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試論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的周期性

  日本是一個長於吸收外來文化的國家，但這種吸收並非直線進行，始終如一，而是呈現著較為複雜的周期性。

  當對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的歷史作縱向觀察時，屢屢可以發現這樣的現象，即在某一時期，日本人對異國文化興趣極濃，也不管是物質的、制度的、精神的，均進行飢不擇食式地大量攝取。這時，從對外意識上看，大抵是崇外主義占據優勢，我們姑且把這個階段叫作對外來文化的「熱情吸收期」。等這個時期一過，日本人對異國文化的熱情便逐漸消退，並起而強調自己的傳統，加強對攝入的外來文化的重新選擇，再次進行咀嚼——消化——吸收，這個階段極有可能形成頗具民族特色的文化。這時，從對外意識上看，大抵是鄙外主義抬頭，甚而可能占據優勢。我們把這個階段叫作對外來文化的「冷漠牴觸期」。從有史記載以來的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的歷史來看，也許可以說就是「熱情吸收期」和「冷漠牴觸期」交替出現的過程。

  有如所知，日本早在未形成統一國家之前就開始吸收大陸文化，但大規模能動而有組織地吸收中國文化無疑是推古朝時期。公元600年（推古天皇8年），執政的聖德太子開始向中國派出遣隋使。此後，大陸上唐代隋興，日本也經歷了20多代天皇，直至894年（寬平6年）遣唐使停派，其間共派出遣隋使3次、遣唐使15次（只計算正式成行到達中國者），歷時約300年。這種國家規模的吸收中國文化的活動，使日本出現了「仿唐文化」，從政治、土地、軍事諸制度而至於哲學、宗教、法律、教育、文化、史學，書法、樂舞、工藝，美術、醫藥、曆法、建築、體育、娛樂、衣食、風俗等等，無不像被實施了「模壓」工藝一樣，全都打上了中國文化的印記。這種把日本文化的面貌一下子打扮得近似中國的文化，被史學家們恰當地稱做「唐風文化」。綜上所述，我們是否可以把自公元600年至894年的將近300年視為第一個「熱情吸收期」。

  

  自894年遣唐使停派之後，日本又於930年停止了與取代渤海國的東丹國的交往，這樣，在9世紀末和10世紀初，日本已完全斷絕了與外部世界的官方交往。日本的貴族們對中國文化的物慾未減，但蹈海的精神已衰，政府採取消極的對外政策，在延喜年間（901—923年），日本政府甚至限制唐商船來日次數，並嚴禁日本人前往海外，採取了類似於其後的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此後，這一政策雖有所鬆動，還發生過一次後白河太上皇與中國皇帝宋孝宗互致書信和贈送禮品的事件，但作為與外國政府間的正式交往，從平安時代的894年始，至室町時代的1401年止，大約400年間始終沒有建立，與中國的文化交流（如商業、宗教等）只局限於民間。在這一相對孤立時期，日本出現了平安貴族的國風文化和歷經鎌倉、南北朝及室町諸時代而萌生和完成的武家文化。此外，和歌、能、狂言等庶民文藝也興盛起來。和唐風文化不同，它們具有鮮明的日本特色。今天，即使一個普通的旅遊者，在遊覽奈良的大佛殿、法隆寺、唐招提寺之後，再去遊覽京都的金閣寺、銀閣寺時，都能品味出武家文化與唐風文化之迥異其趣。綜上所述，我們是否也可以把894年（停派遣唐使）到1401年（足利義滿遣肥富、祖阿使明）之間的大約500年看做第一個「冷摸牴觸期」。當然，這在一定意義上是從國家對外政策的意義上來說的。

  1392年日本結束了南北朝對立的局面，1401年將軍足利義滿接受了博多商人肥富的建議，正式向明派出使者，恢復了與中國的官方關係，並開始了日、明間的勘合貿易。來自西方的所謂南蠻文化也在1543年傳入日本，並經歷了一番由盛而衰的發展過程。此外，由於朱印船貿易的出現，日本還把海上活動的舞台擴展到呂宋、印度支那、暹羅、馬來半島等地，與此相適應，安土桃山文化中也出現了與海外發展氣運互為表里的清新潑辣之風。綜上所述，我們可否把從1401年派出遣明使到1636年德川幕府發出第5次鎖國令之間的235年看作日本吸收外來文化歷史上的第二個「熱情吸收期」。

