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知識階層在吸收外來文化中的作用及心態

  日本以長於吸收外來文化著稱於世，以至於有學者發出了「在世界歷史上，很難在什麼地方找到另一個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計劃地汲取外國文明」[34]的慨嘆。這種「成功地有計劃地」吸收外來文化的活動，一方面和政府的主動組織與主持分不開，[35]另一方面則和知識階層的積極參與有著密切的關聯。本節試圖對日本知識階層在吸收外來文化過程中的作用及心態作一探討。

  （一）大體上說，日本知識階層對於外來文化起著了解學習、介紹傳播和改造運用的作用。

  從世界史範圍來看，日本是較早地形成留學制度和習慣的國家。據文獻記載，最早向中國派出留學生（僧）是在公元608年（推古天皇十六年，隋大業三年）。此年，聖德太子遣小野妹子使隋，同時派出留學生（僧）高向玄理，南淵請安、旻等8人赴隋學習。[36]有隋一代，日本向中國派遣的留學生（僧），在史籍上留下姓名的共13人。[37]至於唐代，日本派出的留學生（僧）更多，史籍留名的留學生26人，學問僧90人。[38]隋唐時代的日本留學生（僧）學習年限較長，有多至三四十年的，對中國文化有深切的了解。入宋以後，來華者多為僧人，而且不再由政府正式派遣，但受著日本佛教界留學習慣的無形支配，仍然一代接一代地來華學習，學習的內容也不限於佛教，而是包括儒學等在內的廣泛的中國文化，故從本質上講，留學僧也是留學生。兩宋時代，留名史冊的留學僧共131人，[39]超過了唐代。元代中日兩國間雖然發生了戰爭，但並未影響留學僧的來華，已知的入元僧為222人，[40]創各代日本留學僧最高紀錄。明代來華日本留學僧也很可觀，已知者為114人；[41]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大批禪僧是以政府使者身份來華的。直到清代，因滿族入主中原，而日本知識界不以他們為中國文化的正統代表，所以少有來華留學者。幕府末年，在和西方國家通交之後，日本又立即向這些文化發展高於自己的國家派出了留學生。[42]據不完全統計，幕末由幕府和各藩派出的留學生為148人。[43]明治以後，其規模更加擴大，自明治元年（1868年）至明治七年（1874年）計派出留學生585人。[44]如上所見，自第一次派出留學生的公元608年至今，已有將近1400餘年的歷史，這樣源遠流長的留學制度和傳統在其他國家的歷史上是不多見的。

  日本留學生深入他國社會之內，在所在國文化氛圍中了解學習該國文化，不少人幾乎達到了「無差別境界」。如某些五山禪僧寫的漢詩被評為「不帶和臭」（日本味），使中國學者也讚賞有加。

  日本留學生（僧）在中國留學期間，無不廣泛搜購典籍，複製文物，然後車載船裝地運回國內，如玄昉回國時，帶回經論1076部共5048卷，其數量差不多等於整個《開元大藏經》。又如園載，因歸國時帶書奇多，以致引發好友著名詩人陸龜蒙的慨嘆，特寫《聞元載上人挾儒書及釋典歸日本國更作一絕以送》詩，形容為「九流三教一時傾，萬軸光凌渤澥聲」，詩作述事不無誇張，但也足見其所攜典籍數量之龐大及內容之繁富。再如空海在長安青龍寺學習時，不僅請宮廷畫師李真為之臨摹佛像，作祖師影，還雇了二十多位經生為之抄寫密教經典。平安時代的留唐學僧，有所謂「入唐八家」，即除上述的空海外，尚有最澄、常曉、園行、園仁、惠運、園珍、宗睿，均以帶回大批典籍文物而聞名史冊。總之，這些人除帶回自己「滿腹經綸」的「軟體」外，還進行大規模的搬運中國文化「硬體」的工作。因此，某些在中國已失傳的典籍今天尚可在日本找到，其中部分功績就歸屬於他們。

