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眾文化初具規模

  從根本上說，大眾文化的形成是文化和產業相結合的結果，或者說大眾文化是文化產業製造出來供市民消費和享受的文化。大正時代，藉助於西方傳入的新技術（如轉輪印刷機、通訊機械和照相、電影、錄音等技術），使文化產業得以形成。文化的大量生產和商品化，使文化本身由相對封閉走向開放，也使更多的人能夠享受文化。這和大正時代的德謨克拉西氛圍、強調和注重「文化」[3]的風氣都是相適應的。

  以報紙而論，大正年間《朝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都有較大擴張，發行量急劇增加。如《大阪每日新聞》1912（大正元）年發行量為28萬份，1916（大正5）年為46萬份，1921（大正10）年為71萬份，1924（大正13）年突破百萬而為111萬份，1926（大正15）年則更增加到230萬份。[4]在印刷技術上，該社於1922（大正11）年自美國購入高速轉輪印刷機，一張四版的報紙每小時可印刷7. 2萬份。這一時期雜誌也出現林立局面（最著名者為《中央公論》），其中大眾雜誌尤盛，如講談社的《雄辯》《講談俱樂部》《趣味俱樂部》《現代》《國王》，博文館的《新青年》，石川武美主持的《主婦之友》等均屬此類。曾風靡一時的大眾娛樂雜誌《國王》,1925年創刊，兩年後的1927年銷售量即達數百萬份。這一時期的大眾傳播媒體對美國的情況和現代時尚多有報導，如《中央公論》雜誌，昭和四（1929）年11月號和12月號連續刊登了清澤冽的兩篇「美國通信」:《速度之國亞美利加》和《跨越兩棲怪物》。翌年4月號上又刊登了柳澤健的《亞美利加發現》等。這無疑加深了日本民眾對美國文化的了解。《主婦之友》和《女性》對介紹和引進美國現代時尚和生活方式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再說電影。電影是1896年發明的，翌年即傳入日本。日本最早的電影院是1903（明治36）年在東京淺草開設的「電氣館」。從1908（明治41）年到1910（明治43）年的三年間，出現了四個製片廠，即吉澤商店的東京目黑攝影所和M百代商社在東京大久保，橫田商會在京都法華堂，福寶堂在東京花見寺分別設立的製片廠。1912（大正元）年，四廠合併而成「日本活動照相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日活」），並開始在東京和京都兩地大量製作電影。[5]早期的電影不過是些奇物異事，供人觀賞娛樂，或以固定不動的攝影機拍攝舞台戲劇而已。1915年，美國著名電影導演格里菲斯拍成歷史性巨片《國民之創生》，並完成蒙太奇技術，奠定了現代電影藝術的基礎。而卓別林電影對平凡生活的自然表現和他特有的幽默風格等，都對大正年間的日本電影帶來很大的影響。

  日本最早的電影導演和製片人是牧野省三，他被稱為「日本電影之父」。最早出現的電影明星是尾上松之助，他一生主演的電影在千部以上，內容多為忠臣義士、俠客義盜之類。1918（大正7）年歸山教正歸自美國，開始在日本電影界推行革新，倡導「純電影劇運動」。他力求使電影擺脫戲劇，成為獨立的藝術形式，主張廢止幕後台詞，使用字幕和採用女演員，並首次把電影劇本引進日本。在他的努力下，「日活」製作出了《生之光輝》和《深山少女》兩部新型電影。大正中期，由於幾位在好萊塢學習電影的日本青年的歸國，使日本的電影也更上一層樓。其中有栗原托馬斯（導演，在日本第一個採用分鏡頭劇本）、小谷亨利（攝影師）、阿部豐以及田口櫻村等。他們把美國電影的新觀念和新技術帶回日本，使日本電影開始在現代電影技術的天空中自由飛翔。此外，應當一提的還有早川雪州，由於他在好萊塢的卓有成效的活動，使日本在美學習電影的青年人才輩出。

  由於電影主要是一種視覺的藝術，直觀易懂，所以最具有大眾性。它在傳播美國文化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大正時代的評論家柳澤健曾經指出：「就對社會人心的文化影響而言，這種（美國）電影的流行遠比威爾遜關於自由與人類的堂堂宣言……更加能強烈、深刻和廣泛地震盪、改變和醒悟人心……其中不僅有外在的『西方』，還有內在的『西方』……使一般民眾在笑聲中就能很好地理解了西方。在日本文化史上，電影可說是攝影的『開港』。」[6]