  自1636年德川幕府發出第5次鎖國令之後，除了在長崎保存了一個與中國（清）、荷蘭貿易的小小窗口以及與朝鮮進行少量的貿易之外，日本幾乎完全斷絕了與世界其他各國的交往。作為封建的意識形態，朱子學被定為官學，而基督教被視為洪水猛獸。在這種鎖國體制下，醞釀和產生了頗具日本特色的町人文化。隨著封建社會的衰落，在文化上也出現了要求改變現實社會的傾向，這不僅表現在國學和蘭學的興起，也表現在新的儒學派別的出現。從總的趨勢上看，我們有理由把從鎖國體制完成（1636年）到黑船來航（1853年）期間的200多年視為第二個「冷漠牴觸期」。

  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伯理率船叩關，標誌著日本近代史的開端。近代社會與傳統社會不同，它使歷史的脈搏急劇地加快了跳動。日本對於外來文化在情緒上的周期性變化，再也不能以「百年」計，而只能以「十年」計了。我們看到，從明治初年開始，大約每20年左右，「熱情吸收期」與「冷漠牴觸期」便要交替出現一次。以下試簡述之：

  （一）從19世紀60年代末（明治初年）起到80年代後期（明治20年代初），其間大約20年，一般稱作「文明開化期」，可以認為是近代後的第一個「熱情吸收期」。其特點是對西方文化的全面肯定，崇洋之風席捲列島，西方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就是說，不僅「洋才」，連「洋魂」也潮湧般地流入日本，並被進行全方位吸收。正如森鷗外在《論洋學的盛衰》中所指出的那樣，當時的日本人認為，「彼（西方）之所長並存於精神和技術兩方面，我國人唯予模仿與崇拜可也」。不言而喻，日本的傳統文化被視為落後的、不值一提的舊物。關於日本人的這種精神狀態，使當時在日工作的西方專家深有所感。如在東京醫學校任教的德國醫學家埃爾溫·倍爾茨（Erwin Baiz,1849—1913年）曾在日記中寫道：「今天的日本人，關於自己的過去什麼也不想知道。即使有教養的人士，對於過去也自覺臉上無光。有一位說：『一切都是野蠻至極！』而另一位在回答我關於日本歷史的問題時則乾脆叫道：『我們沒有歷史，我們的歷史從現在開始！』」[69]由此可以看出對西方文化的艷羨和對自身文化的鄙薄。代表這一時期情緒的象徵性史事有「明六社」介紹近代西方文化的啟蒙活動、岩倉使節團週遊西方、自由民權運動和鹿鳴館社交等。

  （二）從19世紀80年代末（明治20年代初）到20世紀最初數年（明治30年代末），其間大約20年，可以認為是近代後的第一個「冷漠牴觸期」。這一時期的總的趨勢是對歐化熱的反彈，是國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抬頭的時代。將近20年的「文明開化」風潮，尤其是政府過激的歐化主義政策，招致了越來越多的反感和抨擊，進入明治20年代後，民族主義和國粹主義之風一時大盛。如鳥尾小彌太批判「文明開化」是「以美為母，以法為父，妄自移風易俗，傲奢淫蕩」。他還指責以外國文物制度取代日本文物制度「有如去松葉而添竹葉，硬插異花異實」。[70]三宅雪嶺在《假惡丑日本人》中提出警告說，模仿是「未開化人民的共同的性情」，但若走入極端，日本就會變成「劣等的歐美」，日本人則會變成「劣等的歐美人」。一時，「國體論」大作，出現了一大批有關著作，如藤田一郎《國體論》（1887年）、有賀長雄《日本現在國家哲論》（1888年）、福澤諭吉《尊皇論》（1888年）、關直彥《立憲王道論》（1888年）、內藤恥叟《國體發揮》（1889年）、加藤扶桑《日本國體論》（1892年）、磯部武者五郎《國體述義》（1892年）等，真是滔滔者天下皆是。前一時期「洋風」勁吹時，不吃肉被譏為「食古不化」，而在「和風」襲來時，一語不慎又被罵為「褻瀆國體」，如史學家久米邦武著文《神道是祭天古俗》而被趕下帝國大學的講壇，轉載其文的田口卯吉則被斥為「國賊」。總之，保存國粹的呼聲響徹列島，古書刊行成風，儒學、佛教漸有復活之狀，而基督教則受到排擊。在教育界，不斷因信仰問題發生衝突事件。按基督教教義，除上帝之外，無可尊奉者，這和《教育敕語》頒布後所要求的對現人神天皇的崇敬發生了直接矛盾。1891年（明治24年），第一高等學校教員內村鑒三（基督徒），在敬誦《教育敕語》時，因拒不敬禮而受到同事和學生的非難，被斥為「國賊」和「不敬漢」，最後被趕出學校。很多基督徒也紛紛退教。洋畫不像前一時期那麼走紅，而談論日本美術成為時尚。茶道、花道、能樂等傳統藝能也呈復興之勢。在衣著上，穿和服的人也多了起來。不僅日本人，就是一些在日的外國人也告誡日本不要拋棄自己的傳統。如1879年來日在東京大學教授哲學的美國人歐內斯特·菲諾洛薩（Ernest Fenollosa）就曾指出，日本具有源遠流長的先進的藝術，妄加拋棄而唯學西方，是極其不自重的。代表這一時期情緒的象徵性史事有《教育敕語》的發布、以志賀重昂和三宅雪嶺等為代表的國粹主義派的活動等等。