  留學生學習和掌握了外國文化之後，回國後便以不同的方式進行介紹傳播。如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和中臣鐮足便曾受教於留學隋唐歸來的南淵請安，而近代以後的歸國留學生充任各級學校教員者不可勝數，有的還自創學塾，講授與傳播西方文化，著名者如新井常之進（謙和社）、木村熊二（小諸義塾）、津田梅子（英學塾）、中江篤介（法蘭西學舍）、馬場辰豬（明治義塾）等。至於歷代留學僧更是把他們得自異域的全部知識和體驗傳給弟子們。

  留學生之外的知識階層中，也有不少人雖未出國門一步，但卻終生坐讀外國書籍，研究外國學問並加以傳播。如江戶時代的蘭學家杉田玄白、前野良澤、大槻玄澤、桂川甫周、宇田川玄隨、小石元瑞、橋本宗吉、志築忠雄、吉雄俊藏，以及幕末的伊東玄朴、緒方洪庵等都是這樣的西方文化研究家和傳播者，他們弟子如雲，影響深遠。而這樣的現象在同時代的中國歷史上卻是幾乎見不到的。

  近代以來，日本的知識分子（本文中所說的「知識分子」，泛指有見識的「讀書人」，未必都是學術上定義的嚴格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更通過辦報、教學、講演、著述、翻譯等不同方式廣為傳播外來文化，並以可能的方式推動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和日本化。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代表人物是福澤諭吉（1835—1901年）。他出身於九州中津藩的武士家庭，20歲時離家前往長崎學習荷蘭語，21歲轉入大阪緒方洪庵主持的「適適齋」繼續學習蘭學，25歲改學英語，此後至33歲兩次赴美，一次赴歐。總之，20歲至33歲是他了解學習西方近代文化的時期。此後，他創辦慶應義塾，結「明六社」，創《時事新報》，前後寫出《西洋旅行指南》《西洋衣食住》《訓蒙窮理圖解》《萬國一覽》《世界國盡》《西洋事情》《勸學篇》《文明論概略》等著作計57種100冊。直到去世，他終生致力於介紹、傳播、移植西方近代文化，並為由此途徑實現日本的近代化而奮鬥。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們從事西洋學的人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介紹西洋的實際情況，促使日本國民有所變通，早日進入文明開化的大門」[45]。他還把日本文化與西方文化詳加比較，探究日本不如西方之處，指出學習西方的正確途徑與方法等。

  請記住𝖻𝖺𝗇𝗑𝗂𝖺𝖻𝖺.𝖼𝗈𝗆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在吸收外來文化過程中，執政者往往起用對外國事物有較深了解的知識分子作為自己的顧問和智囊，這在日本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如大化改新時代的僧旻、高向玄理被委任為「國博士」，成為改新的思想指導者；而平安時代的漢詩文大家菅原道真居於朝廷外交要衝；至於室町時代則多以漢學修養高深的禪僧充任幕府的政治和外交顧問乃至政府使節，如絕海中津、堅中圭密、明室梵亮、龍室道淵、恕中中誓、東洋允澎、天馬清啟、竺芳妙茂等都是。江戶時代也繼承了這一傳統，碩儒藤原惺窩、林羅山都充當過德川家康的政治顧問。

  知識階層對於輸入的外來文化並非簡單傳播和搬用，而是依據日本的「風土」加以改造，如他們把以「孝」為本的中國儒學倫理觀改為以「忠」為本的日本倫理觀，把西方的「自然權利」概念通變為日本人易於理解和接受的「天賦人權」，如此等等。顯然，如果沒有這樣一番改造運用，外來文化便不能在日本生根並產生影響。