  大正至昭和初年，攝影也開始成為新興媒體。攝影在幕末已傳入日本，明治二十（1887）年前後進入商業照相時代。由於戰爭（甲午及日俄戰爭）的需要，新聞攝影大有發展，如博文館1904（明治37）年創辦的《日俄戰爭實紀》，每期發行10萬份以上。日俄戰爭以後，除新聞攝影外，藝術攝影也開始盛行，這主要是有產階級玩賞趣味和文化修養的提高所造成。進入大正以後，攝影才出現普遍化傾向。第一次大戰前後，由於購進美國伊特曼公司生產的廉價相機，加上戰後的景氣，出現了民間的照相熱。同時由於德國是交戰國，大戰期間德國產照相器材斷絕了進口，使日本不得不努力振興照相工業。1917（大正6）年「日本光學」,1919（大正8）年「高千穗光學」「旭光學」「東洋干板」「奧里恩塔爾」等公司相繼出現，使日本的照相產業正式形成，不過其技術水平很低，還不能與外國產品相提並論。而攝影作為新興媒體的出現，則大體是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的事情。

  早在明治時代，在商業性開業攝影師之外，已存在有業餘的攝影家群體，如1889（明治22）年成立的「日本寫真會」，由榎本武揚子爵任會長，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威廉·巴頓為副會長，成員多為富商、學者等上流社會人士。及至大正末年和昭和初年，由於技術的進步和照相器材的國產化，新興的中產階級也可以問津攝影，從而使業餘攝影愛好者的隊伍迅速擴大。1926（大正15）年關東地區有業餘攝影家團體201個，而關西則有219個。[7]這些團體於此年共同籌建了「全日本寫真聯盟」。而且，大正年間也出現了一些攝影雜誌，如《照相機》（阿爾斯，1921年）、《朝日畫報》（朝日新聞社，1923年）、《國際寫真時報》（世界畫報，1924年）、《攝影時報》（奧里恩塔爾寫真工業，1924年）和《朝日攝影》（朝日新聞社，1926年）等。業餘攝影家的後援團體原來多是照相器材的產銷商，但後來逐漸被報社或新聞社等大眾傳播媒體取代。

  據說明治時代，日本人對照相一事多心存恐慌，總不能坦然面對鏡頭，而到大正時代則已習以為常。故論者以為，從幕末司馬江漢和佐竹曙山引進西洋畫以來，日本人至此才完成「視覺的近代化」。[8]

  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是所謂「新興寫真」運動的蓬勃發展時代。所謂「新興寫真」，其一是指快照的產生，它以德國產「萊卡」小型照相機（使用35毫米膠捲）的應用為標誌，攝影家可以輕鬆地背著它隨意活動去捕捉拍攝對象，極大地擴大了攝影家的活動空間。同時，由於新鏡頭的使用，也擴大了拍攝物的範圍，如運動體、夜景等也可以清楚地以攝影加以表現了。「新興寫真」的另一個內容是由於新寫實主義理論傳入的影響，新的攝影表現技法比之於原來的繪畫主義的藝術寫真，更注重作品的幾何學的構成。又由於這種「構成」藝術的深化，使GG攝影的技術日臻進步。1930（昭和5）年朝日新聞社主辦「第一屆國際GG攝影展」，進一步推動了GG攝影的興盛。不言而喻，GG攝影的興盛又擴大了攝影作為新的社會媒體的作用。

  

  大正時代另一項值得注目的產業是留聲機。蠟管留聲機系美國發明家愛迪生1877年所發明，翌年便傳入日本。日本最早經營留聲機的專業商店是位於東京淺草並木町的三光堂（片山潛是經營者之一）。三光堂灌制日本音樂，以耳管（類似於聽診器的聽管）餉客，在明治三十年代，每支耳管每客收5至10錢，後降至2錢。1897年德國人培爾里那發明唱片，其技術為很多工業先進國家所掌握。其後，各國唱片公司紛紛來日錄音，回國印製，再向日本出口。日本唱片公司的出現是1904（明治37）年日美唱片公司成立以後的事情。1909（明治42）年，該公司為日本留聲機商會（簡稱「日蓄」，即現在的日本哥倫比亞公司的前身）所合併，開始較大規模地生產唱片。進入大正時代後，出現了很多唱片公司，但後來幾乎全部被「日蓄」併吞，形成托拉斯，因而大正時代的唱片產業是以「日蓄」為中心發展的。1915（大正4）年，由飾演《復活》女主角而走紅的松井須磨子灌唱的《卡秋莎之歌》（島村抱月、相馬御風詞，中山晉平曲）唱片發售時，一舉賣出兩萬張。1917（大正6）年同為松井須磨子灌唱的《流浪之歌》（北原白秋詞，中山晉平曲）在該年五、六兩月間甚至賣出了27萬張（按，當時唱片的月產量為10萬張）。隨著日本經濟趨於景氣，購買力提高，雖價格有所增長，但唱片銷路一直很好。到1929（昭和4）年，由佐藤千夜子灌唱的《東京進行曲》[9]（西條八十詞，中山晉平曲）發售時，也銷售到25萬張左右。至於1931（昭和6）年發售的《酒是眼淚還是嘆息》則更高達百萬張左右。同時，引進到日本的外國流行歌曲，如《我的藍天》《阿拉伯之歌》等經譯製後，1928（昭和3）年其唱片售量也高達20萬張以上。總之，唱片作為新興媒體已日臻成熟。由於唱片業的烘托，大眾文化不可或缺的景觀——歌星也在此一時代冉冉升起。