  （三）從20世紀最初10年的後半（明治40年代）到30年代之始（昭和初年），其間約20年，可以視為近代後的第二個「熱情吸收期」。日俄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人普遍感到「富國強兵」的目標已經達到，學習西方已取得明顯的成果，進而希望把這種學習推進到更高的層次。如當時使用的文部省第3期國定教科書《修身》課本中就說：「即使現在，和英、美、德、法等國比起來，（日本）也還有不及的地方。使我國將來進一步發展，與各國並肩前進，共圖文明之進步，乃是我們的責任。」（第四課《國交》）此外，兩次戰爭（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期間達到極點的國家主義已開始使人厭煩。[71]和「文明開化」期相似，社會上又出現了西洋崇拜和洋化熱。而且這次洋化浪潮比文明開化期更寬闊，即在「歐化」之外又加上「美（國）化」。關於西洋崇拜的典型人物可以舉出谷崎潤一郎。他曾經詳細地描寫過自己的崇洋思想，這種崇拜最初是從純粹藝術的立場上著眼，認為西方優越於日本。但此後，「驟然被強烈的西洋崇拜所襲擊」,「凡西洋事物，一切都是好的，值得羨慕的。我就像人之崇敬神一樣來看待西洋」。他又說：「為了滿足我的渴望，如果可能就出洋去，——不，不是出洋，最好是乾脆做那個國土上的人，並埋骨於彼土。這樣的移居，是最好的唯一的方法。」（《獨探》）由於崇洋至極，他開始討厭日本，他後來曾寫道：「當時在日本的銀幕上，尾上松之助紅極一時」,「但看到松之助的像片，就完全感到日本人的戲、日本人的臉都是醜惡的，甚至懷疑那些看得津津有味的日本觀眾的頭腦和趣味是否出了問題。我雖然身為日本人，卻討厭日本這個國家。」（《想念東京》）如上所見，谷崎潤一郎以作家特有的坦率寫出了自己「恨不為洋人」的崇洋情緒。當時自歐洲留學回來的植物學家遠藤吉三郎把這種崇洋現象稱做「西洋中毒」。他批評說：「一提起西洋貨，什麼都是上等的，如果不使用，就被看作野蠻國民。追求舶來品成為國民之大病。無論藥名或化妝品名，非用假名寫便賣不出去，不吹成巴黎流行品或德國醫學博士所發明便流行不起來。」他還指出，「在宮內省的某些儀式上，不許穿和服的日本男子入場，實為天下怪事。」（《西洋中毒》，大正5年）這一時期，生活方式上進一步西化，如西洋髮式流行，美容院興旺。西服更由於化纖的研製成功而廣為普及。進入大正後，移入美國風氣，咖啡館和酒吧多有設立。在住居生活中出現了所謂「文化住宅」。此外，大眾文化與傳播媒介開始萌芽和形成。而在政治上出現了「大正德謨克拉西」運動，要求普選權和實現政黨內閣。馬克思主義運動趨於活躍，文化主義、教養主義、人道主義等思潮均有相當影響。上述這些政治運動和社會思潮也都是代表這一時期情緒的象徵性史事。