  外來文化的吸收，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除了要有相當的文化水準和相應的專業知識外，還需要有對本民族的使命感和獻身精神。知識分子具有較強的時代意識，他們往往以特有的敏感，在世界潮流中估量本民族所處的地位，進而作出相應的反應和積極的努力，以探索民族的進路。例如，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在日本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日本著名漢學者、當時日本最高學府昌平夤舍長齋藤竹堂感慨萬端地寫詩道：「海外之州跡渺茫，忽聞西虜勢騰驤。蛾眉解作三軍帥，[46]鳥嘴利於千段槍。鐵艦膠沙推不動，絨旗委地暗無光。休言勝敗屬秦越，自古籌邊戒履霜。」[47]可以看出，他對西方國家來勢之兇猛，武器之精良留有很深的印象，他立即告誡日本人，勿謂勝敗於己無關，嚴重的民族危亡之秋即將到來。他寫了《鴉片始末》《續鴉片始末》等書；其他學者則為之寫序作跋，共同吶喊。詩人山田芳谷也寫了「勿恃內海多礁砂，支那傾覆是前車。浙江一帶唯流水，巨艦溯來歐羅巴」[48]的詩章，呼籲國人清醒應變。此外，鹽谷宕陰等也告誡說：「西海之煙氛，又庸知不其為東海之霜也哉！」[49]中國人魏源寫的《海國圖志》在此時的日本也成了熱門書。儘管伯理艦隊1853年前來叩關時，日本人仍顯得手忙腳亂，但應當看到，由於一批知識分子在鴉片戰爭後作了十年左右的喚醒工作，日本民族對西方資本主義入侵的心理準備要比中國充分得多，這庶幾也是後來兩國結局不同的原因之一。又如，著名蘭學者佐久間象山在《安政條約》簽訂之後，力主開國，他認為當今世界科學技術大開，各國勢力大伸，這是一種「天運」，即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日本也奈何不了。日本應當與外國以禮相交，並學習它們的長處，尤其是西方的科技，使日本成為世界大國。這在當時是很卓越的見解。在他應召前往京都準備出山時，更以「天下治亂繫於一身」自命。但是，他的活動遭到攘夷派的憎惡。他外出乘馬，必用洋式馬鞍、馬鞭、馬靴，更為攘夷派所忌恨，他對此不加理會，活動如常，終於被刺身亡。此外，像橫井小楠、森有禮等也都因力主引進外來先進文化而死於攘夷派或頑固守舊分子的刀下。[50]

  至於在大規模移植外國先進文化，進行革命性變革和建設時，更需要一大批受過先進文化薰陶的知識分子擔當重任。如明治年間，一代留學生在各個不同的領域進行了創造性的移植西方文化的活動，成績卓著，其著名者如：政治和法制方面的伊藤博文、井上毅，經濟方面的澁澤榮一，陸軍方面的桂太郎，海軍方面的山本權兵衛，民權運動方面的中江兆民、馬場辰豬，輿論和教育方面的福澤諭吉、中村正直，美術方面的黑田清輝，文學方面的森鷗外、夏目漱石，自然科學方面的伊藤圭介、菊池大麓，哲學方面的西周等等。這些人物不盡相同，也各有其階級局限性或歷史局限性，但以歷史主義的眼光來看，他們無疑在吸收近代西方文化推動日本近代化過程中，作出過很大的努力和貢獻。即使存在著為數眾多的本國知識分子，但由於在質和量上的不足，便出現了大規模聘任外國知識分子——西方專家幫助移植先進文化的現象。這種現象最好不過地說明了，知識分子在吸收外來文化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對外來文化的大規模吸收，由於是在不同文化的撞擊中進行的，並常伴隨著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變革，所以在日本的知識階層內部每每有著極其不同的反響。明治年間，在吸收西方近代文化時，這一點表現得尤其突出。

  某些西方文化排斥論者認為，西方的窮理之學只不過是一種「分析術」，而拿出顯微鏡是看不見父子君臣之道的。即使西方的兵法也是學不得的，因為那樣做的結果，似得權宜之便，卻有傷於「大本」。為了防洋賊，就去學洋術，那豈不等於為了和狗斗就去學狗咬嗎？[51]還有人（如佐田昌介）提出了「洋燈亡國論」，認為洋貨的輸入會導致日本亡國，並堅持佛教的「須彌山世界觀」，反對西方科學思想的移植和傳播。總之，凡西方事物，從「形而上」到「形而下」，都應堅決排斥之。與此相反，某些主張「全盤西化」的論者認為，日本事物「幼稚卑陋」，不足以自存。日本文字應該廢除，代之以拉丁文（這方面的代表人物首推南部義籌）。日本人種不論在肉體上還是智力上都劣於西洋人種，很難與之競爭，所以，日本男人應明了自然淘汰和適者生存的法則，與自己的日本妻子離婚，而跟具有更優秀的肉體和智力的西洋女子結婚，[52]云云。連人種都要「西化」，其他自不必說了。

