮與時尚》，見南博編前引書，第136—137頁。
[15]植田康夫：《女性雜誌所見的近代思潮與時尚》，見南博編前引書，第138—139頁。
[16]植田康夫：《女性雜誌所見的近代思潮與時尚》，見南博編前引書，第138—139頁。
[17]柳洋子：《大正與昭和初期的時裝》，見南博編前引書，第204—205頁。
[18]柳洋子：《大正與昭和初期的時裝》，見南博編前引書，第197頁。
[19]大正時代究竟有多少人穿西裝，當然是一個無從考據的問題，但也有一些「大而化之」的模糊估計，如1924（大正13）年東京有一位叫藤井吉的先生去出席《女性》雜誌關於服裝問題的座談會，他在會上即席發言說，「上午九時乘車時，發現有八成人穿西裝，我們這些穿和服出門的倒成了被人觀望的對象」。看來東京人在外出時大多數人是穿西服的。見南博編前引書，第132頁。
[20]參閱小西四郎等：《生活史》（《體系日本史叢書》17），山川出版社1974年版，第383—388頁。本節在執筆時對該書多有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