  （四）從30年代之始（昭和初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其間大約15年，可以視為近代後的第二個「冷漠牴觸期」。眾所周知，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1937年又開始全面侵華戰爭，1941年最終挑起太平洋戰爭。與此相應，隨著戰爭的不斷升級和擴大，文化上的排外主義也愈演愈烈。自30年代初起，日本主義大倡，國家主義者不斷要求清除歐洲文化的影響，如半田敏治所擬《皇國日本再建案大綱》指出，「明治維新以來，接觸了新的歐洲文化，並急於採用模仿，結果使崇拜歐洲之弊風瀰漫於全國上下，對於國體之尊嚴及皇國古來之文化產生錯誤的價值認識。從上到下，在思想和文化上逐漸陷於歐美殖民地化的境地，這便是皇國文教之現狀。如此一來，舉國將喪失精神上之獨立，失去魄力與活力，耗盡興國之氣力。於皇國而言，此實精神上之一大危機也。而醫治之道唯在一途，即使其重新認識國體之尊嚴及皇國古來之文化。」[72] 1935年，軍部法西斯主義者通過打擊「天皇機關說」而掀起「國體明徵」運動，強調發揚「國體之精華」。1937年，文部省發布《國體之本義》，認為外來文化是產生各種問題的根源（從共產主義運動到「天皇機關說」），因而要把「醇化」外來文化作為主要任務。這種排斥外來文化的運動，後來發展到宣布某些外來語為「敵性語言」而加以清除，如棒球用語デツドボール（死球）、ボール（壞球）、アウト（出局），婦女用品ブラジャー（乳罩）、コルヤツト（緊腰襯衣）、スリツプ（長襯裙）、コンビネーシヨン（連褲襯衣）等等。美國和英國也被日本人罵做「鬼畜美英」，可以和歷史上罵元朝為「狗子孫」相媲美。總之，由於法西斯主義的煽動和戰爭造成的民族仇恨，使日本基本上喪失了對本民族文化和外國文化的正常的判斷能力。代表這一時期情緒的象徵性史事有「昭和維新」思想的興起、「國體明徵」運動、《國體之本義》的發布、「近代超克」論的喧囂以及內閣情報局的思想統制等。

  （五）從1945年戰敗投降到60年代中，其間20年，可以視為近代以後的第三個「熱情吸收期」。不少學者把日本戰敗和接踵而來的美軍占領而造成的開放稱做「第二次開國」。日本主義者歷來引以為自豪的「國體」被進行了事實上的改造。因戰敗而造成的民族自卑感籠罩列島。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從議會民主制度、教育制度、社會思潮、文化藝術到科學技術、經營管理乃至生活方式，以不亞於「文明開化」期的規模和聲勢湧入日本並被熱情吸收。真是無獨有偶，類似於「文明開化」時代主張廢除日語使用英語的見解又出現報端，如用日語寫出了不少如花妙文的著名作家志賀直哉，1946年在《改造》4月號雜誌上著文，主張原封不動地採用法語為「國語」。這一時期，日本人的世界化意識也極大地增強了，冠以「世界」二字的雜誌層出不窮，如《世界》《世界周報》《世界評論》《世界文化》《世界文學》等等。正如《戰後日本的發現》一書所說，「敗戰後，所謂鹿鳴館時代再度出現。而和明治（時代）不同的只在於，這次是無條件投降和被占領。總之，排外主義灰飛煙滅，傳統的價值觀分崩離析。有了占領軍的指導，外來文化像瀑布一樣傾瀉而入，填補了空白。國粹的傳統主義銷聲匿跡，文化的國際化大規模展開。」[73]總之，由於戰敗造成了日本人精神上的虛脫狀態，由戰時的不可一世的優越感，一變而為無地自容的劣等感。與此相應，傳統文化被懷疑而遭貶，而外來的美國文化卻被理想化並倍受崇拜。代表這一時期情緒的象徵性史事，有新憲法的制定和實施，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所進行的民主化改革，美國文化的大規模流入等。

  （六） 60年代中期以後，在文化上日本人的情緒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時期的下限應劃在什麼地方，此處暫不作結論（也許，把80年代中「國際化」的提出作為劃定下限的標誌是適當的）。這一時期的出現，是和5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開始高速成長有著直接的聯繫。由於經濟上的成功，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心逐漸恢復，又開始以新的視角去審視自己的文化，並越來越多地加以肯定，強調它的獨特性和這種獨特性在日本近代化中的積極意義。從日本文化論的發展來看，早在50年代中期，加藤周一發表《日本文化的雜種性》（1955年），梅棹忠夫發表《文明的生態史觀》（1957年），開始把日本文化看作是與西方文化平行並不劣於它的文化。但到60年代中期，中根千枝更進一步，發表了《日本式社會構造的發現》（1964年），強調日本文化的獨特性（如「縱式社會」論和由此而來的「集團主義」等）及其貢獻於近代化的積極意義。[74]尾高邦雄發表的《日本式經營》（1965年）也強調立足於日本文化獨特性的日本式經營的成功之道。不少外國學者也為日本的成功拍案叫絕，提出要向日本學習。這種情況，正如日本社會學家藤竹曉所說：「這意味著（日本）在國外尋找榜樣，以它為目標決定日本命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日本進入要用自己的雙手決定自己命運的時代。」[75]也有人談論，對日本來說，今後將是「和魂和才」時代。這種因經濟成功而激發起來的民族自豪感，推動日本人去廣泛地重新「發現」自己的傳統，如出現了民謠熱，出現了青年人對古典藝能的日益高漲的興趣，還出現了爵士樂隊穿日本古裝舉行演奏的情景。日本評論家竹內宏也從另一個角度指出：「目前人們對精神享受的追求，在生活方面已經導致了日本風俗、日本格調的重新抬頭。新建的公寓開始增設日本式房間，洋樓的四周以日本式庭園代替了草坪。人們對沖天直射的噴泉已失去了興趣，而對保留大自然景色的人工小溪則興趣盎然。經營日本飯菜的餐館層出不窮，地方風味小吃及大眾酒館生意興隆。日本燒酒的需求量扶搖直上。新年伊始參拜神社的人們逐年增多。」[76]除此之外，一些論者早在60年代中期就指出，紀元節復活論、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皇國史觀的復活、朱子學回歸的文學論等一系列現象都是傳統主義思潮抬頭的具體表現。[77] 80年代日本政府某些領導人提出的所謂「戰後政治總清算」，恐怕也應作如是觀。