  當然，這些都是極端的例子，不能代表知識分子的主流。如前所述，在先進外來文化的移植中，知識分子是主動而積極的參與者，同時，由於他們處於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交匯的渦流中，因而，他們的心態也常常是飄搖無定和十分複雜的。概而言之，一方面，他們希望通過對外來先進文化的吸收，使本民族趕上時代潮流，飛速進步。另一方面，又憂慮對外來文化的吸收會造成種種弊端，尤其是有可能導致日本傳統文化特色的喪失。所以不少知識分子經常不斷地修改自己的態度。這種心態在大規模吸收西方文化的明治時代，表現得最為突出。福澤諭吉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眾所周知，福澤諭吉在明治初年曾如醉如痴地追求西方文化，但在1877（明治十）年卻告誡日本人要有「抵抗精神」。他說：「察日本近年之情況，被文明的虛偽之說所欺騙，抵抗精神漸趨衰頹，憂國之士不可不講求防救之術。」[53]翌年，他對西方文化作了更明確的表態，稱：「吾人看法與（西洋文化）醉心論者全然不同，吾人對於我國不是一個新的西洋國家不唯不為之憤嫉，反為試圖做西洋國家的想法而深感憂慮。」[54]好像他自己從來就不曾醉心西方文化，也不曾想使日本做一個西方國家似的。接著他又說：「既已有固有之文明，何故又欲加以拋棄？以固有之智力而行固有之事，兼采西洋事物以為我固有之物。且棄之者要使其極少，采之者要使其極多。」[55]這段話雖不長，但涵義卻很豐富，至少有以下三點值得注意：（1）對傳統文化不能拋棄；（2）應兼采西方文化使之豐富傳統文化；（3）對傳統文化應儘量少拋棄，對西方文化應儘量多吸收，即實行「少棄多采」主義。筆者認為，福澤諭吉在這裡提出的文化上的「少棄多采」主義，實際上就是自古以來日本處理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關係的一貫做法，唯其如此，才有今日日本文化之兼容並蓄的特色。

  此外，像加藤弘之、西村茂樹等人也都有著由鼓吹外來思想而回歸傳統思想的經歷。在他們之後，明治和大正時代的知識分子，如被稱為近代文豪的夏目漱石和森鷗外等人，其思想也多有曲折和惶惑。

  夏目漱石漢學修養極深，34—36歲（1900—1903年）時前往英國留學二年，專攻英國文學。在留學生活時期，曾深深陷入不同文化的矛盾衝突中而不得安寧。他一生都在體味、描繪和批評日本人在外來文化和傳統文化撞擊中的感受和表現。作為一個有時代感的知識分子，他承認近代西方文化的先進性，認為「西洋的開化動如行雲流水」「似花開綻蕾」般的自然，是一種「內發的」文明開化[56]。因而他反對文化上的「國粹保存主義」，指出，「在東西交往的今天，國粹保存主義想把過去的東西原封不動地加以復活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主義只不過是喧囂一時而並無實效，雖進行反抗，終被時代的大趨勢所壓倒。這就是一般的形勢」[57]。同時，他對於日本文化在與西方文化相交時的態勢也有深刻的見解，指出，「當財力、腦力、體力和道德力非常懸殊的民族在鼻尖對鼻尖地相遇時，低的一方就會頃刻喪失自己的過去」[58]。但是，夏目漱石又是一個個性很強的「感情型」人物，儘管看清了「大趨勢」卻又十分不甘於在西方文化的浪潮衝擊下隨波逐流，成為西方文化的簡單模仿者。他強調日本人的「自我本位」，宣稱絕不做「英國人的奴婢」，反對成為「日本人的身子配西洋人的腦袋的怪物」。他在一系列作品中表達了對模仿文明的反感和不安。[59]如他在《現代日本的開化》中不無揶揄地說：「受到這種（外發的）開化的影響的國民必然會有某種空虛感，也必然抱有某種不滿及不安之念。有些人似乎以為這種開化是內發的並沾沾自喜，實為不妥。這頗為時髦，但並不得體，既虛偽，又輕薄，就像小孩吸菸一樣，連煙味為何物尚且不知，就裝出一副大得其味無窮之妙的樣子。……日本人真是怪可憐巴巴的民族。」[60]夏目漱石辛辣嘲諷日本人的輕薄膚淺和「打腫臉充胖子」式的文明開化，歸根結底是他有兩怕：一怕喪失「自己的過去」，二怕喪失「日本人的特性」。為此，他煩惱不安的靈魂，一生未得稍息。那麼，他為這個因急於文明開化而患病的日本開了什麼良方呢？如他自己所說，「我無良策，只能說點冠冕堂皇的話，就是在儘可能不得神經衰弱的情況下來進行內發性的變化。如此而已，豈有他哉！」[61]他所說的「內發性的變化」，指的是在可以承受的範圍內，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情況下，求得一些實質性的進步和變革。