  無線電廣播這一新型媒體也是在大正年間發展起來的。1920年美國開始無線電實播。兩年後的1922（大正11）年，日本開始無線電播音的實用化研究。新聞機構對此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如《東京日日新聞》和《東京朝日新聞》都在此年進行了實驗。1924（大正13）年4月，《大阪每日新聞》自位於堂島的報社內向大阪市內的三越、大丸、十合、高島屋等商場傳播新聞、行情和選舉速報等，引起行人在速報板前圍觀，電車為之不通。1925（大正14）年3月1日，東京廣播電台TOAK開始播音。據說當時全國僅有收音機3500台，翌年則迅速發展到24. 5萬台。因當時除唱片外尚無其他錄音設備，所以全部節目均為直播。如3月1日，上午9時半以海軍軍樂隊的管弦樂開始，下午繼之以正在東京演出的義大利歌劇團演唱的《蝴蝶夫人》和《茶花女》的詠嘆調，晚上則為外山國彥獨唱、山田耕作鋼琴伴奏的歌曲等。為了播音的需要，1925（大正14）年正式成立了以山田耕作為核心的日本交響樂協會（現NHK交響樂團的前身）。除西洋的聲樂、管弦樂和爵士樂外，日本音樂也占有相當地位，如以箏、笙、尺八、三弦等日本樂器演奏的音樂和伴奏的歌曲等。所謂「歌謠曲」（即現在所說的流行歌曲）也是隨著電台的播音活動而興盛起來的。在早期的廣播音樂節目中，「和洋合奏」和口琴曲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所謂「和洋合奏」是指將日本的三弦曲加以改編而由管弦樂團進行演奏，它原來多用於日本電影的配樂，而口琴曲也主要用於美國電影的配樂，但現在均直接作為獨立的音樂作品用於電台播放。廣播劇也開始在節目中出現。廣播劇是由英國廣播電台BBC首創的，翌年由小山內薰翻譯介紹到日本並自導自演。這齣名為《煤礦井下》的廣播劇遂成為日本廣播劇的濫觴。由於電台以500日元的高稿酬徵集劇本，昭和初年產生了一批優秀廣播劇，如里見弴的《有一對夫婦》、小山內薰的《珍客》、久保田萬太郎的《浮世床小屋》和山本有三的《霧中》等都是這種被稱為「500日元廣播劇」的作品。1928（昭和3）年岡崎重太郎所作《看不見的山頂》更被認為是這一時期廣播劇的極品。

  當時曾有這樣的標語來讚揚無線電廣播：「天線如山映都市，無線林結文化實」。東京廣播電台的總裁後藤新平，曾經以以下四點來概括無線電廣播的職能：（一）提供文化上的機會均等。（二）家庭生活革新。可以以收音機為中心，體會全家團圓的樂趣。（三）教育社會化。（四）經濟機能的靈活。這一歸納似較全面地說明了廣播這一大眾媒體給社會生活各方面帶來的新變化。

  另外，在各種媒體長足發展的基礎上，還出現了媒體連鎖化的現象，即在一個媒體上出現的信息，會不脛而走地跨越到其他媒體上，如以《東京進行曲》為例，在1929（昭和4）年由佐藤千夜子演唱，一炮打響之後，各媒體以不同的形式紛紛炒作：作家菊池寬將唱詞中的朦朧「情節」演繹成言之鑿鑿的通俗小說在大眾刊物《國王》上連載，廣得好評；導演溝口健二則又加改編移植，由「日活」公司製成同名電影；而日本比庫達將歌曲製成唱片，又由電台不斷向全國播出。這樣，在出版、電影、唱片、廣播的協作下，由「機械」這樣的新媒體所製造和傳送出來的活字、映像、音聲、音樂等相互聯繫，相互滲透，並以其聯合的效力，把大眾文化廣泛而深入地傳送到人群中去。和明治及大正初期相比較，信息的傳播已不再是以報紙為主體的平面性傳播，而是由無線電、報紙、雜誌、電影、唱片等多面地立體性傳播。情報量也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擴大了。所謂情報文化社會也就在大正末到昭和初拉開了序幕。[10]

  綜上所述，在日本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由於受到美國大眾文化的刺激和影響，日本的文化產業開始形成，大眾文化初具面目，可以說，它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日本大眾文化的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