  不過，應當指出，6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日本回歸現象，主要不是表現為排斥外來文化，而是表現為對日本自身文化的高度評價和自信。由於評價過高，自信過分，也招致了國際社會的陣陣非難之聲。於是又有人提出，日本應實行「第三次開國」。

  餘論

  如上所見，日本在吸收外來文化上存在著明顯的周期性，尤其是近代以後，周期交替的頻度更大。可以說，在日本的近代化過程中，大約每15年到20年，「熱情吸收期」和「冷漠牴觸期」或者說「洋風」與「和風」

  （按，此處的「洋風」與「和風」系指西方近代文化與日本傳統文化，且「風」字兼有風潮之意）便要交替出現一次，而且在多數情況下，其風頭都有鋪天蓋地之勢。當「洋風」勁吹時，對外來文化的熱情吸收刺激了文化機體活力的煥發，從外部獲得了民族文化發展所必需的豐富養料，但當這種「風勢」超越一定界限時，便會因不適宜（如「改善人種」「廢除日語」等「全盤西化」的幼稚而錯誤的主張）和攝取過量而引起「拒食」現象，在情緒上表現為對傳統失落的恐懼不安，於是社會呼喚「日本回歸」,「和風」便驟然再起。傳統的復歸有利於對攝入的「外物」進行重新選擇、消化和吸收，成長出新的「血肉」，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特色。但是，當對傳統（尤其是諸如「國體精華」等不良傳統）強調過分，甚而成為神化傳統的奴隸時，便又會造成盲目排斥「外物」，導致文化機體枯瘦化，在情緒上表現為對傳統（尤其不良傳統）的厭煩，而思慕與傾心「外物」，於是社會又回過頭來呼喚「開國」——如此周而復始（當然不是簡單的循環重複），這便是日本文化所具有的一種顯著的自律性。

  那麼，日本近代化過程上中「洋風」與「和風」的周期性交替現象又說明了些什麼問題呢？筆者以為，它至少可以說明如下幾點：

  1.外來文化的吸收不是直線進行的，在某一定歷史時期內，對於吸收主體來說，存在著一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極限或者說「承受度」，超越極限或「承受度」的無盡吸收是不大可能的。

  2.根據同一道理，即使是有用的甚或先進的外來文化，也不可能一口吞下，而是分階段吸收或者說是「按頓吃飯」的。

  3.外來文化和傳統文化各有其精華和糟粕，也各有其深層的無法「拿來」或拋棄之處，不能把舶來之物皆目之為「文明」全部接納；也不應把固有之物皆目之為「國粹」如數保存。歷史證明，前者會走向從根本上否定本民族的存在，後者則會走向本民族的故步自封或自我膨脹。總之，處理二者關係上的極端性行為，都會招致失去正常的判斷能力，從而造成不良甚而嚴重後果。

  4.那些有著自己的文化根底而又處於日益強化的國際文化交流中的國家和民族，既不可能紋絲不動地「全盤不化」，也不可能脫胎換骨地「全盤西化」，正確和自然的做法只能是，在保持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吸收外來的優秀文化，孜孜不倦地努力於綜合創新出更富有生氣和活力的民族文化。

  參考文獻：

  [日]加藤周一：《雜種文化》，講談社，1974年。

  [日]神島二郎：《文明の考現學》，東京大學出版會，1971年。

  [日]山本新：《周辺文明論》，刀水書房，1985年。

  [日]宮崎道生：《近代世界和近代的思想與文化》,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