  與夏目漱石同時代的森鷗外於1884（明治十七）年前往德國留學，專攻醫學，他在途中寫的《航西日記》中，記述了他能有機會親自接觸和攝取西歐文明的「欲毋喜不可得也」[62]的心情。但在獲得四年留學體驗回國之後，他卻自稱為「留洋歸來的保守主義者」，認為「長期存在的東西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之，他反對完全以西歐為模式來改變日本的風習、制度和機構。當然，他也絕不是一個真正的保守主義者，而是積極主張知識分子應具有調和日、西文化的能力，並把這類知識分子看作是理想的學者和希望之所在。如1911（明治四十四）年他在悼念田口卯吉的文章《鼎軒先生》中寫道：「我把近世的學者分為一隻腳的學者和兩隻腳的學者。新的日本是東洋文化和西洋文化匯合之處，因之，既有立足於東洋文化之學者，也有立足於西洋文化的學者；二者都是一隻腳著地。不過，雖然是單足獨立，但也有像大樹那樣根深蒂固，腳下有力，推也推不倒的人。這樣的人，無論是東洋學家——國學家和漢學家，還是西洋學家，都是有用之才。不過，這種一隻腳的學者意見偏頗。因為偏頗，所以他們的意見一旦付諸實踐就要出毛病。……現在許多學術上的糾葛和衝突就是這兩種因素之爭。所以，時代特別需要兩隻腳的學者，即需要那些一隻腳立足於東洋文化，而另一隻腳立足於西洋文化的人。……這樣的人是現代所必需的調和性因素，然而這樣的人又最為難得。」[63]森鷗外所推崇的就是像逝者鼎軒先生這樣的學者，他還希望能出現踏著田口卯吉足跡前進的「兩隻腳的學者」。由此，森鷗外認為，在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的接合點上活動的學者，應是對兩種文化都有深刻的了解，意見不失偏頗，並善於調和和處理二者關係的學者，只有他們才是時代所需要的最理想的學者。

  青年時代的森鷗外對醉心西方文化的現象批評較多，這可能和當時適逢「洋風」衰頹、「和風」旺盛的時代背景有關。晚年的森鷗外對西方文化表現出更寬廣的胸懷。如他在1914（大正三）年寫的《〈人生記〉序》中說：「吾人已入於世界潮流之中，但不應任自漂流。往者不可追。作為新人，吾人迎來了新的時代，即應站在新的立足點上，宣傳新的使命。吾人永遠不能墨守褊狹的、頑固的、僵死的習慣和道德，不能逆世界活的潮流而動。吾人也必須了解原來所不了解的事物。」[64]他又說。「欲覺醒於新道德、新政治、新宗教、新文學，並欲奮起而創造者，首應使自己深刻化，使自己之內涵更加豐富。沒有包涵和寬容便沒有創造。吾人勢必要拋棄舊道德，而接受富有生氣之新道德。從此一意義上講，今日之急務在於，更多地擷取西洋文明之成果以資進行偉大的精神上之刷新。此急務之艱巨，實數倍於明治初年。欲使自己偉大，便須不吝容納他人之偉大。我等待著一個包容了世界上一切民族之優點的新的民族的出現。」[65]

  要使自己偉大，就要容納他人之偉大，要使日本成為吸收世界上一切民族優秀之點的新的民族，這就是立足於東西兩洋文化的森鷗外所提出的希望和追求。

  雖然調和東西方文化是明治時期一代知識分子的追求，但這種調和又殊非易事。1894（明治二十七）年自殺的青年詩人和評論家北村透谷，在其死的前一年，曾就日本文化界的現狀和他的苦悶在《國民與思想》中寫過如下文字：「或曰我恪守英國思想，或曰我傳播美國思想，我而何，我而何，各欲依據其所學之思想而指導國民。但若有誰稍提禪道，即被罵為『固陋』；稍論元祿文學，即被稱做『苟且之復古傾向』。嗚呼，不幸的今日之國民呀！非洋上舶來之思想，即應信其不值一顧嗎？他們如此被捲入模仿之漩渦欲到何時？今日之思想界，期待明達之士久矣，何不奮然而起，在此民族之上建樹起不愧為立足於19世紀之世界的創造性力量。復古，不可期；消化，亦不可期。誰能把猶如珍珠似的西洋思想調和到強韌的東洋情趣之上？出來吧，你詩人呀！出來吧，你真正的國民的大思想家呀！外來的力量和過去的力量，眼下已見得夠多了，而缺少的是創造性的力量。」[66]行文之中，表明這位青年文學家在兩種文化（即所謂「外來的力量」和「過去的力量」）的衝突面前，呼籲和尋覓「創造性力量」的出現，也即摸索出對東西方文化進行綜合創新的正確途徑。而在這種摸索中，既表現出了他的使命感，又表現出了一種無能為力的失落感和苦悶。

  陸羯南對於西方文化也存在著極其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稱讚「泰西文明的善美」，尤其是西方的理學、經濟和實業使人艷羨，但另一方面又害怕對西方文化的囫圇吞棗式的吸收可能給日本帶來危險。其一是，日本民族將喪失自己的個性，地圖上的「日本」將成為僅具空名之島嶼；其二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採用將導致君民抗爭和勞資對立，破壞國民內部的統一，無力對抗西方列強的侵略。[67]

  此後，谷崎潤一郎也抱有同樣的疑慮，他曾說過，「在感情上我喜歡東方主義，東方人無限留戀東方主義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果不想方設法加以保存並維護其獨特的文化，那麼東方最終將會在精神上成為西方的殖民地。然而如何使今日之諸多方面的社會組織與我們的舊傳統調和起來，這正是我的一個疑問」[68]。

  總之，上述事實說明，在「洋風」與「和風」的兩種文化的撞擊中，不僅整個民族，就是每個知識分子自身也處於飄搖不定、無所適從的心態之中。他們一方面具有試圖通過吸收外來先進文化進行變革，從而趕上世界進步潮流的強烈衝動，另一方面又害怕大規模的吸收外來文化會導致民族文化的「無國籍」化和「精神故土」的喪失，即充滿著對傳統崩潰的恐懼心理和騷動不安。不過，他們也都在探索著適宜的做法並提出了一些頗有啟發性的見解，如福澤諭吉的「少棄多采」主義，夏目漱石的「在不得神經衰弱的情況下進行內發性的變化」的主張，森鷗外的「立足於東西兩洋文化」論，以及北村透谷「建樹（能夠融合傳統與外來文化的）創造性力量」的呼籲等，都是發人深省的。由此不難看出，具有使命感的知識界在世界進步的大潮面前，一直在進行著嚴肅的思考，而思考的中心始終圍繞著如何以適宜的方式使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實現「對接」與融合，尋求一條既引進外來先進文化而又不喪失自身文化特色的「兩全」性的進路。